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歐巴馬以本月中旬的亞洲之行與訪華行程浩繁為由，不參加本月9日柏林圍牆倒塌20週年紀念的歐洲盛會，而當他結束亞洲行返美當天，19日歐盟選出了新體制的常設主席與最高外交代表。

選舉結果大爆冷門，原先呼聲最高極力參選的英國前首相布朗，因見勢不可為而在最後投票前一天退出競選，由德國力挺的比利時總理范宏畢當選首任新制主席。歐盟新制具實際最高權力的主席之爭，「德勝英敗」，是否與柏林圍牆倒塌紀念的美、德嫌隙有關？答案是：此事可視為美國嫌惡的梅克爾連任德國總理效應之一。

歐盟15年來的發展與起伏，德國主導並受法國支持的大趨勢，以及美、英暗忌德國統一領導歐洲，這個嫌隙已經是全球盡知。而最近兩年多的美國金融危機連累全球金融與經貿，所不斷爆出的歐、美對於金融監管問題立場的歧異與重大爭議，幾乎已顯現出西方資本主義歐盟版與美國版的不同。

19日歐盟新制主席投票的基礎，是半個月前捷克以最後一國簽署《里斯本條約》使之生效（條約正式生效日期為12月1日，而新制主席須先選出）。《里斯本條約》實際上是5年前《歐洲憲章》被數國公投否決之後，5年來不斷討論、修正、補充之後的新版歐憲；其最大特色，就是這次選舉產生具有實際行政大權的新制常設主席與最高外交、安全事務代表，使歐盟進一步團結並且有效運行。

這5年的後半段，正逢最近兩年多的美國金融危機累及全球經濟，而使歐盟各國在討論政治新體制的同時，兼顧對於國際金融制度、主要是監管問題的細密研討；在《里約》最後簽署之前，已完成了具有歐盟內部國際約束力的幾個新金融機構的建立，只待新制主席產生、下月1日《里約》正式生效，即行運作──之後歐盟與美國，在金融制度與金融資本主義精神上的隙裂將公開正式化，並且有可能就此分道揚鑣。

以美國為近代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極致、以及西方金融資本主義暴虐之首而言，最近兩年所引發的全球金融經貿空前危機，徹底顯現了其暴利掠奪而自我掏空，並導致全球同歸於盡的可能。歐盟及其前身歐洲經濟共同體，就是在美國暴利而虛空化之下，「次級」西方資本主義的謹慎自保；並且同時表現在全球軍事戰略思維與環保認知上，而在這兩方面也與美國有長期歧異。

歐盟新體制將開展新里程，與美國在資本主義文明、全球戰略、環保運動與政策上漸行漸遠；並且以全球的區域集團典範地位，鼓舞其他區域集團的奮進，如東協與拉丁美洲的南方共同市場。而在這些鼓舞之間，有一個可能具有負面色彩的尷尬對象──10幾年來申請加入歐盟一直未遂的土耳其。歐盟新制主席范宏畢過去默默無聞，只有力拒土耳其加入歐盟的紀錄；德國全力支持他當選，是對殷切鼓吹土耳其加入歐盟的美國，戰略迂迴的反擊。

美國憚忌歐盟壯大，卻又自我矛盾強烈支持土耳其加入歐盟，是因為歐盟安全與北約的詭譎關係：一旦親美的北約國家土耳其加入歐盟之後，歐盟在北約內部架空美國的「德國戰略」，將滯緩或落空。在當下東亞崛起的大趨勢之中，西方陣營隙裂的徵兆，日漸明晰。

2009年11月2日到5日，第三屆「全球移民工與發展論壇」（以下簡稱GFMD）在雅典召開。同一時間，多個草根的國際移民工組織也在雅典召開「國際移民／工與難民大會」（簡稱IAMR），針對GFMD提出嚴厲批判。台灣的南洋姊妹會也有代表參與。

GFMD主要由各國政府所組成，但儘管號稱要「將移民工與發展結合起來」，其定義的所謂發展卻主要著眼國家與企業的利益，對於移工實際受到的各種壓迫（尤其是來自各國政府自己的政策）輕描淡寫，對於移工的匯款則大做文章，意欲利用移工的血汗錢作為「發展」的重要資金。此種發展完全複製既有的世界體系構造，發展中國家繼續作為邊陲國家向中心國家貢獻所需的生產資源，只是出口的資源從原材料、初級製品變成了勞動力。

今天的移民工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一部分，既是不平等發展的結果，也構成了不平等發展得以持續的條件之一。從這個角度來說，移工當然有發展上的意義，但這意義首先就是從移工的視角批判主流對發展的定義，爭取自己的各種權利與地位，進而在此基礎上與各國國內的運動聯合起來，爭取真正的為人民利益服務的發展。

由全球一百多個國家與各大國際組織所舉辦的第三屆全球移民工與發展論壇（簡稱GFMD），2009年11月2日到5日在希臘雅典召開。由於時機恰逢世界經濟危機，更因為在危機時期各國皆緊縮移民工、各國民眾排外風潮日益高漲，所以常遭忽略。更慘的是，自2008年馬尼拉會議開始，就有一群激進的移民工NGO組織盯上了GFMD，連續兩年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召開大會，抗議GFMD。儘管如此，從國際發展的角度來看，這一切仍不減GFMD的重要意義。

1980年代以前的舊式發展思維常敵視移民工，認為移民工會傷害移出國的經濟與社會發展。但今天此一關係早已翻轉。GFMD最鮮明的旗幟與核心思想，其實就是在這幾年已經成為國際共識的「透過移工促進發展」。在過去的發展援助計畫屢遭挫敗、富國援助資金日漸緊縮之際，移民工早已取代國際援助，成為許多發展中國家重要的收入來源。

一些激進團體打著伸張移工權利的旗號，其實骨子裡希望的是恢復過去一國相對封閉的、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發展計畫。在全球化已如此深入的今天，這種計畫不僅不可行，實質上更否定了移工追求自由、作為發展主體的意義。

這波經濟不景氣已引發各國民眾對銀行業從業人員的貪婪和巨額紅利的不滿，也強力批判所謂的「擴大成長速度政策」（growthmanship）──不計代價地追求經濟成長或累積財富，無視其對地球環境或共同價值的損害。

已故經濟學大師凱因斯在1930年的文章「我們子孫的經濟可能性」（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預估一百年後，即到2030年，已開發國家的經濟成長在事實上會停止，因人類已足以過好生活，工作時數將會減至每週3天共15小時，人類更像原野上的百合花，無需辛勤地奔波。

凱因斯的預測是根據以下假設：在資本年增率2％，產能年增率1％，加上人口穩定下，人類平均的生活水準將平均增加8倍，這促使我們思考凱因斯認為的「足夠」究竟是多少。在1920年代末期（在1929年經濟崩盤之前），英國的平均國民所得以今日的幣值來計算，約為5千2百英鎊（27.7萬台幣）。因此，凱因斯預估，只要每人所得達到4萬英鎊（6.6萬美元、213.2萬台幣），人類就足以將注意力轉移到令他們愉快的事情上。

我們不清楚凱因斯為何認為英國人平均國民所得增加8倍就足以過好生活，很有可能的是，他用來衡量充足標準的是靠租金、利息收入為生的布爾喬亞，當時這個階級的收入是一般勞工的近10倍。

80年後，已開發國家的平均國民所得已接近凱因斯的預測。2007年（在這波金融風暴爆發前）國際貨幣基金（IMF）發布報告指出，美國平均國民所得為4.7萬美元（151.7萬台幣），英國為4.6萬美元（148.5萬台幣）。換句話說，自1930年以來，英國的生活水準已增加5倍，儘管凱因斯的兩項假設被證明為假──沒有爆發大戰和無人口成長（英國目前的人口比1930年多33％）。

人類經濟表現良好的原因在於，產能成長遠高於凱因斯的預測：英國產能年增率約為1.6％，略高於美國，德國和日本的數字更好，儘管兩國飽受戰爭之苦，多數西方國家真有可能在2030年達到凱因斯預測的6.6萬美元平均國民所得。

但即便達成這個成就，人類也不可能停止對金錢貪得無厭的追求。我們現在已達到凱因斯目標的約3分之2，照理說每週工時也應減少至約3分之2，事實上，我們的每週工時僅減少3分之1，而且從1980年代以後就每週工時就不再減少。

這意味了我們不可能在2030年達到每週工作3天的目標，經濟成長也不可能會停止，除非大自然使其停止，人類將繼續為了高收入而犧牲休閒。

凱因斯將達到其目標的障礙排除到最少，他坦承有絕對和相對兩種需要，後者是永難滿足的，但他低估相對需要的份量，特別是當社會日益富裕，廣告力量所創造出來的新需求，誘使人們更努力工作，好賺取更多報酬，來滿足自我需求。只要炫耀性消費持續下去，人們就有更多的理由工作。

凱因斯並未完全忽視工作的社會角色，他認為富人有義務協助窮人。凱因斯也許沒有想過開發中國家（1930年代多數開發中國家經濟尚未起步），但致力於全球減貧已對已發國家民眾造成額外負擔，已開發國家除了承諾要增加外援，也透過全球化手段，希望達成這個目標，後者卻增加就業的不穩定，缺乏技術者只能從事低薪工作。

此外，凱因斯並未正視當多數人不再需要工作時，他們將何去何從的問題。當擁有獨立收入、卻不用負責和缺乏關連感的多數富人都沒有過更好的生活時，窮人有如何能過好生活？

在此，凱因斯已快要回答他的「足夠」事實上仍不夠這個問題。財富的累積應是過好生活的手段，卻變成目的本身，因為財富累積的過程中，摧毀了很多可讓生活更好的事物；財富累積的快樂，真正換得的卻是人類關係的損失。

找到方法彌補對個人非常重要、卻漸漸式微的責任和關連感，是已開發國家尚未解決的問題。對數十億已踏上成長階梯的人而言，這也是迫切的問題。英國大文豪歐威爾（George Orwell）說得好：「所有的進步被視為朝向一個你希望和祈禱、卻從未達成目標的瘋狂掙扎。」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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