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牛肉開放進口，爭議態勢不斷加溫。例如綠營，正準備動員反美牛大遊行，同時要求重啟台美協商。對此，衛生署長楊志良曾感嘆，美牛事件，已經陷入到選舉操作裡了。

楊志良說得有理。因為如果當今仍是綠營執政，則藍營勢必也以類似的舉動以眼還眼、以牙還牙。說到底，台灣的政治毫無原則可言，選舉只不過是把所有能打擊政敵的雜燴菜單拿來快炒慢燉的競賽而已。這也是為何，當年美牛疫情一爆發，陳水扁執政期間便已退讓示好，如今只是在馬英九任內走完最後一哩罷了。

但話說回來，選舉操作也未嘗不好。至少，所謂的「健康風險」不是官員說了算，也不是專家拿數據出來就塵埃落定，選舉縱非萬能，但總有民意風向可測。「健康風險」確實無處不在，例如我們都暴露在空氣污染或戴奧辛食物鏈的污染源裡；但問題是，究竟何謂「可接受的健康風險」，那就因人而異，更必須透過社會公共溝通的方式才能有所界定。

舉例而言，統計上的搭飛機意外風險機率確實是比騎摩托車低，但這並不意味所有人都不懼搭飛機。甚至我們可以說，雖然搭飛機的出事機率比摩托車低，但前者一旦風險實現，則其結果卻是絕對災難性，自然會教某些人退避三舍。

類似的例子也發生在基改作物上。擁護的一方總是以毫無健康危害的事實發生，來鼓吹基改作物。但未發生並不代表無風險，甚至我們可以說未知的風險可能深不可測，因而對此風險「無法接受」。這也是為什麼，歐盟與美國縱使都有可溝通的科學社群，但彼此對於基改作物的態度卻南轅北轍的緣故。

從數據來看，吃美牛所導致庫賈氏症的案例遠低於季節性流感致死率之類的常見風險。但如果認為美牛就可輕輕放過，那無疑是實證醫學的傲慢，一種自命為「以證據為基礎」的科學短視，渾然忽略了科學與應用風險往往並非歸納性的統計，或抽象的模型預測所能覆蓋。

實際上，美牛是不折不扣的政治事件，它涉及了我們究竟願不願意承擔、接受這種原本可以避免的未知風險。科學家應該謙卑、官僚應當擺脫說教，設法讓人民決定自己的生活方式與健康風險的承受底線，而非命定地充作美牛實驗場的2千3百萬白老鼠，這才是更根本的關鍵。

近日兩大新聞，印證了兩岸經濟一體化在可預見的未來，將會全方位的加速與突破發展。

第一則新聞，就是近日兩岸事務會談（江陳會）應會簽署兩岸金融監管合作備忘錄。這意味著，今後台灣金融資本，包括台灣金融服務專業人員與到大陸設立銀行分處，都將大舉進軍大陸。兩岸繼生產資本的全面整合之後，直接關係到資本主義運作命脈的金融資本也將走上整合道路上。

第二則新聞，則是昨日兩岸晶圓代工的兩大龍頭，台積電與大陸的中芯商業利益官司已判決確定，台積電將入主中芯，將成為第二大股東。未來，若兩岸政府放行，則台灣最重要的高科技產業也將緊密整合。換言之，兩岸生產與金融資本，實質上，將逐漸形成密不可分的經濟共同體。

若再考慮到兩岸社會深化交流，兩岸三通後的一日往返等條件，則兩岸關係發展唯一重大障礙，兩岸政治主權爭議，勢必將越益凸顯而無從迴避。

兩岸經濟、文化的全面整合，將使兩岸的政治談判的必要性加速的浮現。這固然是中共當局所樂見，但台灣方面對此準備好了嗎？我們兩岸終極政策是甚麼呢？這是兩岸經濟一體化之餘，必須嚴肅面對的關鍵。

據今日報載，全球晶圓代工的龍頭，台積電台積電控告中芯竊取商業機密案已於昨日和解。中芯將賠償2億美元現金及市值約1億美元股票，台積電將兩階段取得中芯一成股權，成為中芯第二大股東。

這和解，對於全球晶圓代工產業與兩岸經濟發展，非比尋常，而反映了三個重要意義。

其一，這代表中共政權近十年來大力扶植高科技產業的晶圓代工，實質上，已暫宣告落幕。經此官司判決，中芯公司已喪盡其客戶，今後將由台積電入主主導發展。

其二，全球晶圓代工產業將加速集中化，其餘二線小廠將毫無立足之地。大致將形成三大廠，即台積電與中芯集團、聯電與和艦集團、IBM與GlobalFoundries集團的三強鼎立的局面。

其三，若中共政權默許台灣兩大晶圓代工龍頭，台積電與聯電，在中國大陸全力主導發展晶圓代工產業，台灣方面也可放行，則未來兩岸晶圓代工將不再是競爭關係，而是整合一體，雄霸全球。

台灣當局應放眼全球，順此潮流讓這兩岸一體化趨勢順利發展。若再配合近日即將簽署的兩岸金融監管合作備忘錄，則兩岸高科技與金融將更緊密整合，大中華經濟圈傲視全球之日，已為時不遠矣。

今年是歷史事件「週年紀念」的熱門時段，1949、1989，都是值得紀念的年代。不過，再回顧這些「週年紀念」時，卻可以感受到，不論是東西方，都沒有做好準備。

我們只有迴避歷史的機靈，沒有面對歷史的勇氣。

從紀念的內容來看，焦點侷限在當事人感受、場景重現。西方媒體重現德國人在柏林圍牆倒塌瞬間的感受；兩岸對於1949年的記憶，幾乎集中在「與家人分離」、「來台灣後的先苦後甘」等主題；至於1979年，幾乎就只剩下「中國起飛」、「台灣民主」。

重現一些細節，對於沒人經歷過的事件，例如「麥哲倫航海四百週年」、「鄭和下西洋」有意義。然而，我們對1949年、1989年等事件並不陌生，就算沒有親身經歷，只要從父母言行、同輩口述，都可以集結出屬於自己的故事、看法，實在不需要再靠媒體、「文化導師」來教導。

對於經歷1949年、1979年、1989年等重大事件的人，最需要處理的，是被歷史拖著走，然後在事件結束後，延續幾十年的難過、遺憾、失落情緒。我們需要知道的，是「為什麼」：為什麼1949年時，兩岸有許多人無奈的在海島、在大陸選邊站；為什麼1979年時，中國的社會主義路線在眾人的驚愕中大轉向；為什麼1989年東歐、蘇聯擁抱資本主義，20年後的社會氣氛卻是懷念社會主義？

遺憾的是，我們似乎沒有勇氣直接面對歷史的真相。例如，中國在1949年內戰起背後的社會內部張力、1979年改革開放背後的路線鬥爭、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前的美蘇對抗。於是，紀念活動只剩下中國建國60週年的「憶苦思甜」風格，西方國家則是用德國統一、眾望所歸的歡樂氣氛來面對「柏林圍牆倒塌」。

不論是兩岸對於1949、西方對於1989的論述，都無法滿足大部分人的心理底層需求。沒有觀點、只剩細節，所謂的「週年紀念」就失去意義。當政治高層、文化界人士，原本期望透過「週年紀念」達成的作用，和一般人的家常談論、聊天對話，沒有什麼差異時，我們只能刻意選擇快樂的部分，來壓抑內心的不安、失落。

然後，社會對於目前這類紀念活動，就開始呈現一種既渴望又冷漠的疏離感。從好的角度來看，所謂的「紀念」，是我們真正面對歷史的開始，從負面來看，這是另一種逃避。

而且，如果沒有意外，到了1911年的百年紀念時，同樣的問題還會發生。

年底三合一選舉已進入倒數時刻，觀察台灣各縣市選情只能以冷清形容，相較之下，海峽彼岸的金門則呈現參選大爆炸的局面，光是縣長候選人就有7個，選情激烈可以預期。

人民踴躍參選並非壞事，但顯然無法以此論斷一地的民主政治品質。以金門為例，長期為人詬病的，正是惡質到無法想像的選風，惡劣到什麼地步呢？有人戲稱：買票不見得勝選，不買票大概一定落選，可見一斑。觀察此前金門歷次選舉，買票行情動輒5千元起跳，不但候選人大買特買，選民甚至收受兩個以上候選人的賄款，選舉品質不堪聞問。

其實，金門的民主選舉歷史，起步遠遠晚於台灣，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台北曾經在金門實施了世界最長的戒嚴，從1949年開始一直要到1992年11月7日才告解除，歷時整整43年半。在軍管期間，金門人的參政權遭到嚴重的壓縮，1993年縣長民選前，在軍政一元體制下，金門縣長皆由軍派產生，縣議會則以官派的「縣政諮詢會議」充數，還曾發生所謂縣政諮詢委員遭軍派縣長罰站聽訓的事。至於在中央民代方面，雖然戒嚴期間也有所謂「增額立法委員」、「增額國大代表」的選舉，但當選的清一色都是軍方支持「同額競選」下的唯一候選人。

金門人顯然沒有記取不堪的樣板民主經驗教訓。形式上，軍管解除後，金門確實一如台灣各縣市一樣實施了地方政治，但就其選舉品質之實質內涵觀察，離成熟的民主顯然還有一大段空間。

除了惡質的選風以外，「宗族因素」也是影響金門選舉的重要變數，以歷次縣長選舉為例，均為陳李兩大姓的天下，烈嶼鄉（即小金門）的鄉長選舉則多為洪林兩姓對決的局面，大姓不僅選前比照政黨提名模式，以宗族力量進行整合或勸退，選舉時宗族力量更成為組織動員的重要基地，相較之下，其餘各家小姓氏之參政空間嚴重被壓縮，完全背離選賢與能的民主選舉價值。

金門號稱海濱鄒魯，金門人更以文風鼎盛為傲，然而，作為一個無法留在故鄉生活的金門人，我們不得不說，無法根除賄選之島的污名，不啻是所有金門人的恥辱，金門人應該改變，應該覺醒，要改變此一惡習，就從年底選舉開始做起，就算無法檢舉賄選者，至少不能將票投給買票的人。

賄選是貪污的開始，金門合格選民不過數萬，賄選、買票早已是全島不能說的秘密，要杜絕賄選，金門的檢警調可不能光說不練。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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