台灣電影市場在近幾個月的票房表現頗有復甦的跡象，票房超過數千萬元已經不是特例，而是一部電影賣座的基本指標，這種狀態比起10年前是明顯的對照。但是，要就此論斷本地的電影景氣即將翻轉，還為時尚早。
到目前為止，本地電影仍是以本地觀眾為製作考量，製作的格局、產品的設計並沒有超出大部分人印象中的國片太多；拍攝手法、故事大綱則明顯看到近幾年本土戲劇的深刻影響。例如，電視戲劇為了要防止觀眾的目光從螢幕移開，就會以數十秒為基本單位，在劇情、畫面上來「鋪梗」的作法，在幾部的賣座電影上都能看到，這原本是電視戲劇在廣告與劇情連貫的拉扯下，所開發出的折衷因應之道，但是，這樣的操作模式，卻也在台灣的電影當中出現。
這樣的電影，其實是電視連續劇的大螢幕版本。這樣的電影風格，就產業型態而言，具有濃厚的防禦風格策略，本身有不得不為的難處。因為，台灣的電影歷經長期的不景氣，人才斷層嚴重，《賽德克‧巴萊》等指標性大片拍攝時，歷經產業不景氣而存活至今的資深幕後人員，需要同時兼顧幾部片的搶手狀況，就時有耳聞。在這種狀況下，近幾年的台灣電影，在製作觀念、拍攝風格上，就會出現高度的類似性，從本土劇移植製作模式，更是不得不採取的應急措施。
而所謂的本地風格，或是貼近本地觀眾的電影製作手法，從產業的角度來看，是一種消極的防禦策略，它可以用來抵擋好萊塢等外來電影，而穩住最基本的票房市場。相對的，則是本地的電影很難走出台灣。從近年本地電影在台灣以外的賣座狀況，就可以感受到防禦策略所造成的限制。
此外，在製作上更是面臨挑戰。將近20年的電影產業斷層，讓整個業界都對製作有很大的距離感。只要把近幾年台灣電影，跟韓國、日本，甚至美國的相同預算規模電影相比較，就可以感受到，台灣電影的團隊，在預算運用的效率、細緻度，仍有很大的成長空間。資源的運作效率，是一部電影製作的關鍵。近幾年許多拍攝資金從高科技業、金融業挹注到電影產業，其中的關鍵就在於電影，近幾年本地電影的投資效率，相對於其他產業是較高的。
所謂的台灣電影產業可能復甦的說法，其實與現實不符。目前的台灣電影，在拍攝風格、團隊運作、資金運用上，都只是處於以本地市場作為操兵、調整的階段。嚴格說來，挑戰才剛要開始。
從投資資金的立場而言，需要台灣電影做更大的回收，而從賽德克等電影的操作經驗來看，本地電影市場有其極限，本地的電影產品，終究要以台灣本地以外的市場為標的。這時，以本地觀眾為製作依據的電影產品，然後期望藉著觀光等周邊產品來回收資金的傳統防禦策略，勢必要進行調整。
然而，就現實的環境來看，台灣電影似乎很難在台灣以外的地方獲得共鳴。只要看看本地視為指標的幾部電影在國外的狀況，就能感受到，儘管台灣電影在選材上，不乏具有跨文化、跨國的潛力，台灣媒體也常常或明或暗認為外邦人都對本地文化有高度興趣，但是，現實的狀況是，我們很難找出一部具有跨地域的台灣電影。這種狀況甚至還不如冷戰時期，台灣電影在華語圈所受到的重視。之前媒體猛炒《那些年我們追的女孩》在香港的賣座佳績，其實正反映了業界、相關人士心中的焦慮。
這是台灣電影即將要面臨的發展瓶頸。台灣以外的電影，從中國到美國，在製作上都已經開始朝向跨國的方向發展，台灣的業界雖已注意到此事，卻還沒有找到明確的方向感。嚴酷的挑戰即將來到，要說台灣電影已經復甦，還稍嫌樂觀。

左看：政府不該效法私人企業
裕隆集團執行長嚴凱泰日前公開表示，與民間企業相較，政府高官的薪水偏低，應予調高；行政院人事長吳泰成贊同此說，但坦言高官此刻加薪會有「社會觀感問題」。其實，台灣平均薪資十多年來未見成長，月薪低於3萬元者已超過350萬，此情況不改善，官員加薪的「社會觀感」將一直是問題；更何況，這兩人一搭一唱、欲拒還迎的戲碼裡，還有兩個更嚴重的問題。
第一，政府不是私人企業，也不該是私人企業。面對政府的效能低落，很多人不去細究其中原因，立即以企業的「效率」來要求政府，殊不知，企業往往是將許多成本（包括勞工培訓與福利、環境污染、技術創新等等）外部化、「慷社會之慨」之後才有所謂效率，但政府卻是必須統籌處理這所有問題的機構。眾口一詞要求政府「企業化」，實際上是推動政府進一步卸去社會職能、專心滿足私人資本需索的意識形態的一環。
第二，企業管理者領取超高薪酬，助長「贏者通吃」的惡質風氣以及貧富差距的快速擴大，早被批評是金融、經濟危機的遠因。此外，亦有研究發現此種高薪制對於企業的實際經營根本沒有助益，純粹是管理者自吹自捧兼自肥。李亮／文字工作者
右看：看名目薪資並不準確
日前裕隆集團執行長嚴凱泰公開指出政府高層薪資與民間企業相比偏低，難以吸引人才為政府服務。與此相應的，則是行政院人事總處著手規劃新的公務員調薪指標，將民間薪資納入參考，並思考彈性調高官員薪資。雙方對於公務員的彈性高薪制似有共識，但都忽略了一些重要問題，因而顯得理據不足。
首先，選擇當公務員者本就具有特定的能力與特質，這些人未必能夠在私人企業中爬上同樣的位階，直接以名目薪資作比較，並不準確。真要比較，應以具有同樣技能、特質且從事同樣工作者進行比較，看公私部門之間薪資是否真有不同。而就實際情況觀察，高階公務員的名目薪資雖比民間高階管理人員低，但從各級公務員（不論高低階）離職率甚低、且每年報考者如過江之鯽的情況看來，公務員的實質薪資與工作待遇顯然並不低。
其次，對屬於政務官的部會首長而言，這些人願意加入政府團隊，可能是出於服務公眾的意義感、累積社會資本，或滿足權力慾望，都是經濟學所謂的效用的一種，足以填補其薪資所得的差距。既然其效用能夠滿足，願意且適合出任政務官者似也大有人在，我們為何要替他們操心而多花稅金呢？王放／政治評論員

節譯■葉興台英國衛報的一篇評論指出，隨著敘利亞局勢迅速惡化為內戰，想採取行動的聯合國 ，又遭到中國和俄羅斯否決，反對敘利亞總統阿塞德（Bashar al-Assad）的人，在歷經近一年的努力，試圖逼阿塞德下台後，如今面臨到重要的轉捩點。
遺憾的是，西方國家和敘利亞的反對勢力曾實際嚴肅地討論過，解決這場危機的唯一方法，都環繞在一個問題上：如何增大壓力，引發敘利亞整個結構可控制的瓦解（controlled collapse）。
在這個過分簡化的方法中，其背後的邏輯總是依賴兩個核心的概念：首先，在阿塞德即將下台之際，伊朗和黎巴嫩的真主黨不會對這個堅定的盟友提供援助；其次，垂死和孤立的阿塞德政權所犯下的任何暴力可以適度地抑制。
但兩種假設都不太可能發生。阿塞德下台將對伊朗和黎巴嫩真主黨構成巨大的戰略打擊，這些演員接下來不可能忍氣吞聲，吸收他們損失的中東地位。
正如德黑蘭和貝魯特的重要領袖公開或私下表明的，阿塞德與他們是「鐵三角」（Resistance Axis），因此，兩國只會增加對阿塞德的支持，即便阿塞德政權更加暴力和無理。
但萬一這個主流看法是對的──伊朗和黎巴嫩真主黨不認為支持敘利亞符合他們的利益──若情況真是如此，情勢也不會如西方預期的那樣演變。阿塞德政權瓦解可能不會複製東歐國家在1980年代末期或埃及前總統穆巴拉克垮台的經驗，這主要是因為阿塞德和他的支持者控制了可觀的軍事實力，包括化學武器和導彈系統，不像伊拉克或利比亞。
此外，阿塞德家族與阿拉維教派（Alawite）掛鉤，可能有辦法對付日益暴力和擴大動員的遜尼派多數，又獲得軍方和菁英的支持，能好整以暇地穩住政權，不讓很多西方人自信地認為，阿塞德將被掃入歷史洪流的情況發生。
這種緩慢的結局意味了敘利亞將爆發極端暴力的內戰一段時間，產生嚴重的人道後果和各種難以預期的影響。但即便有人認為，阿塞德政權可能突然垮台，至少會發生一個額外的問題，在面臨隨時垮台的危機下，阿塞德和其支持者很可能寧願玉石俱焚。
事實上，無論德黑蘭或貝魯特有沒有幫忙，阿塞德政權有好幾種方式激怒以色列反攻，當前以色列國內也醞釀開戰的氣氛。只要一枚不知來源的小型飛彈，由黎巴嫩南部落至以色列北方，炸死為數眾多的平民，就可能達到目的，如以色列外長李伯曼最近所暗示的。
對向來懷疑救世主的阿塞德或敘利亞而言，這個賭注值得一搏，因為在中東掀起戰爭的後果未明，總比格達費和其爪牙在利比亞被捕要好。
反對阿塞德的人，尤其是西方國家，在認清這個事實後，必須承認過失，停止譴責阿塞德或俄羅斯，即便兩者得對目前局勢負起完全責任。在美國、歐洲、土耳其或中東地區，沒有人願意發起可能引發上述情況的大規模先制攻擊，尤其是這種行動會導致可怕的後果。因此，接下來在道德或戰略上最負責任的作法便是，慎重地與阿塞德政權展開協商。
這意味了首先得摒除「阿塞德做得太超過，不該與他協商」的想法。美國目前正與塔利班協商，而塔利班殺人和害人無數，甚至協助和教唆賓拉登攻擊美國平民、官員和士兵。更極端的例子是，美國前總統尼克森對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張開雙手，即便毛澤東發動文革，害死上億中國人。因此，目前透過協商解決爭議，將是逐步減輕暴力，確保個人利益，將情勢逐漸轉移到個人價值獲得重視的最好方式。
這個脫離常規的推論的重點在於，阿塞德政權或俄羅斯不可能不做交易，在當前的環境下，也存在著可以利用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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