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迫害行動之後全球記者在監獄的數量紀錄／賴昀編譯

土耳其總統雷傑普．塔伊普．愛爾多安在7月政變失敗後發起了迫害行動。（瑪哈特．桑地穆哈特（Murat Cetinmuhurdar）攝／AP）
 
　　2016年，比近30年來任何時候有更多的記者被世界各國政府監禁，這主要是由於土耳其在7月的政變失敗之後的展開的迫害行動。
　
　　根據保護記者委員會（CPJ）編寫的年度調查，截至12月1日，有259名記者身陷囹圄，而其中至少有81名被囚禁在土耳其監獄。
　
　　新聞自由組織在其報告中說，所有在土耳其被拘留的編輯、作家、漫畫家和攝影師都被指控反國家的罪名。
　
　　據信這是有史以來在一個國家境內，同時有最大數目的記者遭到逮捕的紀錄。還有許多其他記者被監禁在土耳其，但CPJ無法與他們取得直接聯繫。
　
　　一些觀察家，如艾利夫．撒佛克（Elif Şafak）就在紐約客（New Yorker）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在土耳其鋃鐺入獄的記者總數可能高達140人。
　
　　CPJ報告指出：「在土耳其，媒體自由已經在2016年初被箝制，當局對記者進行逮捕、騷擾和驅逐，並且關閉或接管新聞媒體。」
　
　　自從7月的政變以來，土耳其進入緊急狀態，政府對所謂同情政變者的鎮壓已經造成數千人入獄，並迫使數萬人失去工作。
西方政府、人權團體和法律專家一再對發生在該國的事件表示關切。
　
　　在兩個月的時間裡，由總統雷傑普．塔伊普．愛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領導的土耳其政府拘留了100多名記者，並關閉了至少100個新聞媒體。
　
　　在土耳其以外，總共有259名記者在全球範圍的監獄裡，而去年同期的數據是199人。這是自從CPJ於1990年開始保留詳細記錄以來的最高數字。
　
　　這些數字不包括失蹤的記者或落在非國家團體手中的記者。例如，被伊斯蘭國抓住的英國自由記者約翰．坎特利（John Cantlie）被歸類為「失蹤」或「被綁架」。
　
　　土耳其之後，2016年媒體自由情況最險峻的地方是中國。在中國，12月1日時有38名記者被關押。中國在過去兩年中，是世界上情勢最為嚴重的記者監獄。
　
　　CPJ提出的報告提出：「最近幾個星期，北京當局深化了對報導抗議事件和傷害人權事件的記者的打擊。」
　
　　埃及則名列第三。在埃及有25名記者下獄，他們中的許多人在沒有面臨審判的情況下在監獄裡度過了好幾年。名列第四和第五的是厄利垂亞和衣索比亞。
　
　　2016年是自2008年以來的第一次，伊朗未名列媒體自由環境惡劣國家的前五名。報告指出，2009年在選舉後鎮壓之後被關押和定罪的許多人已服刑並被釋放。
　
　　「致力於收集和分享資訊的記者們正在為公共服務，他們的權利受到國際法的保護。因此，令人震驚的是，許多政府正在通過囚禁記者和壓制批評性言論來違反其國際承諾，」CPJ執行董事喬爾．賽門（Joel Simon）說。
　
　　「土耳其為這種專制趨勢打前鋒，這個國家為反了自身的法律，而每天讓土耳其記者在監獄裡受苦。土耳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將因而降低。」
　
原作者：Roy Greenslade
原文網址：
https://www.theguardian.com/media/greenslade/2016/dec/13/turkey-has-81-of-the-worlds-259-jailed-journalists-behind-bars

芬蘭公視資料新聞組－傳統媒體的新媒體發展（上）／周傳久

芬蘭公視資料新聞組－傳統媒體的新媒體發展（上）／周傳久
　
　
　　隨著社群媒體興起與手機普及，一般大眾吸收資訊和使用媒體方式正在改變。原來以資訊服務為產品的傳統媒體如何因應潮流、找到適當服務定位且能生存？重視媒體公共服務的北歐各國，已經進行了各種新服務的嘗試。
　
　　其中芬蘭公視（YLE）在2013年於新聞部底下成立資料新聞學組（又稱Plus desk），提供當下社會所需的服務。其實，互動又動態變化的地圖方式，搭配新聞內容於網路呈現，在此前已有許多記者提出，但直到資料新聞學組成立，才由此組專責。
　
　　以下訪談該組兩位主管Teemo Tebest和Ville Juutilainen，請他們介紹該組的運作狀況。該組有兩位製作人、兩位全職資料搜尋重整者（coder）、兩位半職資料搜尋者、三位動畫美工；動畫的部分並不如台灣媒體想像，需要在每個報導中都製作動畫如此的耗時耗工，而是依據不同的報導內容來決定是否需要動畫輔助，所以在經費、時間與人力上，耗費不大。
　
　　資料新聞學組從媒體內外找尋對不同族群有意義的內容，將各種原始複雜的資訊設法通俗化整理，讓民眾能透過這些原先遍尋不著、或是找到後不知該如何理解的資料，來掌握社會脈動；並藉由資料的比較，讓民眾從吸收資訊中得到更多樂趣。這樣的資料通俗化整理又被稱作為創意計畫，並進一步細分為快計畫、小計畫、中計畫和長計畫來執行，創意計畫也與各新聞科系透過工作坊等方式訓練合作。
　
　　以2013年為例，共執行了三百個計畫，而2016年則執行了一百五十個計畫；初期計畫規模小、但數量多，進而累積執行心得，到後期慢慢減少計畫數量，但內容變得更為紮實。而且以往多數計畫發想由午晚間每日新聞記者提供，後來逐步發展成多數計畫由該組自行發展，為網路手機量身打造。例如有的只是簡易的資料整理，有的則近乎調查報導，需透過與記者合作討論各種實驗作品。
　
　　在芬蘭有資訊公開自由法，規定公務機關只要不涉及隱私，任何國民都有權可以取得資料了解內容；這套法規自芬蘭還被瑞典統治時代就已存在。當今媒體若要需要大量資料，只要付若干行政費用即可取得；若政府不肯提供，則要說明原因。
　
　　接下來問題是，拿資訊來做什麼？該怎麼整理？由媒體來整理與政府機關來整理又有什麼區隔？以下舉幾個實例來說明：
　
一、 名字搜尋：
　　從政府人口統計單位要來姓名資料，並透過搜尋引擎設計互動趨勢折線圖，讓民眾可以搜尋哪一年與自己同名的人最多，或是從哪年開始有同名的人；也可以拿不同名字的歷史來比較（Name machine: http://yle.fi/uutiset/3-9418798）。例如以Matti為名的人在1947年最多，共有2209男嬰取這個名字，但同一年卻沒人取名叫Saija。
　
　　也許在台灣，讀者不會覺得有趣，甚至可能質疑電視台為何要做這種整理；然而從文化背景來看，芬蘭這國家有許多人使用宗教名，芬蘭還有所謂的姓名日。資料新聞學組的主管說，名字搜尋的新聞性在於越來越多人希望給小孩取沒人使用過的名字，透過此項資料，大家可參考芬蘭命名的最新變化。
　
　　而人名庫的構思源自於一位新聞部記者，當時她找到相關資料後，在某天午餐時間找了資料新聞學組的同事做了腦力激盪；後來大家從人情趣味等角度思考，決定試試進行名字搜尋的嘗試，沒想到得到許多迴響。
　
　　此例讓我們聯想到，台灣目前社會文化是否也有一些可以嘗試的？而不是一定也要像芬蘭弄個「春嬌、志明」的菜市場名數量整理；或許可以是歷年大專聯考相關的新搜尋引擎。更重要的，這類創新是本於媒體核心價值和資訊使用動機，進而在明確的推演後進行策略化，所以不能只看結果來複製。
　
二、 醫療資料：
　　芬蘭是個老化人口居多的國家，在長照上具有相當的挑戰性，目前全國各層級醫療體系正不斷重整，當然也影響民眾的就醫便利以及生活品質；所以資料新聞學組以年金和健康促進資源為主題（Hoitotutka：http://yle.fi/uutiset/3-9412675），透過多樣彩圖的示意，推出全芬蘭各地就醫品質的整理與比較。透過這項資料整理，芬蘭民眾可以了解不同的疾病需要等待多久時間才能接受治療，以及不同地區在等待天數上有什麼差別？也可以了解就醫資源的調整狀況，例如不同的疾病需要進行手術時，民眾可以在距離住家多遠的距離內找到合適的醫療資源，幫助民眾選擇就醫該前往的地點（Healthcare reform: http://yle.fi/uutiset/3-8438697）。
　
　　資料新聞學組的整理不僅呈現現況，還有些視窗是預測未來區域醫療資源的變化走向（如藥房、各級醫院、安養機構等），當中有政策主管人員的照片和以及相關的評論說明，也提供民眾進行詢問已了解各地的狀況（Healthcare radar: http://yle.fi/uutiset/3-9412675）。
　
　　有些政府積存已久、卻未善加整理的衛政資料，在經過收集整理之後，以地圖化的方式重整呈現，與原先在衛生部的網站所呈現的資料相比，民眾的進用性大大的增加，甚至連政策制定者也未擁有這麼詳細的地方資料；以致於後來衛生部也來接洽與資料新聞學組合作，讓更多龐大的資料得以重整而變得簡化易用。因為芬蘭的社會變動很快，網路部門則與原先公視主頻道做出區別，讓民眾隨時可更新資訊（Heathcare machine： http://yle.fi/uutiset/3-8633614）。
  
（未完待續）

芬蘭公視資料新聞組－傳統媒體的新媒體發展（下）／周傳久

（上篇請見：http://www.feja.org.tw/modules/news008/article.php?storyid=318）

三、 年金搜尋：
　　對應年金的各種計算模式，並加上年金中心主任的說明後整理而成（Pension calculator: http://yle.fi/uutiset/3-9273402）。
　
　　或許年輕人會覺得跟自己距離遙遠而不太關心年金，但年金頁面在加上可以讓使用者換算「自己何時要退休？退休後還有幾年可以活？」的設計後，狀況就不同了。例如1982年次出生的人，要到六十九歲六個月才能正式退休，1983年次的還要再晚一個月。Ville笑著說，很難想像自己六十九歲在哪裡？以上的服務還有個特性，即是透過網路互動，來補足傳統電視主頻新聞在報導方式不易完整呈現的短處。
　
　　以往主頻是芬蘭公視主要收視來源，但目前YLE的資料新聞組另起爐灶，從整理資訊創造一片天。並且在主頻上，不是預告網路有什麼，而是花更多時間介紹網路現在有什麼；網路能同步計算績效與讀者使用行為，進而掌握流量變化，以了解電視主頻廣告和網路使用流量關聯，並從結果分析來調整未來內容與形式。Teemo說，許多時候，最高點選路徑不是從首頁來，而是個別故事。
　
四、 地方生活比較：
　　呈現全芬蘭三百個地方行政區（municipality）各地不同社會現況的星級排行榜Kuntatutka（Municipality Radar：http://yle.fi/uutiset/3-9192528#Helsinki) 。
　
　　排行榜不是媒體報導的新形式，但排什麼與如何排？排名的時機與目的，就有多種變化，例如選舉前各地經濟狀況的排名。Ville表示，單是失業率排行就引起許多人興趣，但仍希望不僅僅只是呈現失業率而已，因為不足以完整地看出一個地區總體經濟表現。所以資料新聞組以經濟為主軸，用更多指標幫助讀者了解整體經濟，另有各縣市未來前景、地方氛圍、健康促進資源等資料也包含在其中，總而形成地方生活品質的排名。這也影響許多縣市執政者可以透過資料來解釋未來的市鎮發展方向，這類從數字證據來的計畫得到許多地方官員和民眾的正面迴響。
　
五、 選舉媒合：
　　 因為許多人對於候選人的了解不深，為鼓勵民眾參與和理性了解選情，促使了資料新聞組以民主的價值概念為導向，設計了選舉媒合網路（Alternative election machine: http://yle.fi/uutiset/3-7869067）。
　
　　這種活動特別適合手機用戶，由媒體設計明確的公共政策決策觀點問卷來訪談候選人（通常達二十幾個問題之多），然後將候選人的回答整理後輸入資料庫。民眾則可鍵入自己對於不同政策的想法，透過此頁面的比對後，了解哪些候選人與自己的看法相近，甚至用戶可設定如年齡等基本條件來篩選候選人；這種候選人與選民配對的活動不只YLE進行，其他芬蘭媒體也有在做，但YLE的規模是芬蘭最大的。
　
　　至於候選人是否願意配合？Teemo說，若是知道其他競爭者有參加，候選人則多半不會缺席，因為可以讓更多選民認識他們。有趣的是，有些候選人在回答問卷時，對某些議題表達立場後，可能會在選上後改變當初的說法；然而該候選人先前的填答還留在網路上，藉由追蹤機制，可以讓選民了解候選人在選舉前後的差異，進而成為一則新聞報導，追問候選人為何改變立場？也可檢視不同整黨的政見表現如何？
　
　　這計畫促成更多對選舉沒興趣的年輕人參與，甚至有統計顯示某單一使用者共點選使用此計畫多達45次，而且近年來的流量越來越多；在芬蘭，選舉活動已經進行了二十年，而資料新聞組則讓許多選舉相關的資料得以活化。
　
六、 國際政情分析：
　　由於網路科技發達，只要有想法，幾乎都可能呈現。在美國總統選後，有鑑於川普對亞洲安全產生許多不確定性，為了讓芬蘭觀眾更認識亞洲局勢以及川普的態度，資料新聞組設計「川普亞洲計畫」，協同資訊專長人員，以資管流程圖的概念，推出一套供手機使用的遊戲地圖互動介面；將日本、台灣等亞洲國家一一列入，如巡迴列車讓觀眾點選；使用者可自己探索，例如川普未來怎麼做，則日本處境會如何？兩岸會如何？每個選單都有許多國際政治互動的不同結果。
　
結語：
　　資料新聞組產出的計畫涵蓋各種知識領域範疇，組內的成員並非研究員或是外聘的教授學者，而是三十出頭的芬蘭記者。他們在芬蘭教育下涉獵廣泛，且很有國際觀，也有開放溝通的工作文化，當然在某些議題的處理上，也會搜尋學術研究單位整理過的資料，而不一定使用政府的初級資料。
　
　　對組織內部來說，資料新聞組在自家電視台內做內部行銷，，讓其他組的同仁知曉有個專門處理數字服務的單位，進而與之合作。
　
　　而對外，資料新聞組認為讓資訊和數據更人性、更親近民眾，促使民眾更有概念而了解真相他們的職責。同時，資料新聞組則將整理的資料發佈到多種社群媒體上，由於不同計畫需要時間不同，所以在發布時間上並不定期；但因為民眾多半擁有智慧型手機，YLE可將資料分類後自動傳送給使用者，對於尚未完結的計畫也可發布預告，同時可設定個別地區的資訊連結，或追蹤更新機制。這種個別化資訊將更快地被同一族群消費者（尤其年輕族群）轉載分享，這也讓努力想觸及手機新族群的電視台更能達到目的。
　
　　配合資料新聞學在網路的內容發展，電視主頻則不斷製作短片，在各節新聞中教導民眾怎樣使用、可得到哪些以往不易取得的資料。
　
　　至於未來該如何讓資料新聞組發展得更好？該組認為組員的代表性很重要，尤其要能更理解青少年者。所謂觀眾從哪裡吸收資訊，媒體服務就應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