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迫害行動之後全球記者在監獄的數量紀錄／賴昀編譯

2016年，比近30年來任何時候有更多的記者被世界各國政府監禁，這主要是由於土耳其在7月的政變失敗之後的展開的迫害行動。
　
　　根據保護記者委員會（CPJ）編寫的年度調查，截至12月1日，有259名記者身陷囹圄，而其中至少有81名被囚禁在土耳其監獄。
　
　　新聞自由組織在其報告中說，所有在土耳其被拘留的編輯、作家、漫畫家和攝影師都被指控反國家的罪名。
　
　　據信這是有史以來在一個國家境內，同時有最大數目的記者遭到逮捕的紀錄。還有許多其他記者被監禁在土耳其，但CPJ無法與他們取得直接聯繫。
　
　　一些觀察家，如艾利夫．撒佛克（Elif Şafak）就在紐約客（New Yorker）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在土耳其鋃鐺入獄的記者總數可能高達140人。
　
　　CPJ報告指出：「在土耳其，媒體自由已經在2016年初被箝制，當局對記者進行逮捕、騷擾和驅逐，並且關閉或接管新聞媒體。」
　
　　自從7月的政變以來，土耳其進入緊急狀態，政府對所謂同情政變者的鎮壓已經造成數千人入獄，並迫使數萬人失去工作。
西方政府、人權團體和法律專家一再對發生在該國的事件表示關切。
　
　　在兩個月的時間裡，由總統雷傑普．塔伊普．愛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領導的土耳其政府拘留了100多名記者，並關閉了至少100個新聞媒體。
　
　　在土耳其以外，總共有259名記者在全球範圍的監獄裡，而去年同期的數據是199人。這是自從CPJ於1990年開始保留詳細記錄以來的最高數字。
　
　　這些數字不包括失蹤的記者或落在非國家團體手中的記者。例如，被伊斯蘭國抓住的英國自由記者約翰．坎特利（John Cantlie）被歸類為「失蹤」或「被綁架」。
　
　　土耳其之後，2016年媒體自由情況最險峻的地方是中國。在中國，12月1日時有38名記者被關押。中國在過去兩年中，是世界上情勢最為嚴重的記者監獄。
　
　　CPJ提出的報告提出：「最近幾個星期，北京當局深化了對報導抗議事件和傷害人權事件的記者的打擊。」
　
　　埃及則名列第三。在埃及有25名記者下獄，他們中的許多人在沒有面臨審判的情況下在監獄裡度過了好幾年。名列第四和第五的是厄利垂亞和衣索比亞。
　
　　2016年是自2008年以來的第一次，伊朗未名列媒體自由環境惡劣國家的前五名。報告指出，2009年在選舉後鎮壓之後被關押和定罪的許多人已服刑並被釋放。
　
　　「致力於收集和分享資訊的記者們正在為公共服務，他們的權利受到國際法的保護。因此，令人震驚的是，許多政府正在通過囚禁記者和壓制批評性言論來違反其國際承諾，」CPJ執行董事喬爾．賽門（Joel Simon）說。
　
　　「土耳其為這種專制趨勢打前鋒，這個國家為反了自身的法律，而每天讓土耳其記者在監獄裡受苦。土耳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將因而降低。」
　
原作者：Roy Greenslade
原文網址：
https://www.theguardian.com/media/greenslade/2016/dec/13/turkey-has-81-of-the-worlds-259-jailed-journalists-behind-bars

土耳其政變失敗之後，記者面臨秋後算帳（上）／賴昀編譯

根據土耳其《自由日報》（Hurriyet Daily News）報導，一名26歲的西班牙自由記者兼媒體研究博士生碧亞特莉絲．余貝羅（Beatriz Yubero）據說因在推特（Twitter）發表批評土耳其總統雷傑普．塔伊普．愛爾多安（Encep Tayyip Erdogan）的文章，而從土耳其被驅逐出境。余貝羅否認張貼這些從未在她的社交媒體動態上出現過的文章，並且將這個她希望能有轉圜餘地的驅逐令稱之為一個錯誤。
　
　　余貝羅的事件即使是在大範圍掃蕩土耳其的程序中也是首例。她是自7月15日暴力企圖推翻愛爾多安的政變爆發以來，第一位被驅逐出境的外國記者，同時也是第一位被驅逐出境的歐盟公民；這道驅逐令在西班牙被報導，並重新激起對土耳其記者遭受迫害的關注。
　
　　目前看來，迫害的範圍在兩個層面上運作。一方面，尚未出現任何明顯的不祥預兆，但掃蕩舉措所帶來的恐懼氛圍使得每日的報導工作變得複雜，提供完整全面的敘事也變得不可能。同時，出現一些案例，涉及審查制度、關閉媒體公司、監禁獨立記者，以及類似余貝羅遭遇的，不明就裡的驅逐出境事件，此類案例雖不多見但是程度嚴重。政變失敗帶來的後遺症是，許多記者在努力避免牢獄之災的同時，也要設法保護線人和其他同事免於鋃鐺入獄，而特約記者們則必須想方設法保住他們的簽證。
　

俄羅斯，聖彼得堡—2016年8月9日：記者和官員等待俄羅斯總統和土耳其總統結束俄土雙邊會談之後展開記者招待會。
　
　　7月25日，在政變的十天之後，包括路透社（Reuters）、今日美國（USA Today）、法國24（France24）、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和CNN皆報導，當局已發出對42名被控與政變策劃者合作的土耳其記者的逮捕令，其中大部份人任職的媒體單位與反愛爾多安的古蘭（Gulan）支持者行動有關。
　
　　根據包含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在內的多個對外窗口以英文引述的土耳其政府行政命令，在過去的三週內，愛爾多安政府已經關閉或是掌握至少45家報社、16個電視台，以及3條新聞專線。保護記者委員會已經展開了每週的「迫害紀事」，其讀起來像宛如警察局檔案。就在上週，CPJ報導，親庫德族並且全由女性成員組成的土耳其新聞線姬哈（Jinha）三次因政府命令而被迫刪除報導內容；檢察官要求判處電報記者瑟敏．索伊丹（Şermin Soydan）無期徒刑，罪名是試圖煽動恐怖主義和不當獲取國家機密，而國有媒體的記者則意識到他們需要新的政府許可證才能出國。
　
　　但是，對地方媒體和像余貝羅這樣的被驅逐出境的案例所展開的限制措施似乎也符合遠在政變之前即出現的的趨勢。兩年前被土耳其驅逐出境並被指控「煽動社會仇恨政府」的亞塞拜然記者馬希爾．澤納洛夫（Mahir Zeynalov）說：「我們過去幾個星期所看到的一切只是過去幾年的延續，」他是反古蘭運動相關報紙——今日札曼（Today’s Zaman）的記者，該報在去年三月被政府接管。
　
　　上個月的政變後，澤納洛夫把他的推特變成了一個被關押的土耳其記者的更新中名單，並廣受矚目。他表示，大多數政變後的逮捕行動似乎在現有努力的基礎上加速了斷絕古蘭與媒體的聯繫，而非僅是意圖使土耳其新聞自由倒退的單一力量。「政變給他（愛爾多安）一個機會，」他說：「愛爾多安的人氣現在處於歷史高點。」
　

安卡拉，土耳其—8月1日：土耳其總統雷傑普．塔伊普．愛爾多安和記者露西亞．古拉奇（Lucia Goracci）於2016年8月1日，在土耳其安卡拉對話，由義大利國家電視台新聞頻道（RAI News 24 TV）轉播。
　
　　澤納洛夫指出，公眾反對針對土耳其記者的逮捕行動的聲音，在政變之後，明顯地減少。「大多數人認為這是對古蘭支持者的鎮壓。他們（被逮捕的記者）中的大多數人為古蘭派所屬的媒體工作，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自己是古蘭支持者。」
　
在土耳其工作了兩年並在政變之後同樣承受外交政策和政治情勢後果的德籍自由工作者慈亞•維斯（Zia Weise）表示，如今在土耳其工作的最常見的難題是找到任何人接受訪問並留下紀錄。
　
　　「即使是完全支持政府的人也絕對不願意說出任何有可能被認為是批評政府的話，並在受訪時立即要求匿名，」維斯說。「就做訪問而言，這是你才剛剛在庫德族地區習慣的狀況，而現在你正開始在伊斯坦堡和安卡拉遭遇一樣的情況。」
　
　　逐漸枯竭的消息來源不是外國籍特派記者唯一會遇到的問題；如同在許多國家，當地記者在處理過於敏感的報導故事時，往往傾向於不讓外國媒體或是居住在國外的同事們接觸。該體系到目前為止在土耳其似乎仍然活躍，但是連當地人員也開始倍感壓力，而為外國媒體服務的土耳其籍記者現在則面臨入獄風險。
　
　　「外國記者可以做某些事情」維斯說。 但是，7月21日匆忙通過的政變後「緊急條例」將「誇大新聞」的報導視為犯罪，條例內容還包括將對協助外國媒體的土耳其公民處以一年徒刑。
　
　　維斯指出，雖然當地編譯員仍持續為外國媒體效力，但許多人開始拒絕以個人真實身份工作，而偏好匿名。 *她表示，七月政變有外國勢力支持的猖獗流言使得尋找新聞來源的困境雪上加霜。 「人們在對外國媒體說話時變得非常謹慎。他們說：『我不會和你談話，因為你會曲解我的話。』」
　

*在本篇報導的早先版本中不準確地將土耳其籍記者寫成因協助外國媒體而被開除。
　
原作者：Marc Herman
原文網址：http://www.cjr.org/watchdog/turkey_journalism_coup_crackdown.php

土耳其政變失敗之後，記者面臨秋後算帳（下）／賴昀編譯

一位身為前古蘭關係人的土耳其記者穆斯塔法．阿克約爾（Mustafa Akyol），於8月2日投書中東新聞網站Al Monitor的專欄，指出針對土耳其媒體的政治行動不僅只由政府方面展開，愛爾多安的對手們同樣有所行動。在一年多之前，阿克約爾與古蘭決裂，隨後便被支持古蘭的電視台解雇，他相信此舉是出於政治動機。「AKP（愛爾多安所屬的政黨）的人仍然仇視這種世俗主義者，但是古蘭支持者更加激進。他們還是喜歡我，但他們不喜歡我對他們的批評。不久之後，我就不能再繼續上支持古蘭的電視頻道Kanalturk的一個全國性節目了。」他寫道。
　
　　雖然因為身為外國人，陷入政治風暴的風險較小，但是像維斯這樣的駐外記者需要擔心的是每年必須更新的工作簽證。「大家都認為，可能發生在我們身上的最糟糕的事情是被驅逐出境。」
　
　　直到上周，可能面臨的風險都還只是理論上的。西班牙人余貝羅是保守派的西班牙日報La Razon和俄羅斯新聞頻道RT的特約通訊員和兼職人員，不是像維斯和澤納洛夫這樣的駐外記者。她是以完成博士學位的名義，持學生簽證留在土耳其的。她在土耳其法律上不被認為是長期在該國居留的記者。
　
　　然而，她描述上星期五上午在她於安卡拉租住的公寓逮捕她的官員是「兩個反恐警察」，而不是移民單位的官員。
　
　　她說，那兩個官員把她帶到了加齊（Gazi）大學體育場，那是一個體育綜合大樓，現在作為一個監禁愛爾多安大批對手的監獄。余貝羅聲稱她要求詳閱對她的指控，但官員拒絕她的要求，並在接下來的36個小時沒有對她解釋任何事情。「我知道我們處於緊急狀態，所以我選擇合作，」她說：「但我被帶到體育場，被斷絕通訊，直到晚上7點。」她身上「只有我穿的褲子，而我的手機被他們拿走。」（她說手機後來有被歸還給她）。
　
　　余貝羅說，在長達一個小時的審訊期間，她被問及是否與古蘭運動或伊朗政府有關係、被威脅要被送往「靠近敘利亞邊境附近的一個移民拘留中心」監禁，並被指控與恐怖主義有牽連。星期六晚上，她被移交給移民單位官員，被送往安卡拉的機場，並在星期六午夜搭上飛往馬德里的航班。
　
　　雖然情勢未明，年輕的自由工作者似乎很容易被抓走。荷蘭—土耳其雙國籍記者恩布盧•烏瑪（Ebru Umar）在土耳其海岸度假期間被捕，據稱是因在推特上發表反政府的言論。她的護照被扣押、被禁止在接下來近三個星期的時間裡離開該國，並受到誹謗指控的威脅。第二位荷蘭記者和德國政治批評家也在過去一年被控告詆毀愛爾多安的政府，儘管後者在德國工作。在5月初，政變前兩個月，土耳其調查記者兼備受尊敬的共和報（Cumhuriyet）編輯肯．當達（Can Dundar）在法庭上面對非法揭露國家機密的指控時驚險地逃過了暗殺。該指控是針對他所報導的土耳其在敘利亞進行武器交易的內容。
　
　　他活了下來，但是被判處五年十個月的有期徒刑。
　
　　這一切都發生在政變之前。
　
　　自政變以來，土耳其對記者的迫害行動在受害人數上相當於該國職業足球聯盟的裁判和行政人員人數。「在這個大型計畫中，被針對的記者人數是最少的。真正的整肅發生在司法機構、警察機關和其他國家機構，」德國自由工作者維斯說。「而古蘭派的記者並不像他們自己所描繪的那樣無辜。他們在國家媒體內部率先動手。」
　

德國聯邦外交部國務秘書馬庫斯．埃德雷爾 （Markus Ederer）在7月15日軍事政變失敗後的2016年8月8日於安卡拉訪問遭到破壞的土耳其國民大議會之後，代替土耳其執政的正義與發展黨（AKP）在伊斯坦布爾的代表穆斯塔法．伊能洛格魯（Mustafa Yeneroglu）接受記者提問。
　
　　土耳其的警察和司法系統雖然比媒體工作者的人數多得多，但在政變後的幾個星期卻被減縮，據報告有2745名法官和檢察官被撤職。上週二，土耳其司法部長比凱爾．伯茲達格（Bekir Bozdag）向國家新聞社Anadolu透露，根據土耳其國家媒體的多份英文報告，有16,000人因為政變而被起訴，另有6,000人的案件正在處理中，另有8,000人正在被積極調查中。根據Reporters Sans Frontiers的摘要，似乎會有數以百計的記者被起訴，其中包括該國的幾個具有領導地位的記者。
　
　　澤納洛夫現在住在華盛頓DC特區，因為他在推特上記錄下了被捕的土耳其記者名單，他看到了他的個人檔案紀錄。但即使是他，也不認為新聞界遭受的打壓是這整件事最重要的部分。「如果你開除一個記者，如果你對一個記者施壓，這會對他們的職業生涯有好處，」他說。「愛爾多安控告我煽動仇恨，但我還在做我的工作。」
　
　　「對警察而言，他們無能為力。」他說。
 
原作者：Marc Herman
原文網址：http://www.cjr.org/watchdog/turkey_journalism_coup_crackdown.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