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政大在公企中心舉辦「大學的社會參與──防災救災計劃」論壇，主題演講者之一錢致榕教授，觀察88水災台灣的救災反應模式，指出台灣社會呈現「理盲」的現象，亦即缺乏基本科學知識。他說，在緊急救難期間，一些媒體與政客都只在批評、只在點名哪個官員該下台，使得負責救災的官員疲於應付，反而沒有時間思考該如何做。

錢致榕的批評經由大眾媒體披露，引起各界熱烈的討論，贊同者肯定他的分析，指出台灣社會過度非理性的成分；持異議者則認為錢致榕的批評是典型的科學家高高在上，缺乏對災民的同理心。我們基本上認同錢致榕所提出的「理盲」此一概念，願作進一步的論述。

「理盲」顯然轉借自「文盲」。傳統上，所謂「文盲」（Illiteracy）指不識字，從而無法接受文字訊息。由於文字是知識與資訊的主要承載者，不識字便成為無知識，以及缺乏接觸廣泛資訊的同義辭。為使民眾具備知識，近代國家莫不視掃除文盲為政府的必要職責。

但是，近百年來，知識呈爆炸性的成長；同時，承載與傳播知識的大眾媒體與教育機構也產生量變與質變；對於文盲的定義與範圍，也跟著產生量變與質變。一方面，廣播與影視媒體的興起，使得民眾即使不認識文字，一樣可以接受資訊、吸收知識；二方面，大眾媒體的巨大威力容易誘導閱聽人的認識與判斷。這兩者使得人們對「文盲」（Illiteracy）的概念要重新釐定。於是學界開始出現「媒體文盲」（Media Illiteracy）、「健康文盲」（Health Illiteracy）、「文化文盲」（Cultural Illiteracy）、「科學文盲」（Scientific Illiteracy）等等名詞。錢教授所謂的「理盲」，可視為一種文盲，與科學文盲相近。

「理盲」意指忽略理性知識。它不僅代表科學知識的不足，也含有分析或判斷事情專憑感性或情緒的成分。科學的知識要到近代科學革命才蓬勃發展，但是人們對理性的注重則歷史更早。「理盲」的內涵或許要比「科學文盲」更廣闊。掃除「理盲」應該是人類社會文明發展的重要而歷時悠久的工程；「科學文盲」的問題則是到19世紀之後才受到注意，而且範圍也比較狹窄。科學知識對現代社會太重要了，因此科學革命以來，掃除理盲的重點往往放在增強科學教育上。

但是，近數十年來，科學在社會的地位受到許多挑戰。科技對人類社會的副作用，特別在戰爭武器以及生態環境的破壞，使得人們質疑科學知識的價值以及重要性；流行一時的後現代主義思潮，更直指科學理性的不可能以及其弊病。再加上泛民主的風行，許多公共事務的判決往往以民意為主要依據，而忽視科學理性的面向。這是台灣民粹盛行的根本因素。

台灣的小農經濟體制因戰後的土地改革獲得鞏固，受國家的強制與保護，小農經濟體制未完全依附於市場體制而得以確保。所以，台灣的工業化過程並未出現因所謂的「原始資本積累」導致農民無產化、離鄉流離的狀況。相反，小農們也願意緊守著一份隨時可能因為公共徵收或都市計畫變更而價格暴漲的土地資產。

然而，小農經濟的侷限性於1960年代開始顯露。一位稻農經營3到 4公頃的農地絕非難事，不過台灣農戶的經營面積僅約1公頃。狹小的農業經營面積與勞動力浪費，使得農家生產總收入難以提高，每期稻作收成僅能換取15萬左右的現金收入。以近期的稻作生產成本數據計算，長達4個月的稻作生長期，農戶下田勞動時數為119小時。換言之，每週工時僅7.4小時。進一步參照其勞動收益計算，稻作農每小時的平均工資為406元。對多數藍領與白領階層而言，406元時薪可謂遙不可及！但農戶的總收入卻仍無利潤可圖。

台灣確實存在著必須解決處理的農業問題，但問題的核心癥結並非在於修補生產者（農民）與消費者的「市場關係」。相較之下，美化小農合作經濟卻忽略農業土地分配結構的侷限，恐怕流於烏托邦式的人和萬事興神話。

今日台灣農村猶如日暮西山的老人。走入鄉間到處是凋零殘破的農舍，社區的公共設施則年久失修。政府數十年來重工業、輕農業的發展政策，農村的青壯年人口因此大量外移，留下來的只剩下年邁的老人或隔代教養下的孩童。此外，加入WTO之後，廉價傾銷的外國農產品開始大舉入侵，使得台灣更為倚賴進口糧食，造成我們的糧食自給率僅剩下30％的水準。

台灣農業問題的解決、農村的再生與農民的出路，到頭來仍須增加農民的生產意願。不過，現今台灣農業生產的根本問題在於以利潤為導向，過於依附市場。農民受到盤商的控制與剝削，市場訊息受到盤商誤導。因此，農產品的產地價格與消費者的購買價格總是存在著極大的差距。

既然私有化的農業生產已遭逢瓶頸，解決之道在於公共化生產的引入。應將農民組織為自發性的組織，透過集體討論，以規劃其生產。相關非營利組織與社造工作者則投入協助建立公共的運銷管道，擺脫傳統的產銷模式。最後，公共的運銷管道則可作為生產者與消費者的交流平台。農民的生產則能滿足消費者的需求，消費者的需求亦能反應予農民。

唯有破除以利潤為導向的生產機制，才能解救台灣的農村。

越戰以來真正徹底改變全球戰略思想、形勢、陣營，以及深遠影響全球政治社會結構演變的「第三世界」理論，實際上有兩個，都在1970年代發生。先生至今成為這個理論的主流，是全球熟知、毛澤東提出的理論；後是利比亞強人格達費提出的非主流「第三世界」理論。兩者的另類交集，是早在1960年代，毛就曾告訴來訪的阿拉伯世界友人：可以用石油作武器，反抗西方霸權。

到今天為止，用石油對付西方最「成功」的，要算是格達費；其最近得意傑作，是以石油交易為利誘，迫使英國以「人道」理由，假釋1988年泛美航空洛克比鎮空難的利比亞兇手，並引渡返利比亞，受到英雄式歡迎。這個使英、美同時落入尷尬狼狽的「釋囚換油」事件，時機竟然安排在8月20日，而用來「祝賀」9月1日的格達費執政40週年慶。

本身有北海石油足供自給有餘而且輸出西歐的英國，竟然為了石油而對格達費如此卑躬屈膝，應該有其他的背景原因：一方面是利比亞石油其實是對法國、義大利的縱橫十分得心應手，使同為歐盟國家的英國有所顧忌；另一方面利比亞十分微妙的北非地緣戰略位置，使英國憚忌於美國結好埃及、法國勾結阿爾及利亞軍方、西班牙對摩洛哥隔海毗鄰，而難忘情二戰蒙哥馬利馳騁於利比亞沙漠，仍想保留一些對北非的影響力；雖然，今天這些老牌帝國主義，對於第三世界昔日殖民地的「影響」，其實是醜態百出。

格達費的第三世界理論，「優」於毛澤東之處，是以其親自所寫的名著《綠書》，把全球落後國家對西方文明壓迫的反抗，從政經對抗提升到地球環保、宇宙哲學的層次；雖然有些個人色彩的故弄虛玄，仍不失為一本思想奇書。

格達費另方面的個人色彩，是在實際的國際政治上，高呼阿拉伯民族統一運動，而先後「誘使」埃及、蘇丹、突尼西亞、敘利亞、阿爾及利亞等阿拉伯國家與利比亞「合併」，但都屬曇花一現不歡而散。

格達費能這樣呼風喚雨的背景力量基礎之一，是以石油收益大肆擴軍（戰機達5百多架，坦克近3千輛），以為實力後盾。這些武器的來源是1970、80年代的蘇聯。

因此在1980年代蘇聯侵阿富汗時，格達費不惜與整個伊斯蘭世界對立，在聯合國投票反對蘇聯自阿撤軍。這是格達費半生反帝事業的一大污點，以及其「第三世界」理論的瑕疵。

（社會評論者）

劉兆玄院長終於請辭了。他的請辭與其說是出自於自我檢討的評估，不如說是在近一個月來社會龐大民怨壓力下的現實選擇。

我們評論的焦點不在於劉揆個人的去留，也不在於未來人選這類政治人事的一時更迭，而在於未來無論由誰組閣，我們的政府將如何面對日益深重的民生困苦。

這次深沈的民怨，不僅是史無前例天災之禍的直接結果，更是近10年來台灣經濟停滯下，年積月累之民生困苦的悲憤吶喊。

以一個簡單的數據就可知，台灣民生困苦已有可能演變為社會崩遢的土石流。台灣所得最低的5分之1家庭，總人數286萬人，在最近7年，每年淪為負儲蓄，也就是不僅入不敷出，而且連基本生活開銷都有問題。

但一個社會真正開始會產生社會動蕩與危機，主要要看次貧族是否也開始陷於生活困境。這方面的數據，顯示出台灣社會正面臨這潛伏的危機。即第二低的所得組，其人口高達436萬人，年儲蓄率亦僅7.13％，若扣除掉年通貨膨脹率，大約只有4％、5％而已。也就是說，他們的收支僅差可相抵而已，若家庭收入再有稍許變化，如減薪或基本開銷增多，則立即會陷入入不敷出的窘境。

若是如此，則台灣社會陷於實質貧困境地的人數估計將高達7百萬人（所得最低兩等分之家庭收入者），總人口的30％，幾乎是每3個台灣人，就有一位是實質窮困者。

可想而知，這些龐大貧困者的隊伍，在可預見的未來，將只會越來越多，社會貧富差距會越來越大。而台灣貧困的民眾若無市場之外的集體力量與資源來有計劃的救助、輔導，則只會被極端負面因素牽絆，如自殺率、犯罪率與家暴率的同步增高。這一切都已不再是預測而已，都有驚人的數據可作佐證。

例如，在2006年，台灣自殺率（每10萬人有17人自殺）遠高於世界平均水平（13人），而7成自殺死亡者集中在（25至44歲）的青中壯年男性工作年齡者。在 2001到2007年，刑案增加率提升39.1％。而在去年，兒少家暴案件，年增加率為暴漲20％，通報案件高達7萬9千件。

這一切的民生困苦已帶來社會穩定秩序、家庭最後支撐動搖的警訊。這一切的現象，簡單的說，乃是過去台灣奇蹟開始破滅、市場失靈下的直接結果。

市場若嚴重失靈無法帶來必要的就業機會，唯一的機制就是政府不能失能。事實上，若依社會救助法，政府有責任即時救助家庭生活水平低於一般家庭消費支出6成以下的民眾。

在此關鍵時刻，我們嚴正要求政府必須重新釐定公共政策，全方位地提供社會基本需求的服務，以救助廣大民眾的困苦。

（社會評論者）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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