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閣揆吳敦義一上任就提出「庶民經濟」的說法，當局果然立即化為政策指標。行政院副院長朱立倫於9月16日巡察經建會，表示現有的經濟指標如GDP（國內生產總值）和CPI（消費者物價指數）雖然重要，卻不足以反映人民的生活實況。他指出，經濟發展要全民共享，要換算成民眾關心的議題，譬如，就業、物價、家庭所得、購屋能力等日常生活的面向。因此，他要求經建會協同主計處研擬編列「生活物價指數」，以做為另類經濟評比的標準。

經建會副主委胡仲英立即呼應道：法國總統沙柯吉最近正在委託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研議衡量社會福祉的新指標，法國的指標若能被國際社會接受，未來也可以成為評比的標準。

的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蒂格里茲（Joseph Stiglitz）曾經在2008年2月接受沙柯吉的委託，帶領一個22人的國際經濟專家小組，其中包括同樣是諾貝爾得主的沈恩（Amartya Sen）以及法國經濟學家費圖西（Jean-Paul Fitoussi）等大師級人物。他們就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議題進行探討，最後並完成一份報告，於2009年9月14日正式提交法國總統沙柯吉。

史蒂格里茲的小組報告針對國際上慣用的、以GDP做為指標的經濟成展率計算方法提出質疑，他們認為這些冰冷的數據或比率，並無法反映出老百姓在健康、教育、住宅、交通、安全、環境、就業等實際生活的面向，因此主張重新編列一系列足以衡量人民生活品質、幸福的數據，同時也要能深刻反映出社會不平等的各種因素。沙柯吉非常重視這份報告，他甚至抨擊過去國際慣用的經濟指標簡直是「數據宗教」、「市場信仰」，好像所有的真理就在成長率和市場裡面，卻無法帶來生命的意義、責任、計畫和願景。

的確，如果完全依據GDP的成長率來衡量，近幾十年來世界經濟始終處於持續增長的狀態，但是，在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同時，整個地球卻明明陷入越來越深沉的危機，金融風暴、能源枯竭、糧食短缺、溫室效應、貧富差距擴大……，經濟數據和人民實際生活的感受之間，存在一道無法解釋的鴻溝。最後，對於這些官方數據形成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或者無條件相信，如同宗教一般奉為信條；或者完全不信，認為來自官方的統計數據無非就是騙局。

危機迫使我們必須進行集體的反思。史蒂格里茲經濟小組的建議也許還要看法國、歐盟乃至聯合國的接受程度，但是，這種提法基本上已反映了翻轉既定自由市場經濟，另尋新模式、新未來、新世界的強烈意願。台灣當局在推銷「庶民經濟」、在研擬經濟新指標的時候，對於長期以來迷信不疑的自由市場法則，也應該有所反思吧！

這次台灣司法體制對於陳水扁貪瀆案件的審理過程與判決，反映了台灣社會要走到真正的民主法治，還有一段路要走。

這次案件所經歷的整套司法程序過程，可說是全台灣社會對於民主法治的自我學習經驗。既然是學習過程，則其內容就不太可能一次到位，每一個步驟都完美無缺。以此來看，台灣司法體制在這次審理過程中（包括檢調單位的調查與起訴），其實出現了諸多不可思議的弊病。

例如，一手主司調查起訴的特偵組一些檢察官，居然在調查前期與惡名昭彰的司法掮客在案件上有私人互動。又例如，若干檢察官起訴時，夾雜著個人宗教信仰、政治理念的辭彙，甚至情不自禁地聲淚俱下地論述，這些都有違依法論法的司法專業。

最嚴重的一點（國外媒體甚至特別強調），乃是為了避免審理本案之法官個人政治傾向過於強烈，而影響本案審理，在司法部選擇主審法官時，其選擇程序也未能全然依照內部規定，而有所偏頗。

法治的精義，乃是法律有效性是建立在依法主治的程序上，一旦這法律程序有所瑕疵，甚至是刻意人為來扭曲，那這司法體制本身就還未是真正的法治了。

前總統陳水扁涉及貪瀆弊案之司法判決，不論其判決是否適當，基本上，這可視之為台灣司法史上之一大進步，更是台灣法治精神、司法獨立日趨成熟的見證。

雖然陳水扁貪瀆案件重創了台灣民主發展，但這次台灣司法體制能依法論法來判決一個剛卸任總統，而且還不考慮最大反對黨之政治勢力反彈，這是只有在一個高度成熟的民主法治國家才能做到的成果。以此來看，台灣不僅是全球華人社會中，第一個建立起民主政權的體制，也更是第一個能依法主治的法治社會。

在一個合格而成熟的民主社會裡，開放而公正的選舉制度只是保證民主權力運作的一個面向而已。另一面，就是要有健全的司法體制來獨立運作，以保證這中性的民主程序體制不被民粹政治力量所主宰、吞沒。

換言之，民主與法治關係乃是：若沒有合法而理性的司法程序，就沒有真正的民主程序來保證政權是建立在合法而正當的基礎上。台灣過去的民選制度的建立與實踐，已充分證明了台灣民主已完成了上半部工作，如今透過這次司法運作與判決，又完成了下半部的法治。總結而言，今日的台灣民主，終於走到了自我成熟的境界了。

提供就業訊息的雜誌發佈問卷調查結果，向廣大的研究所學生示警：能力與企業要求不符。這樣的題材、訊息並不太多新意，卻很有重新解讀的必要。

雜誌常以類似題材大幅報導，固然有雜誌銷售的業務考量；畢竟，這樣的題材在操作上很輕鬆，又符合替企業發聲的宗旨，堪稱是一舉兩得。不過，時代在改變，2010年快要到來，環境早已經天翻地覆；冷飯一再重炒，卻可能落得兩面不討好，既得罪媒體的衣食父母，又讓自己被時代潮流拋諸在後。

首先，已經有大量的企業中階主管、從業人員重新進入校園就讀EMBA等學位。只要稍微理解一下EMBA的教學過程，再到圖書館翻閱一下，就會發現當前企業主管、從業人員與應屆碩士的差異極微小。如果，企業日常實務的運作，與學校教育的差異確實巨大，那麼，耗費鉅額學費回校園取經的企業高階主管們，似乎應利用這種與學界近距離溝通的機會，徹底的讓學校教育回應業界的需求，甚至在自己的研究論文中反應出這種調整。

然而，從董事長們競相去EMBA進修、交際的高峰期，直到目前的課長、職員都去進修EMBA，似乎從未聽聞實務界與教育界之間有過相關的交流、調整，這種情形頗讓人感到好奇。

其次，這種以「理論與實務的落差」為主題的雜誌專題，行之有數十年。從1970年代台灣經濟起飛年代開始，大量的畢業生幾乎不可免俗的在這種恐嚇中成長，甚至有人已經從當年被面試的社會新鮮人，變成現在面試年輕人、主導企業經營的資深主管；此外，企業界年年呼喊「人才不符需求」，台灣經濟卻不斷成長，更是一大反諷。顯然，「畢業生的能力不符現實需求」的說法，已經是個老梗，有必要翻新。

然而，情形畢竟沒有改變。媒體動輒舊瓶新酒的重彈老調，企業也像錄音機一般講著老話題，讓人不得不懷疑，究竟是大家在「人才素質」這件事上，問了「假問題」，還是另有「不能說的秘密」？這似乎是另一種企業經營的「暗黑面」。從未有雜誌認真的探討，只是每年在畢業生求職時，固定的發作一下。

當然，更奇特的是，在一個講究民主、多元、互相尊重的年代，談到政治時，動輒要求「在上位者體察民情」，一論及企業經營，卻好似回復威權時代，幾乎沒有人關心「社會新鮮人需要什麼樣的職場環境」，這也堪稱是另類的台灣奇蹟。

多位黨政人士日前直誇已經下台的劉內閣是「財經內閣」，接任的吳內閣則誓言要做行動內閣，吳敦義並提出所謂的「庶民經濟學」概念，宣稱要與劉內閣「無縫接軌」。

按字面的意義，「無縫接軌」應該有兩個意涵：其一當然意在凸顯吳內閣就任即上手的行動力，其二似乎意指吳將在劉內閣架構好的施政主軸上接續施政。內閣要展現積極的行動力，大概沒有什麼人會有意見，不過，吳內閣要在前任劉、邱架構好的施政主軸上「無縫接軌」，恐怕就不得不讓人憂心了。

且不提救災與重建，就來探討劉內閣引以為傲的財經成績單吧！總結馬劉政府一年多來的財經施政，約莫有以下三個特點：

一、舉債救經濟，即使債留子孫也在所不惜：面對這波全球經濟風暴，許多國家為了救經濟，不惜舉債擴大公共建設支出，馬劉政府可以說是箇中翹楚，台灣的負債有多嚴重？以目前台灣公共債務總額新台幣14兆計算，平均每位台灣人背負60萬元的債務；再以劉內閣卸任前行政院通過的99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為例，包含年度赤字、債務還本、擴大公共建設特別預算在內，舉債額度竟達4千億之譜，這還未加計以千億起算的88水災災後重建特別預算。也難怪繼之前標準普爾將台灣的評等展望降為「負向」之後，另一信評公司惠譽日前再次提出警訊，預估台灣今年總債務比率將高達GDP的50％，台灣財政赤字惡化之情況，確實已到了不能不正視的地步。

二、只管美化經濟數據，無力改善貧富差距：一年多來，為了免於讓633政見跳票的馬政府支持度持續探底，劉內閣確實花了許多心思美化經濟數據，然而，就在馬劉政府努力提升經濟成長率、降低失業率的同時，台灣的貧富差距卻同步持續擴大。依行政院主計處統計，去年家庭所得最高20％家庭平均每戶所得183.5萬元，是最低20％家庭所得30.4萬元的6.05倍，若不計政府的移轉收支，兩者差距將達7.73倍，創史上新高。

三、劫貧濟富，財經政策完全向資本家傾斜：在總體財經情勢極度惡劣、貧富差距持續擴大下，馬政府的財經政策卻一面倒地向財團傾斜。一方面慷國庫之慨，透過調降營利事業所得稅、提供產業租稅優惠、調降遺產稅與貨物稅等，以嘉惠大資本家；一方面更耗費鉅額公帑為財團量身打造所謂的「企業職場實習計畫」，此舉不僅無助於改善失業，換來的反而是更多正式員工被裁員，並大大降低整體薪資行情。

看到這種慘況，無論吳揆是否還想「無縫接軌」？必須提醒的是，依台灣政府體制，國民黨完全執政下的行政院長，說穿了其實就是總統的幕僚長，至於馬總統是否支持吳揆的「庶民經濟」？只要看看李述德被留任，答案還不清楚嗎？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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