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新聞

死刑很好用

◎史英（人本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看到江國慶家人在電視上傾訴的種種，想到一個清白無罪的人就這樣哭喊無門地被活活整死，真的讓人非常憤怒；憤怒之餘，難免興起一個質問：不是說殺人償命嗎？那麼，是誰剝奪了江國慶寶貴的年輕的生命，難道那些混蛋「官」們，就不能也被判個死刑嗎？

然而，非常奇怪地，原本一意支持死刑的人，這時候卻都不說話了：我們並不期待他們就此檢討司法制度，或譴責刑求之可惡，或批判審判之草率—這些都是太過「理性」的心智才能做的事；我們只希望他們一秉初衷，將他們所深愛的死刑，也能恨屋及烏，擴及那些該為江案負責的人—即使只是說句「給我拉出去槍弊了」的氣話也好。

在某個多數反對廢死的場合裡，我把上面這個意思說了出來，沒想到竟然有人「很無辜」地說：可是，考上一個司（軍）法官也不容易啊；他不但把我的提議當了真，還立刻產生了同情心，更有趣的是，這個同情心還緊緊地扣著菁英和文憑主義！

這位「無辜者」雖然有點好笑，但有一點卻是他的同好們所不及的，就是，他對死刑的支持非常真誠，以致於一聽到死刑就深深被打動，而沒有聽出我說的根本就是「反話」：對比之下，那些平時在媒體上宣揚報復主義現在卻立即封口的傢伙，真的是很沒有誠意。

然而，我並無意探討任何人的誠意，我只想談一點數學。中學的數學裡，有一個很有名的「證明」：先假設「根號2」是個有理數，再導引出某個「矛盾」，最後結論為原先的假設是錯誤的。人們有時候很難接受這種「歸謬證法」，主要是覺得它並沒有直接告訴我們到底為什麼「根號2」是無理數；然而，怎樣才算「直接」呢？難道「非有理」不就是「無理」的直接證據嗎？

所以，根本的問題是，人在憑藉大量經驗和感覺（卻很少思考）的成長過程中，少了將各種經驗和感覺拿來對比並檢驗其「是否一致」的訓練（這之所以要學數學）；結果就是，往往不能發現自己思路的前後矛盾，或依不一致的原則做判斷卻不自覺，而當被迫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非但沒有「覺今是而昨非」的欣喜，反而十分懊惱—不用說，這也是學習中長期被糾正指責的後遺症。

舉一個非數學的例子來看：網路上流傳一篇「零體罰害死台灣人」的文章，依照「歸謬法」，我們可以先假設零體罰真的會害死人，接著嚐試導出矛盾，問他為什麼零體罰沒有害死美國人、法國人、或其它一百多個禁止體罰的國家的人呢？他就說，可是那些不是台灣人；這麼一來，結論就只能變成「台灣人是世上一種特別該打的人」。當然，他也可能說，那些外國人都已經被害死了啊；不過，這就意味著世人都是笨蛋（被害死還不知恢復體罰），而只剩該文作者單獨一個英明的偉人了（或者還有少數幾個「類三K黨」，這是任何社會都會有的）。

然而，面對上述這些輕易可以推導出的荒謬結論，很多人覺得不舒服；他們總覺得應該「直接」去討論台灣人到底有沒有被害死。這就完全上了當，陷在對方既定的架構中不可自拔；即使最後發現台灣人終於還活著，最多也是鬆了一口氣說聲「好佳在」，但不知不覺的已經中了「零體罰很危險」的毒。換言之，要認真討論教育中的體罰不是不可以，但首先必須認清用上「害死」這種詞，又把台灣人拉出來點名，根本是不值一駁、別有用心的煽情噫語。

同樣的道理，許多媒體上的言論，直指江國慶是被媒體害死的；然而，民主社會裡的閱聽大眾，難道就不需要有一點獨立思考批判的能力？媒體炒作某人該死，大家就非置其於死地不可嗎？如果隨便用一點點「歸謬法」，先假設媒體真的害死了人，那麼，難道不該判媒體死刑嗎？或曰，那是說當年的媒體，那我們就要問，難道當年的那些媒體人不恰好是今天媒體老闆的父執輩嗎？

這樣，我們很快就可以發現，在這個情況裡的「媒體害人」論，根本就是在幫那些殺害江國慶的「官」們脫罪（當然另有其它情況是媒體的罪更大）；好像是說「官」們也情有可原，因為輿論壓力太大，然而，如果輿論可以定人生死，養那些官要幹什麼？

說來說去，依照殺人償命的邏輯（這當然是歸謬法），手上沾血的官們，是休想逃得掉干係。或曰，他們並非蓄意，只是犯了未能明察秋毫的過失；然而，已經有人坦承是兇手，他們還千方百計地遮掩，怎能說不是「故意」要置江於死地？何況，一般的罪犯，如果細究其犯意，也都有其不得不的情由；為什麼唯獨這些「官」們可以得到支持死刑者的體諒？

說穿了，還不就是「刑不上大夫」的意識形態在作祟！所以，死刑論基本上就是一種階級意識下的產品：窮苦人，社會底層的人，無權無勢的人，就是該死；而如果能躲在所謂「制度」或「體系」的後面，那麼，連媒體都可以代其償過！

死刑很好用，但並不是用來制裁罪犯，而是可以揭發某些人的真面目：只要不斷地質問他們，為什麼不判死刑？歸謬法就可以幫我們證明：那些支持死刑的理由，都是站不住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