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新聞

廿年的時間真的很長

◎史英（人本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廿年實在是很長的時間，三個無辜被冤的年輕人，眼看著也要老了；如今，救援幾近廿年之後，終於得到第二次的無罪判決，然而那天大家在高等法院門口等著，裡面傳來無罪二字的時候，一片歡呼聲中，我的心裡卻只有難過，並沒有歡喜。

八年前，第一次獲判無罪的時候，我們都已經歡喜過了。那時候的歡喜，是真的非常之歡喜，最主要的，當然是被關十幾年後終於能重見天日，至少可以修補一下身心的殘傷；另一方面，那也標示著台灣即將進入一個新的時代，舊的不義與不幸即將過去。然而，歡喜了沒過多久，檢方就提起上訴；五年纏訴之後，他們又被判了死刑，直到現在

媒體的評論說得好：「按照法治原則，要證明被告殺人，應該是由檢方提出不會使一般人產生合理懷疑的證據，說服法院定罪；被告方面，不須負擔證明己身無罪的責任。而這次更二審的程序，則是由被告徵得法院同意，邀來李昌鈺博士擔任刑事鑑定工作，提出的鑑定報告其實證明了三位被告並不在殺人現場，不可能與王文孝共同殺人。負擔舉證責任的檢方，除了依賴其具有嚴重瑕疵的自白之外，並無任何直接證據證明被告有罪，反而是由不須負擔舉證責任的辯方，成功地舉證被告並未犯罪。而這樣一個早該獲致無罪判決的司法過程，卻走了廿年仍未到頭。」（ 2010/11/15 中時﹚

最讓人心痛的是「走了廿年仍未到頭」：無罪判決後不到兩天，檢察官就對外宣稱他會提起上訴。雖然理論上他的上訴還要經過最高檢察長的審核，也可能因為上訴理由不足被最高法院駁回，但以過去的經驗，和對司法體系的了解，我總是覺得，這就是另一個三年、五年、甚至十幾年的凌遲的開始—我從來沒有這麼強烈地希望自己是錯的！

是的，這確實是一種凌遲，是一點一滴每分每秒的折磨；但我們司法體系裡，總有一批人心裡另有想頭，並不關心在他們刀殂下的魚肉。早些年，他們自以為是，唯我獨尊，就像那位出口驚人的李法官（記者問他證據在哪裡？他居然說「兩具屍體不是證據嗎？」﹚，一旦心中認定了什麼，就絕不肯認錯。現在時代不同了，現在的司法人，大概都知道「無罪推定」等等基本的原則，也明白人的智慧有限而應該多依賴「科學鑑識」；然而，他們更相信所謂的「多元」、「制衡」、以及「為什麼是我」的哲學。

三年前做出有罪判決的法官，和多年來承案的檢察官，大概都是這種心態：雖然你們的辯護「不無理由」，而三個人無罪被冤的事也「不無可能」，但讓我這個比較「傳統」的法官判你有罪，或我這個比較「認真」的檢察官繼續上訴，其實「也無不可」，因為，為什麼非得是我呢？總會有「新潮」的法官判來你無罪的—萬一沒有，也不能怪我，我是「依法」執行職權，誰叫你的運氣不好？

這和現在的許多名嘴或媒體一樣，拿民主社會的基本原則做護身符：不要怪我爆料，這是我的天職呀；你也有言論自由，可以出面澄清來制衡我呀，我講我的，你講你的，這不就是多元價值嗎？但對於無辜者所造成的傷害，卻完全不必負起任何責任；而對於在這其中所獲取的不當利益，也完全可以假裝並不存在。

回到現在這位檢察官身上，他很自然地會這麼想：起訴或上訴的固然是我，但有罪無罪自有法官（也不用管他新潮與否﹚「依法」來判決，也不是我可以決定的，這不就是「司法獨立」嗎？反過來說，如果我放棄上訴，那些充滿懷疑的人，不就要指責我是縱放罪犯的禍首了嗎？何況，我領國家的薪水，每天反正都要上班的，不做這一件，也要做另一件；反過來說，做這一件，不做另一件，也沒有多花什麼力氣，多付什麼代價

確實的，纏訟的代價，自始就是由別人負擔的：雖然最初起訴的證據只有「警棍，小皮包，廿四元硬幣」，也早就被證明和被告或案件無關；但在這個根本沒有任何證據的案子裡，三個無辜的人卻一直得去證明自己的清白。從另一方面看，雖然吳唐接先生說「將請檢察官上訴到底，盡到做哥哥的責任」，但這樣一直懸而不決，對被害人家屬而言，難道不也是一種凌遲嗎？連陳長文律師也公開呼籲「讓本案早日無罪確定。真正放下，生死兩安」（2010/11/16 聯合報﹚，但是，如果所謂「司法人」心中沒有對人的關懷，只盤算著自己的得失，任誰說破嘴皮也不會有用。

廿年的時間真的是很長，就在這無罪判決的前不久，我們的朋友，也是非常關心蘇案的孫大偉，竟撒手走了；回顧十五年前大偉為「死囚平反大隊」義務拍攝的短片，其中還有當時任立法委員的謝啟大的發言│斗換星移，滄海桑田，唯一還沒有變的，是建和他們三人坎坷的命運，以及我們的司法的顢頇！

當然，也不能說我們的司法完全沒有進步，如果是在以前那些人把持一切的時代，法庭大概根本不會允許請來李昌鈺，也不會有兩次的無罪判決；只是，對於耗盡青春歲月的人，對於台灣整整一代人來說，這進步也實在太慢了一點吧，如果還要等上另一個廿年！

◎本文出自〈人本教育札記〉25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