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九十 期 2013.10.04 創用CC與公平文化:是自由?還是許可?─創用CC電子報─智邦公益電子報
enews.url.com.tw · February 16,20162013.10.19 中研院院區開放
周文茵 /文
一年一度的中研院院區活動(Open House)又來了!!!
我們今年持續參與,讓大家用輕鬆的方式認識國際正在推行的創用CC授權,還可以瞭解在設計領域應用的開放設計(Open Design)概念與有趣的例子喔!
10/19(六)當天早上10點開始,我們會在中研院資創中心R122演講廳與大家面對面進行互動。以下是當天我們推出的系列活動,歡迎一起來玩耍!【看短片,抽獎品】輕鬆認識創用CC授權、【國際大獎紀錄片大賞】輕鬆看電影...(閱讀全文)
創用CC4.0第四次草案熱騰騰出爐囉!
劉芊影 /編譯
很開心終於發布了第四個也是最終的創用CC4.0草案版本。首先是關於「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BY-NC-SA),而其他的授權條款也將陸續發布。
在此次草案發布前的徵求公開意見時間很漫長,希望能夠建立一個長久性、國際性以及容易使用的一套授權機制。在這次的草案中有一些轉變我們認為有助於達成上開目標,若希望閱讀更加詳細的內容可以參考 4.0 wiki! ...(閱讀全文)
開放設計可能面對的挑戰
劉彥岑 /文
開放設計要推行有三個困難點,我自己的觀察是:
要推動開放設計,就要將之視為一個互動過程:辨識條款、使用它創造新設計、分享出去。需要分享者、使用者的互為主體地成功互動, 才能促進設計智慧財的散布與激勵創新。
這個過程會碰到三個主要障礙須克服,第一個,使用者要有自己再製的能力; 第二個,分享機制的建立;第三個,不遵守法規的成本要高於守法成本。 ...(閱讀全文)
2013互動設計國際研討會
台灣創用CC計畫 /文
2013互動設計國際研討會(Interaction13)即將於2013.10.26,在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館舉行。 我們很榮幸今年有機會協助IxDA Taiwan舉辦這場活動。
大會今年設定主軸為「社會創新」(Social Innovation)﹐很用心地跨海找了四位國際級大師來開講,分享不同的不同的創新思維, 探討「社會創新的概念對互動設計領域的可能啟示與影響、為什麼互動設計師需要關注社會創新,以及互動設計如何能夠幫助社會創新。」...(閱讀全文)
CC專題:創用CC與公平文化:是自由?還是許可?
黃泰然 /文
在《誰綁架了文化創意》,創用CC的發起人勞倫思‧雷席格闡述了美國近年來著作權擴張與集中於少數內容產業業者的發展。 他憂心任何創作發明都要取得智慧財產權人同意的「許可文化」,將不利於文化創作與發明。相對於「許可文化」,雷席格的願景是人們能夠悠遊於創作的「自由文化」, 而創用CC授權即是其所提出的自由文化的實踐策略之一。但是,在用創用CC推行之初,以色列學者妮娃‧艾爾金可倫(Niva Elkin-Koren)就憂心各式各樣的創用CC授權條款, 唯一一貫的理念其實是財產權人控制的「自由」,而非自由文化。她擔心作為一種著作權授權契約,創用CC的推廣反而會深化了著作的使用必須取得財產權人同意的社會 規範,從而鞏固而非顛覆了「許可文化」。針對艾爾金可倫的批評,雷席格認為此憂慮理論上雖有可能,但是欠缺經驗證據的支持。而他相信比起常見的 「所有權利保留」的心態,創用CC所倡議的「部分權利保留」至少是一進展。
雖然創用CC相關的研究已不在少數,卻少有上述自由文化與許可文化爭議的經驗研究。 本研究旨在填補此一空缺,了解創用CC授權對網路使用者的著作權意識的影響,並嘗試在自由文化與許可文化的二元對立概念外, 提出「公平文化」的框架。就研究方法而言,研究者透過Amazon Mechanical Turk此一網路群眾外包平台,招募了637位美國的網路使用者,其中有效樣本為492人; 這些實驗的受試者被分為四組,每一組有123人。第一組為控制組,另外三組則為對照組。控制組的受試者並未在實驗中接收任何有關著作權或創用CC授權的資訊; 相對地,第二組受試者則有接觸創用CC「姓名標示」的授權標章說明的資訊,而第三組則係「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的授權資訊。 最後,第四組為美國的著作權授權中心(Copyright Clearance Center)的著作權宣導資訊 。
實驗的結果顯示,在非商業性重製與改作的情境,曾經接觸創用CC授權資訊與素材的第二組和第三組的受試者,與沒有接觸創用CC授權資訊與素材的控制組相較, 較不願意使用未授權的著作(但是,在商業性重製的狀況,三組受試者並無顯著差異)。在1代表「非常不可能」,而5為「非常可能」的李克特量表下, 控制組的受試者就非商業性重製的平均數為3.74,而非商業性改作為2.9。相形之下,第二組的受試者在非商業性重製與改作分別為2.88與2.31; 而第三組的則為3.02與1.94。換言之,在非商業性重製與改作,第二組與第三組的平均數皆低於控制組;此差異並有統計上的顯著性 。 相反地,就取得著作權人同意的重要性的態度而言(1為「非常不重要」,5為「非常重要」), 第二組與第三組的受試者在非商業性重製與改作的平均都高於控制組。與控制組相較,他們更認同非商業的利用取得著作權人同意的重要性。
實驗的結果相當程度印證了艾爾金可倫的主張。就非商業性的利用行為而言,創用CC授權的資訊與使用其素材的經驗, 似乎會讓使用者意識到取得授權的重要性, 而他們對使用未授權著作的態度也變得較為保守。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接觸到著作權宣導資訊並且照片有標示 「所有權利保留」的第四組的受試者,他們使用未授權照片的態度,與控制組的受試者並無太大差異。 申言之,創用CC授權的資訊與素材使用經驗,比起著作權宣導資訊以及常見的「所有權利保留」的標示,似乎更能影響使用者對利用未授權著作的態度。
相較於自由文化,本文主張「公平文化」的概念更能貼切地描述創用CC授權的實際,而此一概念也能讓我們跳出自由文化與許可文化的二元對立, 並且認識到「控制」在促進與自由分享的角色,以及這種「共享」反過來正當化財產權人的控制的可能。公平文化的概念,原由美國印裔學者曼德荷菲‧ 桑特( Madhavi Sunder )所提出,她認為自由文化的倡議者往往有「浪漫化」公共領域的傾向,但卻忽略其可能變質為權力者剝削弱勢族群的掩飾(例如西方國家對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的「自由」利用)。
桑特提出的公平文化相較於自由文化,更注重貢獻的肯定與補償的公平性。不過,促進文化表達的近用與分享, 同樣也是公平文化的重要目標。事實上,桑特指出因為智慧財產的保護,一些原住民族沒有了被剝削的疑慮,反而更願意分享。本文認為創用CC授權中諸如 「姓名標示」或「非商業性」等限制,其實也有類似的作用。這些授權條件或多或少都限制了著作的自由利用,但是這些「控制」卻也促成了社群的知識共享與近用。 必須指出的是,公平文化的概念不在於否認自由文化的重要性,而在於幫助我們認知到自由文化中也有「控制」,從而我們才可能省思在個別的知識共享脈絡下, 財產權人所擁有的控制是否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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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文所參考的文獻與詳細的實驗設計與數據圖表, 請參見:Tai-Jan Huang, Copyright Consciousnes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Discourse: The Politics of Creative Commons, Master’s Thesis, Stanford Law School (2013) 另外,對智慧財產權論述與創用CC在台灣的歷史脈絡有興趣者可參見:黃泰然,《智慧財產的他者及其抵抗:公共園地與創用CC》,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