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價值的保衛戰／賴昀

在過去，台灣的媒體環境受到戒嚴時期報禁的影響，為中國國民黨把持，而在1987年解嚴並解除黨禁、1988年解除報禁之後，報社、雜誌社等新聞機構數量倍增，新聞自主性受到學者和民間團體的重視，開始推行黨政軍退出媒體運動，自1995年起透過各種救濟管道向政府發出呼籲。而在2003年，立法院通過俗稱的黨政軍退出媒體條款，規定政府、政黨不得捐助與成立新聞媒體。2005年，國民黨將中視股權出售民間財團，政府則建立公視集團，被視為是黨政軍退出媒體運動的重要里程碑。

 　
　　然而，從2008年起，隨著國民黨重返執政，赴中多年的旺旺集團返台投資，先後買下了《中國時報》、《中國電視》、《中天電視台》，形成旺旺中時集團，並成立了《週刊王》，掌握了豐沛的媒體資源，並計劃購入有線電視頻道業者中嘉網路，引起許多學者憂心此舉為台灣媒體財團化的徵兆，造成台灣媒體環境遭壟斷，自2010起陸續展開反對《中時》、《中視》、《中天》併購案和反旺中併購中嘉案的抗議示威活動，同時旺中集團旗下媒體極為傾中的報導立場、移花接木的新聞製作手法也引發廣大批評聲浪。　

　
　　而在2012年，旺中集團主席蔡衍明更在《華盛頓郵報》的訪談中聲稱六四事件沒有人死亡，引起包括王丹在內的中國民運人士撻伐，王丹隨後發起拒絕中時運動。同年，《壹電視》無法在有線電視頻道，壹傳媒指證是受到旺中集團阻止。及後多個團體透過Facebook共同發起反媒體壟斷運動，訴求NCC與公平會介入旺中併購《壹電視》一案，以及制定《反媒體壟斷法》。

　
　　參與拒絕中時運動的成員對旺中集團的疑慮主要來自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藉財團之手影響台灣媒體環境，進而干預台灣民主的隱憂。正是旺中集團形成的2008年，中國主辦奧林匹克運動會，意圖藉此為中國樹立富強的形象，而欲壓下令中南海當局難堪的國內外對中國境內人權問題的質疑與抗議行動，因而在2008年11月到2009年1月之間密集召開工作會議，討論加強國際傳播能力的方法，並開始以媒體併購作為手段，指使私營財團購入台港的主流媒體，旺中集團即是應運而生。

　
　　紅色資本的入侵，以及過去黨國時代留在媒體內部的殘餘勢力，使得許多家媒體所製作的報導往往帶有特定政治立場的色彩。媒體擁有提出公共議題、帶領公眾討論的功能，更能以在訊息重製過程中以其對資訊的轉述來左右大眾的觀感，進而塑造公眾意識乃至文化，因為媒體對社會的重要性，從黨政軍退出媒體運動，到反媒體壟斷運動，皆旨在追求自由的媒體環境。

　
　　在反媒體壟斷運動中提出的四點訴求：政府嚴審、反壟斷入法、反中國因素、聲援壹傳媒工會，可視為對本土媒體價值和新聞自由的捍衛。當時，《中國時報》、《中國電視》和《中天電視台》皆以大幅報導回擊並指參與運動的學生是受僱而來，且要求當時倡議學者之一的黃國昌負責。在之後2014爆發的318反服貿學運（即太陽花運動）中，包括旺中集團在內的「統媒」與學生之間的衝突更顯劇烈。在《中天新聞台》的政論節目中，來賓強烈攻擊學生及學運，而該台扭曲的報導內容也引發民眾在中天大樓外高喊「假新聞」抗議。立法院外的學生則在《中天》記者身後舉起「請報導真相」、「快轉台」等標語。

　　2017年，上演了另一場捍衛媒體價值的保衛戰。民間全民電視公司（民視）於1996年透過民間募資籌組而成立，抱持「不是一個純粹的商業電視台，是一個具有護衛本土理想的電視台」這樣的理念，以傳播台灣主體意識為宗旨。而在創辦人蔡同榮過世、現任董事長郭倍宏上任之後，民視推出了每週20堂課的《台灣學堂》，是台灣第一次公開地在電視媒體上詳細且有系統地介紹本身的歷史與文化脈絡，並探討未來的可能性。

　
　　郭倍宏本人及民視強烈的獨派色彩引起泛藍勢力和中方以及特定企圖者的不悅，發動對郭倍宏和民視總經理王明玉的攻擊，其後又意圖透過改變民視股權結構來撤換民視新的領導團隊。此事引起廣大關注，並獲得包括彭明敏、史明等50位意見領袖連署聲援郭倍宏團隊。

　
　　所幸，最終郭倍宏團隊獲得超過七成民視股東的支持，仍任董事長之職。郭倍宏承諾，將仍奉民視的創台理想為圭臬，監督台灣政治、經濟和社會，持續為台灣人發聲，實踐媒體作為第四權的價值。

　
　　民視遭遇的危機猶如又一記警鐘，提醒著社會大眾，紅色資本與財團對本土媒體價值的威脅仍迫在眉睫，媒體受財團操縱新聞自主性的憂慮一直存在，使媒體發揮功能、維護媒體價值，使台灣擁有一個自由、自律的良好媒體環境仍然是必須努力的目標。

追查記者之死／涂敏編譯

2016年7月20日上午烏克蘭記者Pavel Sheremet離開他位在基輔中央區的公寓踏入他的車中展開早晨的通勤，當天的監視錄影帶顯示Sheremet駛著一輛紅色速霸陸慢慢前往一個十字路口，突然間汽車隨著撕裂前座的激烈爆炸而往後猛然一抽。

　
　　根據「保護記者委員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表示Sheremet是去年被殺害的48位記者之一，他的死去登上世界各地新聞版面烏克蘭總統波洛申科Petro Poroshenko也矢言將揪出兇嫌。

　
　　將近一年過後，隨著一項為錯誤所擾的警方調查，無人為此案負責，在此同時Sheremet的記者同事們出面介入這個調查。

　
　　就在Sheremet的汽車陷入一片火海後的幾分鐘內他的烏克蘭同事們立即採取行動，採訪了目擊者也將周邊公司和住宅的監視錄像收集起來，國際調查報導記者團體「組織犯罪與貪腐舉報計畫」Organized Crime and Corruption Reporting Project, OCCRP)與線上電視網Slidstvo.info更聯手製作了一部揭露官方就兇嫌的說明上有所缺陷的紀錄片《Killing Pavel》。這部紀錄片將Sheremet烏克蘭同事們的在地知識與歐陸記者們的資源和科技專長結合在一塊兒，闡明爆炸發生前的幾小時並提出對「烏克蘭國家安全局」該國的情報單位疑似存有陰謀的質疑。

　
　　Sheremet的作品除了見諸報章雜誌與廣播外其也擔任烏克蘭記者的導師，他組織會議與工作坊吸引世界各地的記者、編輯和專家前來烏克蘭與當地記者交流。出生於前蘇聯現今的白俄羅斯Sheremet 一直都在他的家鄉當記者直到搬去莫斯科後成為了一名針對克里姆林宮的狂熱批評家，他後來離開俄羅斯前往烏克蘭主持晨間廣播節目並為網路媒體Ukrainska Pravda寫稿；「保護記者委員會」於1998年以國際新聞自由獎項表揚Sheremet。

　
　　考量到Sheremet曾是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Alexander Lukashenko與普丁政府的抨擊者，以及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半島所導致區域動盪與複雜政局，許多人不禁疑惑究竟誰應該為Sheremet的死負？Sheremet也曾支持2014年迫使烏克蘭前總統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去職的起義但也同時批評新政府頒布的某些政策。
　

　　「我們仍然不知道他為何被謀殺」OCCRP烏克蘭編輯與紀錄片《Killing Pavel》的領頭記者之一Anna Babinets說，「這對我們來說是一道謎題，我們知道Pavel在成為一名烏克蘭記者之前，是一位白俄羅斯和俄羅斯記者，這是一個複雜的情形。對我們來說了解他為何被謀殺是非常重要的。」

　
　　連續10個月以來Babinets和她的同事們收集並檢視閉路式錄像影帶、建立炸彈兇嫌行經道路的精細地圖、追蹤原先未知的目擊者，並且訪談任職於烏克蘭國家安全局至少直到2014年的Igor Ustimenko，他被攝影機拍到當時正在爆炸現場附近。在一場向Sheremet—這位在3個國家都有根基的記者—的致意會上，大型跨國團體齊聚一堂表明將致力於調查記者之死如此標誌了重大意義。紀錄片的不同版本是分別以烏克蘭語、俄語和英語的旁白解說製作而成，而背後的記者不僅希望以此作為他們的調查紀錄，也希望向當局施壓使之更積極追查這件謀殺案。

　
　　曾投入巴拿馬文件計畫與「亞努科維奇解密」YanukovychLeaks調查的Babinets表示，關於Sheremet謀殺案的調查報導有一種個人面向「我感覺我自始自終都想進行這項調查，因為Sheremet是一位記者，這起事件關乎我們」她說，「保護身為記者的我們的唯一方式，就是親自展開調查；如果我們對類似事件無動於衷，將為我們自身造成更大的危險，當我們在調查的同時，即是對我們自身的一種保護。」

　
　　「記者間存在著親自調查各種攻擊記者事件，這種分散卻驕傲的傳統」《達德新聞與創傷中心》（ Dart Center for Journalism and Trauma）執行長Bruce Shapiro說。對那些熟稔調查報導歷史的人們來說，Sheremet之死與記者們的集體回應令人不禁想起《亞利桑納共和報》(Arizona Republic)記者 Don Bolles的汽車爆炸案。1976年6月2日，Bolles在結束與一位失約的消息來源的會面後走回他的藍色Datsun上，片刻之間6根炸藥在他身下爆炸，為這位資深罪案記者留下致命的傷害。

　
　　當Bolles躺臥在醫院病床上生命垂危時，他的報社同事們參與了新成立的「調查新聞記者與編輯組織」（Investigative Reporters and Editors, IRE）追查此案兇嫌。Bolles在爆炸案的11天後去世，然而由IRE成員們所做的報導，卻導致數位涉及組織犯罪並與爆炸案有所牽連的嫌疑犯被逮捕最終被定罪。

　
　　不久前加州《奧克蘭郵報》Oakland Post總編輯Chauncey Bailey在追查地方麵包店貪腐問題時被暗殺，來自美國西部的記者們便於2007年齊聚一堂成立Chauncey Bailey Project，他們的報導在逮補策劃殺害Bailey的兇嫌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不過在世界大部分地區殺害記者的兇嫌顯少面臨正義的制裁。「當一位記者被殺害，不論是從社會上哪個制度的期望來看，記者本身都會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到此事。」Shapiro說「將記者視為敵人，是煽動性言語很大的一部分，也是推進極權的一大要素，甚至在民主社會中，鼓勵攻擊記者的情形也相當普遍，在極權社會中攻擊記者卻免於懲處的情形則無人能及。」　

　
　　自從波洛申科上台後，烏克蘭近幾年來在新聞自由環境上可見些許進步，但寡頭政客的影響與俄羅斯的資訊戰，以及當局未能有效查明Sheremet謀殺案，皆導致烏克蘭在2017年「無國界記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的「新聞自由指數」Press Freedom Index上在180個國家之間排名102。

　
　　「記者在這個區域面臨重大障礙」駐羅馬尼亞的美國記者Matt Sarnecki、同時也是OCCRP的影音編輯與《Killing Pavel》的寫手、製作人和旁白如是說道，「每當記者被殺害總是引發群情激憤，這就是記者為生的方式，看到事情都錯了想要導正這些錯誤。如果是政治人物被謀殺了，我可能不會像為了Pavel被謀殺那般激動。」

　
　　Babinets、Sarnecki以及他們同事的作為，替此案帶來調查上的進展。烏克蘭警方已經訊問了紀錄片指出的烏克蘭國家安全局前僱員Ustimenko，Babinets表示警方與記者們達成協議，共享資訊允許記者獲取先前無法獲得的錄影帶，這些記者們的調查，是對於謀害他們其中成員的集體回應一個最佳的典範。　

　
　　然而《Killing Pavel》仍留下許多未解的疑惑，Igor Ustimenko與烏克蘭國家安全局的關連為何？為何警方忽略了這麼多記者隨後揭露出來的線索，而最大的疑問到底Sheremet為何被殺害？

　
　　Sarnecki的旁白解說以一段簡單的陳述下了結論：「無論是因為不稱職或更糟的原因，結論都是一樣的－兇嫌仍逍遙法外。」

 
--------------------------

作者：Pete Vernon

編譯：涂敏

原文網址：https://www.cjr.org/watchdog/journalist-murder-ukraine-pavel-sheremet.php

英國幾大傳媒在美國甚受公眾信任／何鉅華（資深媒體人）

 
　　根據一項新的調查，在美國最受公眾信任的前十家新聞媒體當中，英國的十居其四，而前四名中，英國的更囊括三位。

　
　　美國密蘇里大學雷諾斯新聞學院在今年二至三月間透過全美各地28家傳媒機構進行了一個網上調查，有近九千名美國人回答問卷，受訪者須列出他們最信任／最不信任的傳媒各三家，研究報告依此正反比例得出可信度的排名結果。

　
　　英國的新聞週刊《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得100%滿分，所有受訪者都評之為最受信任三家之一，次為美國的《公共電視》（Public Television）。《路透社》及BBC也都排名前列，高踞第三四位，反而美國幾大電視網CBS、CNN、NBC、ABC及Fox 全都落入最不受信任之列。（見下表）

　
　　英國的《衛報》（The Guardian）躋身最受信任榜第七位，僅次於美國的《國家公共電台》（National Public Radio） 和《公共廣播服務》（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

　
　　知名網媒Buzzfeed和右翼新聞網站Breitbart 貼近榜尾，而統稱的社交媒體（social media） 則少有好評，不被受訪者信任，其他如Trump、Infowars和Huffington Post等網站亦全屬於流量很高，但口碑甚差之列。

　
　　回說一下大受美國人推崇的英國週刊《經濟學人》，據英國發行公信會（ABC）的數據，目前在北美洲每期銷量達85萬份。而另一口碑甚佳的《衛報》，近年在美國努力耕耘，曾以美國中央情報局前僱員史諾登（Edward Snowden ）的爆料系列而獲得了普立茲新聞獎。

　
　　下表為該研究報告的最不受信任和最受信任的新聞傳媒榜 （依兩者比例計出）：

連結： 密蘇里大學雷諾斯新聞學院的2017傳媒可信度研究報告全文

https://www.rjionline.org/reporthtml.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