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政府在與美國的談判中同意美國牛肉進口，消息傳來，引起台灣社會巨大的反彈。自從狂牛病被發現，並且還屬於無法醫治的絕症，牛肉的貿易就格外引起人們的關切。

狂牛病的病毒源自某些骨粉飼料，美、英、日等國的畜牧產業多有使用此類飼料者，因此傳出食用牛肉者患上不治之症的病例。這立即引起許多國家對於進口牛肉的警惕。其中尤其對於從美國進口者產生最大的風波。韓國政府去年同意進口美國牛肉，引起民眾強烈的反對，出現了波瀾壯大的示威遊行，而且導致韓國政府改組，總理因而下台。可見進口美國牛肉的問題十分敏感。

如此敏感的牛肉貿易，美國政府依然強勢逼迫各國開放進口，反映了美國一貫的外交作風：為了本國某些利益團體的需要，不在乎別國人民的感受與反對。美國這種強勢外交，其實並不意外。令人意外的是台灣統治集團竟然沒有從韓國的牛肉進口風波中汲取教訓。韓國的風波才發生不久，台灣的官員們不可能不知道。明知道同意美國牛肉進口可能引發台灣社會強烈的反彈，政府依然接受美國的要求，最可能的理由，是美國政府使出台灣難以抗拒的殺手。報載，美國政府以台美自由貿易談判為餌，暗示台灣如果不同意進口美國牛肉，就會影響台灣與美國簽訂自由貿易區的協定。這很可能就是美國的殺手。

其實，台灣政府並非沒有談判的本錢。台灣如果能夠與中國達成類似的自由貿易協定，將會因為兩岸貿易關係的更加密切而引起美國政府的擔心。為避免兩岸更加密切，美國勢將不易對台灣施加太大的壓力。換言之，兩岸的關係也可以成為抗拒美國壓力的槓桿。

長期以來，兩岸的敵對成了美國對台灣予取予求的著力點。可是近年來，兩岸的關係開始改變，這種被動的局面應該跟著有所改變。馬英九曾經注意到這個改變，因此提出「外交休兵」的主張。然而，這種改變似乎不徹底，至少在對美國的態度並未轉變過來。這說明，馬英九的改變，很可能只是不得已的策略應用，而並非深刻地理解到兩岸的緩和的深刻意涵，很可能給台灣帶來的有利條件。

很常使用但很少公開談論其KGB（前蘇聯國安會）背景經歷的俄羅斯總理蒲亭，最近很難得同意在專訪中評論柏林圍牆倒塌的意義。但訪談內容不是英國BBC的「HARD TALK」那種接受質疑的模式，而是裝扮這位前蘇聯駐東德特工的「後共產民主觀」。

「後共產民主觀」就像「後蔣介石民主觀」一樣，廉價到讓人懶得理清。他們共用的公式就像簡單加減法：「獨裁者仍被恭奉-抗爭者的貢獻+當年美好時光-自己當時的共犯角色＝輕鬆將民主掛嘴上給予政治資本合法性」。所以蒲亭可以一下子說難忘在東德的美好時光，一下子說當時已覺得柏林圍牆不正常，再來又說對蘇聯原有的影響力和干涉的決斷力消失感到失望。「莫斯科保持沉默」這個印象一直留在他的記憶裡，於是「當時有種感覺，就是蘇聯消失了」。蒲亭回憶的是他正在等候莫斯科當局下令如何應付抗議者。

抗議民眾的訴求是什麼？角色與貢獻是什麼？這位唏噓霸權衰落的政府特工都不在意。他對民主的認知根基是政權集團的替換。這位包裝自己20年前政治預感的政治精英，不需要感受政權交替下俄羅斯民眾的困境、不需要在乎東德民眾在圍牆倒塌後的窘境，而是他所投資的政權繼續強大。

11月9日是柏林圍牆倒塌20週年紀念。俄羅斯前總統，也是俄羅斯政壇真正最有權勢的現任總理蒲亭，接受俄羅斯NTV電視台專訪，提到1989年底如何設法處理聚集在他工作的KGB辦公室外的東德抗議者。蒲亭表示，那時他就知道柏林圍牆是極其不正常的，並認為，柏林圍牆倒塌意味著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覆滅。這不是眾人皆知的推論嗎？

老實說，對柏林圍牆倒塌的紀錄，如果要訪問這位經歷者又沒有任何批判，媒體記者是在侮辱當時的抗議者與民主的勝利價值。原因很簡單，蒲亭回憶的事件是在1989年12月5日，即柏林圍牆倒塌將近一個月後，一些東德民眾在搗毀了附近的東德秘密警察總部後，到了外來政權蘇聯的KGB辦公室外，也想解放這個「隱形殖民機構」，但反而被軍警人員驅散。而蒲亭1985年至1990年間曾為駐德勒斯登的KGB外派官員，親身經歷這個事件。

他的回憶很清楚地露了餡，既然當時還是等待軍事人員到達並驅散了抗議者，而他什麼行動也沒有採取，這證明蒲亭和當時的所有KGB駐外人員仍自恃蘇聯的特殊地位，武裝力量也足以保證原來工作。那麼現在還繼續保有這心態的他，憑什麼自以為是浪潮的一份子，而不是被浪潮推翻的人？

上週末，正當歐美傳播界提前紀念柏林圍牆倒塌20週年時，中國的「導彈與航天之父」錢學森以98歲高齡過世。這是一個奇妙的巧合。錢學森後半生對於中國尖端科技與軍事武力的無比貢獻，與二戰後德國被美蘇分裂，有著相當隱秘但很具關鍵性的、迂迴曲折的關係。

前天台灣各大報對於錢學森傳奇一生的各種報導之中，「他一個人可以抵美國五個師」，以及他曾有美軍上校頭銜，這兩種說法的來由並不清楚，值得進一步追蹤。「五個師」的形容，並不僅指錢氏在1950年代掌握了當時全球最尖端進步的火箭導彈科技理論，也不僅因為這些尖端理論涉及軍事武力；而是此前約有10年之久，他實際上深入參與了美國軍方極高層對於火箭研究發展的種種工作，也就是說，他掌握了二戰結束前後美國國防最高機密。

美軍上校頭銜，是這些極機密軍方工作，國際戰略性的任務延伸時，所加予的。這個任務關係到納粹德國敗亡之後，大時代迅變轉入美蘇冷戰對抗──時任加州理工學院火箭研究中心主任的錢學森，在其恩師封卡門教授向華府當局力薦之下，隨行同往柏林，接收德國當時領先全球的火箭研究發展資料與設備，因此必須具有美國軍方身分。匈牙利裔的美國「火箭之父」封卡門教授，與希特勒有類似的身分命運，都是奧匈帝國遺民，且曾在帝國炮兵部隊服役過，因此對於二戰期間德國的V-1與V-2火箭研發，十分關注而深入瞭解。

錢學森隨乃師往柏林，參與大戰後全球第一等軍事機密時，不但列席審訊當時捨蘇聯而刻意向美軍投降的德國「火箭之父」馮布朗，並且在某集中營附近山腳下，找到一座在二戰時曾令倫敦破膽喪魂的V-2生產線地下工廠。

馮布朗選擇對美軍投降，多少與納粹崩潰時，蘇聯紅軍在德國境內的蹂躪暴行有關，卻因此「誤打正著」，保住了二戰後美國火箭與導彈的發展「跟」得上蘇聯，否則1957年對蘇聯的人造衛星領先成功發射，西方還要更尷尬驚駭。

後來美國也發射了人造衛星，西方喘息之餘，媒體有一幅幽默漫畫：美蘇兩枚人造衛星，在太空對話時，一同都說德語。可見當初二戰結束時，美蘇互搶德國尖端科技的激烈。這是德國被分裂與柏林圍牆，另類內幕背景。

（社會評論者）

中華職棒打假球案，自爆發一週以來， 仍持續擴大中，它所引發的社會效應已不再局限於職棒領域內，而是更具有普遍意義的議題。也就是說，我們不僅要問：作為一個號稱民主法治的台灣社會，20年來為何始終無法根除這重大不法行為？也要同時追問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此案例所反映的法治無能的狀態，意味著台灣社會的法治體系有哪些基本缺失？

第一個問題並不複雜難解。球員會打假球，直接原因就是職業道德、榮譽心不夠，禁不起誘惑。雖然球員們的生涯短暫、薪資偏低、體制不健全等也是客觀事實，但這些只是加強財利誘因的效果而已。根本癥結，還是在於：若非有巨大的財利誘因出現，球員的職業道德又怎會輕易的破功呢？

因此，我們要追究，為何多年來，始終有鉅大、不法的金錢利益在職棒領域中出現，成為揮之不去的陰暗誘惑？我們若一日不面對、不去除這客觀的不法金錢活動，則職棒打假球的基本誘因就會繼續存在。這才是治本之道，其他種種防弊，頂多只是減緩弊害的程度而已。

這不法的金錢活動就是存在於台灣民間社會的龐大簽賭市場，不僅包括六合彩，也包括職棒、職籃簽賭活動。據日前電子媒體的報導，這地下市場的年交易額高達千億台幣！

我們從這次這些簽賭組頭給的球員價碼，就可見識到這背後市場的財力有多高。據報導，指標性投手一場假球價碼是百萬元，而一般中繼投手約有20萬元。即一場假球報酬就是這些球員們平均月薪的兩、三倍，若本身再順便簽賭一下，那更是暴利了。況且這種暴利誘惑的市場是持續存在的。球員今日或許可抗拒一時，但明日若房貸、車貸週轉不靈時，則魔鬼的誘惑就會更動人了。

台灣目前不是沒有合法的運動賭博市場，即運動彩券，但這賠率與簽賭市場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這也就造就了非法市場活動繼續存在，繼續對台灣職棒打假球發揮致命的吸引力。

分析到此，我們可對第二個問題，提出答案了。

長期以來，台灣社會的法治運作常有許多死角地帶，這些死角地帶若長期無法規範化、制度化，而且其本身能持續穩健運作後，為了自身利益的繼續擴大，就總有一天要「侵犯」、越界到正規合法的領域中。若其本身有足夠資源與誘因，就往往能大舉顛覆合法體制某些部分。台灣龐大的地下簽賭市場對合法運動彩券、對職棒市場正常運作，所發揮的顛覆效果，正是如此。我們的法治體制能正視這現實、解決這問題嗎？

（社會評論者）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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