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嚴法師 1949年,東初老人創辦《人生》,那時他赤手空拳到台灣不久,甚至連住地方也沒有,暫時落腳於北投法藏寺。雖然自身都還沒安定,東初老人卻已意識到文化與教育的重要性,這與他在大陸焦山辦佛學院的經驗有關,所以非常重視人才的培育。但是他既沒有道場,也沒有人手幫忙,要辦教育很不容易。 但是培養人才可從幾個不同的方向著手,第一是辦學校、培育學生;第二就是辦刊物。辦刊物的功能,一來可以鼓勵年輕的法師、居士們投稿,讓他們在撰述過程中,藉由思惟法義而使自己的智慧和文筆有所成長;二來也可以弘揚佛法,尤其那時台灣光復沒多久,整個漢文化,特別是漢傳佛教的文化相當落後,因此東初老人希望透過雜誌,讓民眾了解漢傳佛教,並且提昇佛教徒的水準。雖然不是辦學院,但也是一種教育,而且雜誌的教育功能更大、更普遍。 但是在沒錢沒物力的情況下,《人生》是怎麼發行的呢?東初老人找了十個經濟情況比較好的居士和法師當贊助人,然後每個月向他們收贊助費,以此做為資金來出版雜誌。 至於讀者、訂戶在哪裡?東初老人是按照寺院的名冊,將雜誌寄給每間寺院,以及一些學校、文化機構與書店。所以,雖然《人生》標榜著訂閱,也有訂價,但幾乎全部都是贈送的。實際上,他是藉由文化出版來弘揚佛法,再以佛法來教育大眾。 《人生》名稱的由來 為什麼將雜誌命名為「人生」?其實是從太虛大師所提倡的「人生佛教」理念而來。之所以有這樣的理念,是因為太虛大師看見大陸傳統的佛教,都是隱居山林、閉門修行的山林佛教,或是為往生者而設的經懺佛教,使得中國佛教日漸衰微,讓社會大眾看不起,甚至連當時的政府,也認為寺院對社會沒有實質的幫助,要沒收寺產來辦學校。因此,太虛大師的老師──寄禪法師(又稱「八指頭陀」),開始主張籌辦僧眾的學堂,太虛大師繼之而起,也鼓勵很多寺廟開辦佛學院。 因為東初老人畢業於太虛大師所設立的閩南佛學院,所以繼承了「人生佛教」的理念,要把傳統佛教轉化為文化的佛教、教育的佛教,並且根據佛法建設一個「人間佛教」的世界。 東初老人認為,文化與教育的佛教,是普遍適用於人間的,其內涵是關於人的生命、人的生活、人的生存,而這些就是「人生」。因此,他用了「人生」兩個字來為雜誌命名。東初老人辦《人生》後,幾乎每一期都會討論到人生佛教,進而根據人生佛教的角度來談論佛教。 《人生》是中國大陸法師到台灣之後,創辦的第一份中文佛教月刊,雖然是薄薄一本,但卻彌足珍貴。在每一期刊物中,常常可以看到東初老人一個人用許多化名,寫了許多文章;創刊的前幾期,內容多半都是他自己寫的。當時東初老人也藉由《人生》促成了教界的交流,一方面他邀請圓光寺的妙果和尚擔任社長,使妙果和尚接觸到大陸的佛教思想,另一方面又請到慈航法師來當贊助人,為雜誌寫稿。 今日,時隔近六十年,再來看「人生」這個主題,不但非常正確,而且十分現代化,相當具有未來性,因此,我對於東初老人呼應太虛大師的理念而創辦《人生》,感到非常地敬佩。 《人生》對教界的影響 這份雜誌到底發揮了多大的功能?首先,藉由《人生》,東初老人培養了不少編輯人才,還有寫作的人才。最初雜誌是由東初老人自己編的,後來邀請了圓明法師、廣慈法師、幻生法師、心悟法師、成一法師、星雲法師、性如法師以及張少齊居士、楊白衣居士來編輯。這些擔任編輯的法師,往往為了編雜誌而一再練筆,因為他們不但要寫編後語,還要與作者書信往來,更要回答讀者的問題,在早期的《人生》中,常見星雲法師寫的文章。所以,受邀擔任《人生》的編輯,雖然付出了很多的時間與勞力,可是無形中也得到不少益處。 另外,《人生》的創刊,對教界也產生了一些漣漪與反應,這可從《人生》復刻版中,所刊登的來信與回函中看出端倪。除此之外,《人生》出刊之後,佛教界其他雜誌也跟著陸續出現,表示辦雜誌的確是正確的弘法方向。 1960年,我繼性如法師之後擔任《人生》的主編。可是編了幾期,就因為受戒,以及受戒後突然決定南下閉關,致使東初老人來不及找人,也因為一直沒有人接續編輯,而在1962年停刊。 我從日本留學回來以後,就想要把早期的《人生》復刻,因為早期的雜誌散佚各處,只有我留學日本前收集的一整套,存放在東初老人的房間裡。這套雜誌如果不在我手上復刻,以後可能就見不到完整的了。因為若是我不在世了,這套《人生》是不是還會有人重視、是不是還有人能夠看到,都是未知數。 生命與《人生》息息相關 我復刻《人生》的用意,是為了保存歷史、保存文物,以及保存東初老人的心血與思想。但是一天過一天,一直沒有機會這麼做。後來我只能把這套書搬到我的房間,當我搬到哪裡,它就隨我搬到哪裡,因為《人生》是如此珍貴,連別人要借,我都不出借。 我的生命與《人生》息息相關,從當一位讀者、作者,進而成為編者。我尚在軍中時,最初是在煮雲法師的蓮社看到它。那時《人生》刊登著許多文章,除了長老法師執筆外,也有年輕法師的投稿,還有居士或一般年輕讀者的投稿,閱讀的年齡層很廣,讓我覺得這份雜誌滿有意思的。其實主要的原因,是當時佛教雜誌非常少,而《人生》幾乎是唯一讓大家共同來參與的園地。 我之所以會從讀者成為作者,則是《人生》主編性如法師的關係。他知道我在香港王道辦的《人生》投稿,於是向我提議:「你原本是法師,應該也為我們的《人生》提供稿子。」於是我開始為《人生》寫稿;也因此認識了東初老人。 當時東初老人看我文章寫得很勤,而且內容也頗有見地,就請性如法師約我見面。見了面以後,又親自約我到他所住的「中華佛教文化館」看看,於是我真的去拜訪他,日後便在文化館出家了。談起自己在東初老人座下出家的因緣,真可說是全因《人生》的關係。 我曾在自傳中提過,《人生》的停刊,除了是因為我去閉關外,主要也是因為自己感覺不勝負荷。因為《人生》每次募到的錢只有兩百塊,僅夠支付寄發的郵資、出版的紙張和印刷費用。錢少是小事,但是我一個人身兼作者、編輯、校對,還要負責發行。而所謂的發行,即是自己從印刷廠把雜誌運回來,然後一份一份裝進袋子裡、貼上名條,最後再送到郵局寄發,工作才算告一段落。但是,休息不到兩星期,又要開始下一期的作業了。 想想當時自己一個人要邀稿、寫稿,然後要編輯;而在編輯時,更不懂美術。那時還沒有智慧財產權的觀念,於是到處剪報頭、刊頭和插畫拼貼起來,就這樣編了寄出去。現在我看到當時自己編的《人生》,實在覺得很簡陋,版面編排真是談不上美學的概念。 這份雜誌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或許會讓人感覺水準不高、格局不大、思想偏於保守。雖然我的師父東初老人是個具有新思想的人,卻無法落實在《人生》上,讀者看不到特別、具有啟發性的新思惟。但是能夠將雜誌命名為《人生》,內容聚焦在人生的問題上,也可說是佛教新思潮的啟蒙了,這在當時仍然是非常稀有珍貴的。 《人生》的復刊意義 雖然我對《人生》一路走來的努力,感到滿欣慰的,但是我始終覺得很遺憾,因為1962年《人生》在我手上停刊。因此,當我從日本留學回來,開創了中華佛學研究所,也出版了《中華佛學學報》後,心想既然我回到台灣,就要將《人生》重新出版,然而直到1982年,雜誌才又復刊。 但是《人生》復刊時,也面臨了沒有人編輯、沒有經費的問題。於是我一方面請成一法師當社長、方甯書教授任主編,另一方面則自己寫稿子;首先推出了《人生》季刊,接著在同年11月改成雙月刊,1984年才正式改回月刊。 後來有幾位學生隨我出家,我就請他們來編《人生》,雜誌也就愈編愈出色。雖然是以小型報復刊,而且只有一張紙、四個版,可是在那段時間,我自覺文章寫得滿好,自己供稿給雜誌,讓《人生》的內容非常紮實。而出刊以後,也收到很多的鼓勵,覺得《人生》能夠復刊真的很好。 《人生》復刊時,我一共寫了五句話,內容是: 「人生」要在平淡之中求進步,又在艱苦中見其光輝; 「人生」要在和諧之中求發展,又在努力中見其希望; 「人生」要在安定之中求富足,又在鍛煉中見其莊嚴; 「人生」要在沉默之中求智慧,又在活躍中見其悲願。 《人生》一定要貼切著生活──有趣的、人情味的、知識的、啟發性的、樂觀的、鼓勵性的,負起良師益友的責任,陪伴著每一位需要它的人,建設人間的樂土,開發似錦的前程。 《人生》一定要辦下去 《人生》已經六十年了,在台灣,佛教雜誌能夠度過六十年的,真的不多,也不簡單。過去由朱斐居士負責的《菩提樹》雜誌,也是出版了非常久的時間;還有《慧炬》,也是由居士負責的雜誌,到現在還在出版。 我對《人生》的期許,是傳播人間淨土的思想。人間淨土的思想在我腦海裡已醞釀很久了,是根據太虛大師的人生佛教及人間淨土思想,還有印順法師的人間佛教思想而來,另外又再重新找經典根據,而成為我所提出的「人間淨土」。我雖然受他們影響,但我的「人間淨土」是創新的,與太虛大師的人間淨土思想不一樣。 我們進一步以「心靈環保」為核心主軸的理念,必須持續地推動,而這份雜誌的責任,就是推動法鼓山的理念。未來不管我還在不在,不管是誰擔任主編或社長,我寄望《人生》都能負起這樣的使命。 《人生》是給人光明的,《人生》是為世界帶來希望的。如果沒有《人生》,法鼓山就黯然失色,因為《人生》是法鼓山的喉舌,是外界了解法鼓山的媒介。如果沒有《人生》,法鼓山的能見度一定會減少,世界也就少了一絲希望與光明。因此,《人生》一定要繼續辦下去。 本文摘錄自《人生雜誌30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