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郵，史上第一個控訴自家消息來源的報紙／涂敏編譯

曾大篇幅刊登Edward Snowden所提供的美國國家安全局（NSA）監聽計畫秘密文件的《衛報》、《紐約時報》和《攔截》（The Intercept），呼籲美國政府允許國安局吹哨者返國後不受起訴。像這樣的情形，是一般新聞媒體的做法，亦即在接受消息來源的新聞素材並刊出報導後，必須對消息來源善盡保護之責，同時間接向大眾表明，消息來源提供的資訊關乎公共利益。

　
　　然而，另一個刊登過Snowden秘密文件的媒體《華盛頓郵報》，卻不是這麼做的。面臨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和國際特赦組織領導的活動紛紛呼籲特赦Snowden，華郵社論版不僅反對特赦，更直接要求Snowden接受間諜罪名的審判，或是，訴諸「第二好的解決之道」，接受「其過分行為的犯罪責任評估，美國政府則會採取寬大為懷的措施」。

　
　　華郵編輯承認，在Snowden所揭露的計畫中，只有中繼資料（metadata）計畫是正當揭露的，因為其是「對聯邦監控法的扭曲，傷害了隱私」，對於隨之而來的「修正立法」，華郵也承認：我們的確欠Snowden先生這些必要的改革。然而，中繼資料計畫並非由華郵揭露，而是《衛報》。

　
　　此外，華郵進一步指出，揭露其他計畫都不會帶來公共利益。事實上，編輯認為，真正的傷害是來自揭露。包括針對稜鏡計畫（PRISM），華郵如此表示：

　
複雜之處在於，Snowden先生不只是揭弊，他也竊取和洩漏美國國安局海外監聽計畫—「稜鏡計畫」之相關資訊，該計畫是合法且對隱私不構成威脅的（該計畫也不是永久性的，授權此計畫進行的法律將在明年失效）。

　
　　在爭辯揭露稜鏡計畫究竟符不符合公共利益的同時，有什麼是華郵編輯們忘記略而不提的？起初，當華郵期待獲頒普立茲獎時，選擇率先在頭版揭露稜鏡計畫的運作細節和最高機密手冊。

　　如果華郵社論版編輯們真的相信稜鏡計畫是完全合法的，且揭露該計畫不符公共利益，他們不就應該反駁原先選擇揭露稜鏡計畫的編輯、為傷害公眾安全而道歉，甚至退還普立茲獎嗎？如果華郵編輯們還有一點知識分子的良知的話，他們就應該負起這項傷及公眾之嚴重錯誤的責任，而不是全部怪罪在消息來源身上，或是帶頭呼籲起訴其消息來源。
 　

　　比缺乏誠信還要糟的是，是華郵無止盡的懦弱行徑。在譴責自家報紙對稜鏡計畫的揭露後，編輯們還宣布：糟糕、非常糟糕的是，Snowden還洩漏了具正當性的國際情報行動。然而，無可辯解的是，這根本不是Snowden的所作所為，而是華郵高階編輯決定讓該計畫見報的。再來，可以看看華郵接受普立茲獎時，所被表揚的新聞報導：

　
　　幾乎所有報導都是華郵編輯今天所稱的「國際情報行動」。我個人認為，有許多正當理由足以支持華郵揭發這些計畫的決定。在Snowden於2013年7月接受的線上專訪中，他表示擔憂美國人乃至全世界人民遭受隱私侵權，因為「不能因為無故監聽只損害了95%人口，而不是100%的人口，就將其視為合理的，我們的開國元勛又沒寫說所有『美國』人生而平等」。（suspicionless surveillance does not become okay simply because it’s only victimizing 95 percent of the world instead of 100 percent. Our founders did not write that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U.S. Persons are created equal.’）。（註：《獨立宣言》原文為「所有人生而平等」（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因此，我是支持華郵起初揭露「國際情報行動」相關秘密文件的，因為我非常同意華郵執行編輯Marty Baron在2014年一篇慶祝華郵獲得普立茲獎的文章中所說的：

　
　　華郵執行編輯Marty Baron周一時表示，報導揭露了「對美國公民憲政權利具有深遠意涵」以及與全世界個人權利相關的國家政策。「揭露大規模的國安局監聽體系無疑是一項公共服務，我們的政府透過打造具有驚人規模和侵入性的監聽體系，嚴重侵犯了人民的隱私權，這些行動都在秘密之中進行，沒有公民問責，也存在嚴重的監督缺失」。

　
　　如果華郵社論版編輯現在執意要譴責這些計畫的揭露，甚至是控訴其消息來源，他們至少要敢承認，是華郵，而不是Snowden，讓這些政府監聽計畫在媒體上露出的。

 　
　　這也彰顯出，當既得利益者要抨擊Snowden時，他們的「慢性懦弱症」（chronic cowardice）就會發作。所有涉足相關報導的媒體（包括華郵）都早就說得很清楚，Snowden除了向報紙提供素材之外，本身是無權決定這些祕密計畫是否要被揭露出來。他不相信自己能夠做出這樣的決定，因此將這個決定權交給報紙根據公共利益來決定是否刊登出來。當然，我們可以因為Snowden在一開始將這些文件交給媒體而指控其必須負起一些責任，但終極責任還是在擁有決定權的報紙編輯身上，因為，是他們認為這涉及公共利益而做出揭露的最後決策的。

　
　　然而，一次又一次地，針對Snowden的批評之論，總是忽略這項關鍵的事實，對大眾造成嚴重的誤導。例如，電子雜誌Slate的記者Fred Kaplan就不斷重申一個論點：Snowden揭露監聽計畫侵犯了美國公民的隱私權。

　
　　先將吹哨者與媒體必須只關心美國公民隱私侵權這種自戀和偏狹愛國主義的觀點放到一邊，請想到這個世界上有95%的人都不是美國人，且讓我們來看，美國許多備受讚譽的新聞報導，都旨在揭發與侵犯美國公民隱私權無關的秘密外國行動，例如五角大廈文件案、阿布格萊布（Abu Ghraib）監獄虐囚事件以及華郵對於美國中情局黑暗面的揭弊報導。

　
　　諷刺的是，Kaplan所指責的Snowden的揭發中，盡是由紐時和華郵刊登出來的新聞報導，而不是Snowden自己決定要向大眾揭發出來的。如果Kaplan和華郵真的相信這些報導內容必須守住為秘密，否則會危害人們的安全，他們為何不抨擊最後決策要揭露的報紙編輯呢？Snowden從未自行公開公布過任何一項文件，因此任何計畫的揭發，都是新聞媒體的決策所致。

　
　　無論如何，一個記者對美國政府絕對要像奴隸一般的死忠，才有可能在擁有記者身分的認同之下，同時將透明、揭弊和公眾問責這些概念打為一種犯罪。但這也不是一兩天的事了，美國一直都存在一大群人自稱是對抗透明度的記者（Journalists Against Transparency），他們對美國政府的忠誠度，遠超過自己應負的專業職責，因而總是選擇站在有權者一方，幫忙守住官僚秘密，而非揭發，甚至無法無天到了想看消息來源深陷囹圄的地步。

　
　　華郵沉浸在普立茲獎的榮耀和盛譽之下，且受益於數百萬的網路點擊，其社論版如今發表希望看到其消息來源淪為美國政府牢籠階下囚的言論，實在是超過任何言語所能形容的扭曲怪象。

　
　　標黃底的報導標題分別為：「黑預算」曝光、美國國安局蒐集全球數百萬電郵地址、美國國安局無人機攻擊計畫曝光、美國國安局全球追蹤手機位置、美國國安局如何透過手機追蹤發現並「創造」目標。　
　
　
　　這麼做的後果，讓華郵在美國媒體史上留下可恥的一筆事蹟：第一個明文以社論控訴自家消息來源的報紙，且華郵還是靠著報導Snowden揭露美國政府監聽機密而獲得普立茲公共服務獎的。然而，比這項行為更驚人的是，華郵正當化此項行為的主張。

為何俄羅斯人不信任電視新聞——卻仍然收看？／賴昀編譯

許多俄羅斯人完全不相信電視新聞所告訴他們的內容，卻無論如何都會持續收看。為什麼呢？

　
　　當我抵達斯維特拉娜．波格丹諾娃（Svetlana Bogdanova）位於一樓的公寓住處時，天已經黑了。這是幢蘇聯時代的建築物，坐落於聖彼得堡市中心。公共入口的走道聞起來就像我學生時期記憶中的俄羅斯街道— 有著溫熱的塵土和貓毛的味道。

　
　　這間公寓很狹窄——一條走廊通往中央有一台老舊的電視的窄小客廳，而走廊盡頭是一架直立鋼琴。

　
　　斯維特拉娜從一個有玻璃門的書櫃中取來一個小小的木盒，木盒裡面有一小塊麵包。「我的祖父在1942年的時候將這個保存起來，」她告訴我。「他將它傳給我父親，我父親又將它傳給了我們。」

   　
　　她把麵包從盒子裡拿了出來，小心翼翼地放在我的手上。這是列寧格勒圍城戰時，那些黑暗日子的一日配給。當時，幾十萬人死去，大部份死因是寒冷和飢餓。

　
　　我輕嗅。它聞起來一點也不像麵包——更像是古老書籍的書頁，或是像東正教教堂的內部，充滿累積幾世紀的蠟燭和焚香氣味。

聖彼得堡當地政府提高了恢復麵包供給制度的可能性。（圖片版權：ALAMY）

　
　　斯維特拉娜將她家族的祖傳遺物展示給我看的原因是，近日聖彼得堡當地政府制定了麵包供給制度的計畫，以預防國家緊急狀況。

　
　　伴隨這個情況而來的是電視上更層出不窮的危言聳聽的報導，內容是俄羅斯正處於美國的威脅之下。在最近的全國演習中，國民們被要求去找出離他們最近的核彈避難所。

　
　　「我再也不看電視了，」斯維特拉娜告訴我，同時輕蔑地向房間中央那台1990年代型號的機器（指電視）點了點頭。「在我們的記憶中，他們（指媒體）認為我們很容易被嚇唬，」她說：「我認為他們想提醒我們生活曾經有多糟，可以又變得多糟，於是我們就會認為：『嗯，也許現在一切真的很不錯。』」
　

　　在這裡，電視是一項很有力的工具。在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掌權的16年裡，他透過電視網路鞏固了他的統治。

　
　　在最新的調查中，88％的俄羅斯人表示電視新聞是他們主要的資訊來源之一。但是還有一項很有趣的事實——同時，有31％作答者表示，他們認為他們完全被電視提供的資訊誤導了。

　
　　這表示，五名俄羅斯人中就有一名選擇收看電視新聞，卻同時相信那些新聞是謊言。該如何解釋這個現象？

沙皇電視台（Tsargrad TV）總編輯亞歷山大．杜金以東正教觀點檢視這個國家之外的世界。（亞歷山大．杜金提供）

　
　　我在舊蘇聯位於莫斯科特韋爾斯基婭街（Tverskaya street）的電報總部發現其中一個答案。我學生時期的回憶中同樣有著這棟建築——在這裡等待一個看起來很可疑的職員將一通來自國外的電話，穿過中央的辦公桌，轉接到一間小小的、有著木製隔板的電話亭。如今，它變成了沙皇電視台（Tsargrad TV）的演播室，負責播送以俄羅斯東正教觀點檢視這個國家之外的世界的宗教網路。

　
　　我見到了總編輯亞歷山大．杜金（Alexander Dugin），他留著長長的灰鬍子，穿著燈芯絨西裝，操一口流利的英語和法語，並嫻熟從?蒙運動到後現代主義的西方哲學。

　
　　「每件事都有關聯，」他告訴我。「在俄羅斯，我們可以用後現代主義來向西方解釋：如果每個事實都有關聯，那麼我們有我們獨特的俄羅斯事實，而你們必須接受。」

　
　　杜金先生那被曲解的歐威爾式（Orwellian）邏輯在克里姆林宮相當有影響力，雖然對於大眾則未必。

　
　　另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俄羅斯人葉卡捷琳娜．舒爾曼（Ekaterina Schulmann）給了我一個不一樣的解釋。

　
　　「人們並不是想看新聞，」她說：「他們在設法解讀一整個信號系統：今天是誰在廣播，昨天又是誰，聲調如何，還有用詞的選擇。理解這一整套很重要，因為如果你依靠這個國家，它能幫助你存活。」
　

 於是，俄羅斯人高度理解這個國家正在想什麼，連孩童也不例外。

　
　　我去見了幾個老朋友：一對住在莫斯科摩登公寓的夫婦，雖然公寓位於另一個舊蘇聯街區，迎接我的不再是溫熱的塵土和貓毛氣味，而是他們從附近外賣餐館買來的德州烤肉漢堡的香味。

　
　　當我們圍著廚房餐桌坐下並享用我們的晚餐時，我們討論著克里米亞半島併入俄羅斯如何使許多家庭分裂。然後他們提到某天，他們九歲的兒子對他母親說：「你知道的，當爸爸說普京的壞話時，他是錯的。」

　
　　他從哪裡得到這個念頭？他們認為不會是學校，學校不是那樣的地方。而且他們十分注意他們讓他們的孩子觀賞的電視內容。所以，究竟是哪裡？他們百思不解。克里姆林宮似乎無所不在，且以深不可測的方式滲透它的影響力。

原文作者：Gabriel Gatehouse

原文網址：http://www.bbc.com/news/magazine-37871543

新聞記者訊息傳遞功能失效，不僅是新聞覆蓋率的問題／孔詩年編譯

新聞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全世界的人民需要即時的新聞以及足以影響他們生命中決策的分析的消息。

　
　　這是支持許多記者工作的基礎。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保護記者委員會（The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中倡導那些被鎮壓和在危險環境中工作而受迫害的記者的權利。

　
　　但是，利用即時新聞來影響決策的假設已被許多事實所挑戰，不只是因為川普勝利的新聞所挑戰，而且也被英國脫歐公投及哥倫比亞最近拒絕和平協議的公投所挑戰。

　
　　在這三項事實中，媒體沒有預測到選舉的動態，並且沒能反應全面向的觀點。但是，在展現全面向觀點的同時，媒體沒能針對這些觀點提供更批判性的辯論。若要說是因為媒體系統中有沒被涵括到的內容被報導，而造成這樣的失誤，那原因應該就是媒體的傳遞功能失效。

　
相關議題：新聞時刻已經到來（Journalism’s moment of reckoning has arrived.）

　
　　讓我來比喻這個觀點。通常一場審判會包含兩個相互競爭對抗的法律論述，並以事實為證據，此事實通常被稱為證據。假設技術許可的狀態，同時允許五十名不同的律師向陪審團提出競爭且對抗的論述，那該怎麼辦？如果消除了對證據要求，僅由一些律師根據傳統的證據標準來提出他們的論述，或是其他律師因為沒有證據的要求而開始捏造事實。如果陪審團成員因此不能作出的決定，我們是否會責怪他們？

　
　　這就是我們現在生活的世界的樣子。在如此大比例的人口中，將不在有共同的論述。從臉書到推特，這些應用程式將媒體區分且分裂。根據Nieman 實驗室主任：Joshua Benton的分析，這裡有大量的訊息來自加油添醋的內容及錯誤且偏差的報導。

　
　　關於平衡的概念Shorenstein中心經過精密的追蹤發現其新奇之處。大眾並不看網站內容，甚至少於看報紙的頻率。取而代之的，他們從社交媒體上的內容來獲取新聞。華盛頓郵報或是紐約時報已極盡完美的的平衡關於各位候選人的報導，但是這些努力並沒有改變讀者的習慣，當讀者更喜歡通過臉書閱覽個人的故事，而這行為更加肯定了他們的政治偏見。

　
　　相同的事實存在在世界的不同角落。舉例來說，在哥倫比亞的當地新聞日報：El Tiempo 及 El Espectador被大量更多複雜，多元及特別的小報所取代，這些小型媒體透過大量使用網路及透過當地廣播被放大宣傳。而從全球的角度來看，一個像「今日俄羅斯（Russia Today）」的宣傳網路媒體，也是透過這種混合各種偷來的訊息，又未經過濾所集結內容的媒體的一部分。

　
　　當然，對於我們現今的媒體環境，這樣的環境還是有許多的益處。有更多的新聞及消息能比以前歷史上的任何時期都還要流通。但是，這也同時有很多缺點。不僅僅是不可能去分析及處理這些大量的訊息，而且還試著創造群眾壓力。科學家的研究發現，大眾的行為，人為的透過充滿主觀意見的訊息產生對人民產生高壓的環境。而這樣的環境，在我們日常生活中，不斷的被重複。

　
相關議題：臉書不再能自稱自己非為全球媒體的一員（Facebook can no longer be ‘I didn’t do it’ boy of global media）

　
　　在川普的勝利之後，有許多人對於這樣的環境比手畫腳。有許多人批評媒體上遍佈川普的消息，甚至包含那些起初微不足道的小消息也被放大報導。但是，也有許多具有真實調查及具有公信力的新聞媒體報導了關於川普作為候選人的全面性且具有批判性的報導。但是，這些新聞媒體的影響力被其他個別小型媒體所削弱，而這類媒體則大量減少那些具有公信力媒體的批判性報導所能造成的影響。

　
　　新聞媒體的座右銘是展現所有的內容及其含義而我們為我們所堅信的原則而持續努力，藉以讓社會大眾有辦法做對的決策而這比純粹展現新聞內容還要困難。一位在新聞網站：Mic（目標讀者為千禧年一代）的編輯寫下以下的內容給其員工，「（我們）在過去五年必須花費我們每一個醒著的時刻，來完成通知，鼓舞與賦予我們時代的民眾權力的任務來改變這個世界…但是，我們失敗了。」

　
　　新聞記者仍然必須持續相信作為一位新聞記者的任務並且為在那些在高風險情況下工作的新聞記者的權利辯護我們帶來的正向的貢獻。換言之，我們必須做任何我們能力所及，來確保真相在那裡，雖然真相可能更難以被找到。
　
　

--

Joel Simon是哥倫比亞新聞評論雜誌（CJR，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的專欄記者及保護記者委員會（The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的執行長。他的第二本書，「新的審查標準：全球媒體自由之戰（The New Censorship: Inside the Global Battle for Media Freedom）」已由哥倫比亞大學於2014年11月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