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政府是你家報紙最大的廣告商之一／孔詩年編譯

當政府是你家報紙最大的廣告商之一／孔詩年編譯

2015年10月29日星期四，在塔毛利帕斯州雷諾薩市的《明日報》（El Mañana）辦公室中，總編輯Hildebrando Deándar Ayala正在公司內的不同部門間巡視（照片來源：Jabin Botsford／《華盛頓郵報》Getty Images）

　　去年（2016年）10月，當Enrique Rivas上任墨西哥大城市之一的新拉雷多市（Nuevo Laredo）市長之後，這城市中的一家小報紙－《明日報》（El Mañana）開始將報導聚焦在Enrique Rivas的施政管理上。

　
　　做為已經具有93年歷史、在平日的流通傳閱量大概都有一萬五千份的日報，《明日報》的記者每天都鉅細靡以地報導著當地的政治新聞，像是：Rivas在關鍵的內閣職務上任命了女性、與鄰近的德州拉雷多市（Laredo, Texas）市長商討要將世界貿易大橋（World Trade Bridge）拓寬為八線車道，或是討論新拉雷多市內的坑洞問題等。

　　但《明日報》的記者同時也有另外的發現。有一篇報導提到了少數Rivas的家族成員或是朋友，在他執政時被任命到他的底下做事；而因國家法律透明化的緣故，某份舊文件也因此得以揭露，進而被發現一位曾經有犯罪前科的前警界人士，所簽下的工作合約竟然擁有豐厚的薪資；第三個則是這個自治市在傳播與宣傳此項目的預算上，編列了1億2000萬比索（相當於美金660萬）的金額。

　
　　但這些報導完全讓市政府裡的執政官員感到十分不悅，Rivas在五月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曾說道：「我們不打算把公共資源分配給那些在資訊上唯利是圖的人。」同時，Rivas也對外宣告他的執政團隊將會撤回所有在《明日報》上的官方廣告，並表示《明日報》每個月都試圖向市府勒索250萬比索的廣告費用，以換取替市府撰寫正面的報導。

對他們而言，唯一的生存方法，就是像政府所要求的那樣活著。

　
　　而在與《明日報》副總監Mauricio Flores的電話訪談中，他「堅決且明確的」否認了有關市長的指控，他提到「我們認為這是市長濫用他的政治職權來毀謗一家新聞媒體」，同時他也強調「《明日報》從來沒有把報導內容拿來賣錢」，並認為Rivas此舉是為了報復《明日報》對他施政內容的批判報導。

　
　　眾所皆知，在過去十幾年以來，墨西哥不僅一直為暴力事件所苦，做為一個戰爭區域，對外出採訪的記者來說，也等於是最危險的地方；今（2017）年一月到現在，已經有四位記者遭到謀殺，而根據保護記者委員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CPJ）的資料顯示，從1994年至今，有多達近一百位的記者在這個國家遇害。但同時，對記者的暴力侵害，以及事後兇手仍可逍遙法外，沒有受到任何懲處的現況，在某種程度上也嚇止了新聞媒體的報導；近來，透過給予獎勵或者是不再提供政府的廣告費用來試圖交換新聞編輯的舉動，已經演變成為另一種形式的新聞審查與威脅。

　
　　然而，官方廣告對於墨西哥的媒體版圖來說，已經是根深柢固的一部份。根據「世界報業協會（World Association of Newspapers and News Publishers）」與「國際媒體援助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Media Assistance）」合作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墨西哥當地媒體的經費，有一半以上都是來自政府的廣告費，同時，政府廣告費也會因為媒體政治傾向的不同，而在分配上有所差異；世界報業協會就注意到一個例子，一份名為《Proceso》的政治性周刊，在2006年還有74頁的政府廣告，但2009年當他們刊出了幾篇關於前任總統Felipe Calderon的負面報導後，該年的政府廣告頁銳減到僅剩7頁。

　
　　在商業廣告嚴重缺席，以及分類廣告的衰退下，導致的結果就是墨西哥媒體多半得靠政府的資金才得以生存；在克雷塔羅自治大學（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Queretaro）研究政治與媒體關係的教授German Espino認為：「對他們而言，唯一的生存方法，就是像政府所要求的那樣活著。」

　
　　根據專門研究預算的墨西哥市民組織「Fundar」的調查，2015年，墨西哥的州政府花費了119億比索的經費在媒體與公關宣傳上，包含了那些內容看起來像新聞的置入性行銷、整個版面的政府演說逐字稿，還有廣播與電視節目中的插播廣告；而墨西哥聯邦政府則是在這方面支出了102億比索的花費。同時，新聞業界也有些人在助長著這樣的腐敗情勢；某些媒體老闆或是薪資微薄的記者，為了生存，他們筆下的報導內容開始變的溫和了起來，或者是要隨時與政治人物暗通款曲，甚至是捏在不存在的報導產物以換取資金。根據《全球傳媒期刊（Global Media Journal）》在2017年出版的調查報告，在墨西哥媒體目錄上，大約有63%的非每日出版刊物，都是只有名字而非實際存在的空殼機構。

　
　　事實上，對於墨西哥的媒體來說，幾乎無法倖免於政府的影響。根據先前提到的Fundar最近的一次調查資料，2014年，廣播電視業者Televisa與Azteca就各自收到了約5億比索的政府廣告費，加起來的總額已經佔了該年度政府支出於媒體公關與宣傳費用的26%；Grupo Radio Formula則收到了6100萬比索的政府廣告費，如果再加上旗下的兩家墨西哥報紙Reforma與El Universal的話，共收到了7300萬比索政府廣告費。Fundar強調，自從墨西哥開始一黨專政之後，政府透過廣告費援助媒體業的情況就已存在，一直持續到2000年由Vicente Fox選上總統後才有所改變。

　
　　墨西哥在其「革命制度黨（Institu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執政長達71年（1929-2000）的統治期間，媒體幾乎很難與官方立場背道而馳。Chappell Lawson在所著的《建構第四權：墨西哥的民主化與興起的媒體自由（Building the Fourth Estate: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Rise of a Free Press in Mexico）》一書中提到，當廣告費的收入對於媒體來說不是最主要誘因時，政府仍會透過其他手段來影響媒體，例如「免除稅額、營業補貼、墨西哥官方通訊社Notimex提供免費服務、透過政府部門的大量採購、低於市場匯率的信貸，以及價格低廉的新聞紙」，政府即是藉由這些誘因，來創造順從的媒體。 

　　儘管Enrique Peña Nieto在2012年當選總統後，曾承諾會控管公關宣傳的費用，但相關的立法仍存在著與政府廣告費用分配相關的準則，以及對公共支出花費在媒體及宣傳費用上的限縮。

　　在邁阿密大學研究新聞學與拉丁美洲的教授Sallie Hughes提到Peña Nieto在去年的支持率下探新低後，「（Peña Nieto）在某種程度上還是想要利用政府的資金來掌握媒體，特別是在他現在的處境如此的焦頭爛額。」

　　Sallie Hughes還提到更複雜的狀況是，有些記者甚至將政府以廣告費來資助媒體視為是件正常的事，「有些批判媒體的主事者認為，他們的媒體在墨西哥擁有一定的閱聽眾，理所當然地應該要獲得這個法治國家在政府廣告費用上的分配。」但Peña Nieto的辦公室並未對這樣的要求做出任何回應。

「唯一的解方是這樣的官方公關費用不復存在。」

　　雖然自2012年開始，墨西哥政府花費在媒體宣傳活動上的費用已經是公開的資訊，但有許多人認為目前可得的資訊內容過於含糊不清，甚至在使用上來說也已經過時；而其他關於可以管制廣告或者是限制媒體集中化的改革仍不被重視，即便連要提倡加強監督，也都被認為這不一定是一個最好的改革方向。所以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National 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Mexico）的政治學教授Raul Trejo Delarbe認為：「唯一的解方是這樣的官方公關費用不復存在。」

　　而新拉雷多市的《明日報》副總監Mauricio Flores則認為，目前公眾對市長的批評，再加上桀敖不馴地塔毛利帕斯州州內的同業聯盟，已經將報業置於危險的處境。

　　2004年，《明日報》當時的主編Roberto Mora被發現在自家門前遭捅25刀之多，這份報紙在這一年來也飽受持槍歹徒的多次攻擊，今年一月還因報社工作者受到威脅而被迫停刊兩天；Flores說：「我們只是寫新聞、我們印刷自己的報紙，卻是遭受到這樣的處境。」但由於安全上的考量，Flores並沒有透漏更多的資訊。

　　然而，目前市長決定要抽廣告費以及對外公開的批評《明日報》的舉動，對於《明日報》所遭遇的現況沒有任何的幫助；Flores認為當墨西哥的毒販看到當地政府已經不再支持報紙的話，無疑讓《明日報》變得更脆弱而不堪一擊。「這也就是我們目前最擔憂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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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Natalie Schachar

編譯：孔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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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家的無盡依戀——《骨妹》（下）／賴昀

對家的無盡依戀——《骨妹》（下）／賴昀

 
原來過得很快樂

 
　　那麼，澳門呢？五光十色、紙醉金迷的賭場，為澳門帶來巨大的財富，詩詩卻迷失其中，只能一點一滴地，在歇業的店舖、老舊的樓房中，拼湊出過往歲月。當年，靈靈豪氣地讓被房東趕出家門的詩詩同住，兩人變得更加親密無間，後來靈靈意外懷孕，詩詩鼓勵她把孩子生下，將孩子視如己出，與靈靈兩人一起照顧著這個取名為樂樂的男孩。詩詩照料因懷孕而生活多有不便的靈靈、兩人在三太子廟一同許下為樂樂的健康而願折壽的願望，還有兩人在夜裡輪流起床去照顧啼哭的樂樂，以及為了賺取生活費而翻遍報紙找尋兼差，三人組成了一個雖然過得辛苦卻幸福的家庭。

　
　　而今靈靈香消玉殞，盈盈和芝芝反目，好像詩詩在澳門已找不到情感的依歸，電影卻正準備重新訴說靈靈和詩詩的故事。

　
　　詩詩聽說樂樂長大之後的忤逆行徑，並找到了他，意欲譴責他，卻發現樂樂珍而重之地保留著所有靈靈留給他的語音訊息。原來，兩人都很思念靈靈，兩人都很愛靈靈。在和樂樂的談話中，詩詩才發現了靈靈當年埋藏心中的秘密。

　
　　在永別的那一晚，靈靈說，要把樂樂送回大陸老家，要嫁給不嫌棄她生過孩子的有錢男人。詩詩說，自己要樂樂，自己要照顧樂樂，自己也是樂樂的母親。靈靈卻一回絕，說詩詩會後悔，說自己也對聽從詩詩的話生下樂樂感到後悔不已。於是，詩詩淚流滿面地喊著再也不要見到靈靈，離開了靈靈身邊，要求當時追求她的台灣男孩帶她離開這個她已無處容身的家、她已無處容身的城。

　
　　然而，詩詩歸來之後，從盈盈口中聽到，靈靈從未結婚；從樂樂口中聽到，他從未到過大陸，十幾年來一直和母親兩人相依為命。詩詩如夢初醒，聽見樂樂說，母親到大炮台去總是很開心，因為曾經和喜歡的人在那裡有過很美的回憶，於是發狂般地趕去。當年，從來不知自己生辰的孤兒詩詩，和靈靈一起在大炮台慶祝生日，決定了那一天也將做為詩詩的生日，兩人還一起在公園長椅底下不約而同地刻下了永遠在一起的生日願望。當時的文字還在，詩詩看到的，是靈靈改了願望，刻下了希望詩詩永遠幸福。

　
　　霎那間所有回憶湧入腦海，詩詩知道自己錯過了此生最愛。

回家

　
　　詩詩方才明白，在1999年的那一晚，背對著她的靈靈，也未有一絲一毫歡慶的心情，而是淚流披面。生死兩隔的兩人，映照出澳門回歸前後的新／舊身份，無所適從、記憶空白的詩詩象徵著回歸後的中國澳門，而逝去的靈靈則代表著舊日的葡屬澳門，詩詩重新了解靈靈的過程，就如一場對自身過往追尋的旅程，一段對自我身份、「我是誰？」的詰問。

　
　　澳門回歸了，詩詩離開了，而靈靈守著回憶，努力生活，拉拔樂樂長大。樂樂之名是詩詩所取，因她說，生活最重要的是快樂。這亦是大時代下小市民的心願和追求，面對變遷，依然要努力生活，找尋快樂。

　
　　知曉真相的詩詩，哭著對因擔心而趕來澳門的丈夫說，自己這些年一點也不快樂，心裡就像破了一個洞。

　
　　對詩詩而言，不明白自己、失去生命裡最重要的一部分，怎麼會快樂？當終於暸解靈靈和自己的心意，詩詩才彌補了心裡的黑洞。於是她選擇留下，和澳門重修舊好，回到小時候喜愛的餅舖，頂下經營，嚐著靈靈也喜歡吃的葡式糕餅，餅舖牆上貼滿了出外遊歷世界的樂樂寄回來的明信片，他以「媽」稱呼詩詩，不忘問候詩詩是否快樂，詩詩又找回了家。

　
　　電影中，對一座城的依戀，來自深入骨髓、揮之不去的鄉愁，曾經的遠離，反而確認了心中對這座城市的愛，對本土身份的認同。靈靈曾為詩詩選擇了看似美好的前程：嫁給經濟狀況穩定的台灣丈夫，到台灣過安定的生活，好過在前途未卜的澳門和自己捱窮。但那卻不是詩詩所要的幸福，因對詩詩來說，充滿著靈靈一顰一笑回憶的澳門才是家，才是世上無可取代，唯一能讓她心安的地方。

　
　　詩詩在夢中對靈靈訴說歉意與思念，欲擁抱靈靈卻撲空，似是象徵著往日的舊澳門再無法追回，但靈靈永遠活在詩詩心中，就像歷史記憶和殖民情結仍然留存澳門人的腦海，即使今日的澳門面目改變，這段歷史和文化痕跡對本地人而言仍然是構成身份認同的一部分，密不可分。

　
　　《骨妹》以澳門回歸作為劇情的轉捩點，控訴澳門的劇烈變遷，使得電影多了一分政治隱喻，然而導演徐欣羨以女性敘事的柔和力道，傾訴著無限的牽掛，講述了一個溫柔、暖心的愛情故事，故事中深情款款的是詩詩和靈靈，同時也是導演的家鄉澳門，無論澳門是好是壞，都是導演和主角心中無可取代的歸屬。

對家的無盡依戀——《骨妹》（上）／賴昀

對家的無盡依戀——《骨妹》（上）／賴昀

 
　　獲得澳門國際影展觀眾大獎的《骨妹》也入選今年的台北電影節，電影講述了一段錯失的愛情，和對一座城市繾綣難捨的愛戀，一股縈繞心頭的鄉愁。

　
　　電影中的骨妹，對著一別十數年的家鄉澳門感到疏離和陌生，然而在澳門，她才能夠感到完滿，能夠安身立命。唯有充滿這座城中的回憶，能叫她找到歸屬感；於是對她而言，唯有澳門，方是家之所在。

　
告別一個時代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孤女李詩詩在骨場（按摩院）中求得一份按摩妹（即片名骨妹含義）的工作糊口，得到師姐張靈靈的關照，又結識了靈靈的好友盈盈、芝芝，四人情同姊妹，在那個紛亂動盪的時代，卻得到最快樂的時光。

　
　　回歸前夕的澳門，經濟蕭條、治安敗壞，骨妹們沒得開工，看著電視裡播報的連環爆炸案感慨，說著要離開澳門。這樣的離心，在那個年代的澳門和香港都存在著，人們對本地的未來感到徬徨，移民成了熱門選項。而近二十年後的今時今日，港澳人心思變的氛圍又起，只是這次，人們心目中的指望，變成了擁有自由氣息的台灣。

　
　　十年前的電影《伊莎貝拉》同樣講述了一段澳門回歸前夕的故事，影片畫面在迷離的色調中，一幕幕的展示著逝去的韻味，徐緩的敘事之下，不安的情緒瀰漫，隨著回歸之日的接近而逐漸騷動。電影裡的主角馬永成和張碧欣本想就此逃離，最後馬永成決心擔負起對「女兒」的責任而留下，鋃鐺入獄。最後一幕，張碧欣在光影掩映下，說著要等「她的男人」，此時嘹亮的葡文歌聲響起，加上飾演張碧欣的演員梁洛施的混血面貌，風情滿溢。一個時代，一個世紀，就此別過。

　
　　而到了《骨妹》，詩詩在熱鬧的回歸倒數中，哭著對著靈靈的背影喊著再也不想見到她，與靈靈、同時也與澳門決裂，轉身奔赴台灣。在本片的開頭，由梁詠琪飾演的中年詩詩在台灣與丈夫共同經營民宿，生活閒適安逸，丈夫又溫柔體貼，理應是歲月靜好，就像盈盈對詩詩說的：「幾個姊妹裡，就只有妳上了岸。」然而詩詩卻在這希望之地酗酒度日，直到靈靈的死訊將她喚回她不顧一切要離開的澳門。

　
身份的錯亂
　

　　澳門為《伊莎貝拉》撒了一地的風情，而《骨妹》讓澳門成為片中真正的主角。別離澳門多年的詩詩，面對劇變的故土，彷彿成了異鄉人般無所適從，當一個個充滿回憶的場域消亡，家似乎也不再是家。若是記憶不再能夠憑仗著城市中的景象喚起，那麼再繁華的街景、再新穎的高樓，對詩詩來說也等同廢墟。當人們與自己的城市存於腦海的一線連結都在變遷中被斬斷，那麼又該何處為家？這份迷失，即使是十數年來留守澳門的盈盈和芝芝，亦有所感。

　
　　詩詩欲和舊友相見，說出的一個個地標卻已在過去的十幾年裡消失無蹤，最終相約紅街市旁的桃花崗。如今，桃花崗也即將遭到清拆的命運，抗爭仍然持續。詩詩走過僅存一兩個攤販的空蕩市集，目光觸及貼滿牆壁的惋惜、悼念、打氣字條，回憶又再湧上：當年和靈靈等人，在放工後都會來這裡吃吃喝喝，昔日笑語歷歷在目，可惜斯人已逝，此情此景也將不再。

　
　　消失的街坊、消失的集體記憶，不只對澳門人，對於香港人和台灣人，也都不是陌生的命題。在香港，灣仔利東街（即謝安琪歌曲《囍帖街》所指街道）、中環天星碼頭、皇后碼頭……等等曾是港人生活中一部分，充滿歷史文化的場域逐一在都市的擴張發展中遭到清拆或遷移，激起一次次的抗爭，民間團體與政府的矛盾日漸加深，港府以經濟考量與抗爭人士所強調的文化層面對立，同時1976年實施的《古物及古蹟條例》被指過時而受到重新檢視。

　
　　不過，隨著香港城市保育意識的抬頭，也出現爭取成功的例子：由吳君如和任達華所主演的電影《歲月神偷》取景原本已被列入重建項目的上環永利街，呈現1960年代的香港庶民生活。電影在柏林影展獲獎之後，爭取完整保留街道的呼聲越來越大，終於港府在2010年將永利街劃為保育區，吸引許多觀光客和攝影愛好者。至於台灣，數年來的都市更新計畫帶來的強拆不斷掀起爭議，大眾熟悉的例子就有樂生療養院、大埔張藥房、文林苑王家等等，還有被戲謔地稱為「古蹟自燃」的現象。

　
　　但是，台灣也有很多人，以及政府單位為老建築的保存與活化而努力，例如由台酒的廢棄廠房改建成的華山1914文創園區和松山菸廠改建的松山文創園區（松菸誠品），還有近年受到矚目的大稻埕街區活化，都有許多年輕的文化工作者為之投入心力，意圖保留曾經歷史的痕跡，並灌入新生命、新意義，在原有的基礎之上，繼續創造出新的集體記憶，續寫新的歷史。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