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首相表示，刻在舉行中的哥本哈根大會，可能是成立聯合國之後最重要的國際會議。的確，地球能不能在未來2、30年內避免平均氣溫增高兩度，從而能不能避免南北極冰融、海平面大幅度上升等等浩劫，就看哥本哈根會議能否達成共識，制定有效的措施。世界輿論都密切關心，沒有人敢在這個重要問題上缺席或不支持。但這並不表示所有的國家都能顧全大局，同心協力拯救地球；相反地，會議還不到一半，就出現一些重大的爭議。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如何看待歷史的問題。

當今全球二氧化碳的總平均濃度是250年前工業革命之前的一倍半，80％是由工業發達國家所排放的。大量排放二氧化碳正是今天歐美國家所以富強的基礎，但是環境破壞的後果，卻由全世界共同承擔。如今，這個後果已經嚴重到全球面臨浩劫的程度，追根究底，工業先進國家必須要承擔起主要的責任。然而，歐美先進國家卻避談歷史的責任，反過來要求新興國家也要共同承擔減少溫室氣體的責任。

新興國家在過去幾百年來，特別在工業革命以後，大多受到歐美工業先進國家的侵略欺負。這些新興國家經過兩、三百年慘痛的教訓，都體會到必須也進行工業化才能立足於世界並改善本國人民的生活。於是第三世界國家近年來普遍推行工業化。這不但加劇了溫室效應，也使歐美國家模糊了全球暖化的責任歸屬問題。這就是今天哥本哈根會議爭議的根本原因。美、日與歐洲工業先進國家企圖迴避1997年京都議定書的決議，聲稱新興國家也要與工業化國家承擔類似的責任，完全忽略歷史責任。

第三世界國家都在發展中，生活水平遠低於歐美先進國家，還需要工業化以拉平與先進國家的差距。相對地，歐美先進國家不僅早已工業化，早已享受富裕生活，而且溫室氣體排放還普遍高於發展中國家。如今，卻要求新興國家共同承擔減碳的責任，這就好比糧食不夠了，要求朱門酒肉臭與路邊快要餓死的人同樣少吃一碗飯，其不合理程度是類似的。

但是，雖然道理不通，美、日等國可振振有詞。他們不僅要模糊責任，而且企圖以此迫使哥本哈根會議達不到實質的成就。美、日等高度資本主義化的國家，政策的決定多要看資本家的眼色。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顯然不利於資本家的利潤。這是當年美國不肯簽署京都議定書的根本原因，也是今日在哥本哈根爭議的潛在原因。

為今之計，第三世界國家必須團結，才能破除歐美國家模糊責任、並進一步破壞拯救地球會議的意圖。這也是第三世界團結的契機。

哥本哈根會議要談的協定，在各國領袖的算盤裡，不是從自己的執政任期裡討論，而是用數十年的進程去規範。看看各國為了公平起見必須訂定的減排目標藍皮書：歐盟、日本和美國在2050年必須達到二氧化碳排放量比1990年減少80％的目標。

試問，世界上有幾個不僅從自己4、5年任期內就訂定目標，還能用遠見去繼續經營承諾的政黨和政治人物？美國太空總署的氣候變遷學者James Hansen在接受媒體訪問時就說，應該要給各國領袖先賞幾個巴掌。科學家也看得出現實的政治操作問題：設定50年的目標卻不提短程、即刻的目標，豈不是縱容政治人物既服務眼前利益，同時又用美麗的字句去包裝未來？

看看歐巴馬領導的美國，一方面拋出長遠的減碳決心，另一方面又不放棄眼前化石燃料的應用；美國才和加拿大簽了協定，要鋪設管線讓開採油砂所汲取出的石油可以外送。澳洲政府也允許增建為了擴大煤炭出口量而蓋的碼頭設施。

沒有任期內政治責任壓力，所以環保施政倒退嚕的馬政府搭著哥本哈根會議的風潮彈個人節能減碳老調，又放行國光石化等大型碳排放源。誰說哥本哈根會議不是個提案代替行動、表態取代治理、好聽話取代真實需求的各國領袖展覽場？

或許哥本哈根會議內容一時在窮國與富國間還無法達成共識，但其精神已在地方層級上播下種子。因應全球暖化與哥本哈根會議，台北市在這個月8日宣布簽署由城市與地方政府聯合會（UCLG）發起的「氣候保護宣言」，希望制訂全台第一個工商業節約能源自治條例。

值得一提的是，宣言強調「應建立永續能源經濟；透過節約能源、高效率、現有及新的再生能源科技，減低對化石與核能燃料的需求，以及尋求更低碳的選項」。

台北市願意簽署，代表願意承擔更遠大的減量目標，日後可以藉此強化各部門減量措施、儘速制定第一個工商業節約能源自治條例。明年的花卉博覽會也可以結合宣言精神，推動全市綠化降溫及市民節能減碳運動。

當然目標下的細節執行還有待協商，例如環保團體對「結合花博推減碳」很有意見。他們認為真要實踐宣言內容、推動綠化減碳，不須花大錢搞大費周章的項目，「首要之務是停止大巨蛋開發、保留老樹、拒絕商業設施開發造成更大碳排放量」。環團的顧慮是，為了花博，台北市移植了千百棵樹去種花，本末倒置，讓市民忽略巨大開發案將要產生的碳排放量。因此公部門持續與民間團體對話，是將上述宣言發揮得更加準確的公民社會機制。

上週歐巴馬赴瑞典領取本屆諾貝爾和平獎，並發表演講為他的阿富汗增兵問題辯解；當期的美國《新聞週刊》撰文指出，美國已進入「後帝國」時期。這個題目貌似驚人，其實是百無聊賴：兩次G20高峰會與上個月中旬訪華，三度因為數字龐大的美國債券握在中國手上而不得不低頭，還有什麼面子再以「帝國」自居？

這個論述第一個值得注意的，是它由美國自由派大本營《新聞週刊》說出來，而並非絕對不會說這種話的保守派重鎮《時代週刊》，更不是打著自由派旗號而實為保守心態的《紐約時代》。此題一方面顯示了美國民族性之中的水仙心理（自戀）式的坦白可愛，一方面顯示了歐巴馬「改變」美國的趨勢之中，自由派的角色地位。勉強可以比較的是：比起30多年前越戰慘敗之後，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所發表著名文章《充滿敵意的世界》，心境較健康不悲觀，而且有些犬儒式的開闊。

第二個值得注意的，是它其實不過是過去一年多，因為美國金融空前危機並導致國勢與國際地位陵夷，使美國國內有《後美元時代》、《後美國時代》等書的兩大類論述，以及日本大前研一的《美國、再見？》這類潮流趨勢之後，美國自身的媒體主流評論，不得不「迎合」的一個略帶阿Ｑ意味的自我「結論」。

第三個值得注意的、也是真正的重點所在，是所謂美利堅「帝國」說法的問題。

本來，以完全沒有貴族的殖民地建國，並成為人類史上第一個典範型的自由平等民主國家而言，「帝國」的說法對美國應該是絕緣體。但是因為國際地理環境與國際政治局勢的演變，美國建國之後不到半個世紀，就在1823年提出了《門羅宣言》，把整個拉丁美洲「後院化」，再過4分之3個世紀發動美西戰爭而爭霸太平洋，從此被西方評為步歐洲後塵的「新帝國主義」，第三世界則稱其為「美帝」。在國際上以解放者、救援者與「警察」自居的美國，從來對這兩種稱呼避之如探湯，力圖堅守其自由、民主、人權的立國本位。

這其中，早期有納粹後來有蘇聯為大敵，使美國戒慎恐懼並引國際弱者為友。而到了1991年蘇聯瓦解而美國成為「一極」、「獨強」時，就有些按捺不住，後冷戰後蘇聯成熟期的小布希首任時期，美國傳播界包括非主流學術界「名著」《帝國》，都以「帝國」自居，最後把美國帶入上個月歐巴馬赴北京「乞討」的境地。現在，《新聞週刊》及時「自去帝國號」，顯示新自由派之中還有頭腦清醒者。

馬英九執政至今已快滿1年7個月了。雖不算長，但在許多民眾與主流媒體眼中，不僅蜜月期早就過去，馬英九剛上台的光環盡失，而且近期以來，他的許多政治行動都在在顯示出進退兩難、徬徨失據的狼狽面貌。

簡單的說，作為一個政治領導人來說，馬英九對內並無領導魅力吸引、培養為數不多但卻精幹的核心團隊，來執行他個人的政策。對一般民眾來說，馬英九頂多只是一個平淡的溝通者，毫無能力以親切、感人的論述方式喚起民眾的認同與熱情。對其政敵、異議者來說，馬英九就更不是一個能被他們畏懼、尊敬的對手。可以說，馬英九除了個人清廉之外，似乎沒有辦法真正贏得全國民眾的由衷信服。

這種對於一個政治領導者的深沈政治信賴感，乃是一個社會處於憂患時刻或關鍵轉型時代中，如何能在扎實共識下繼續往前發展之非常必要的因素。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幾乎面臨被納粹征服的大英帝國丘吉爾首相，憑其過人的文筆與而充滿感染力的口才，帶給英國民眾充分信賴，而團結奮鬥下去。

台灣當前並不處於戰時，但經濟大環境困頓所帶來的全面社會問題，已是越來越深化而矛盾。另一方面，攸關台灣整體前途的兩岸關係，不僅複雜，也未有基本共識。這些社經與政治矛盾，在在需要有堅強成熟政治智慧與手腕的執政團隊與領導人物來掌握全局，細膩執行，更需要以有效的溝通來說服民眾。簡單的說，當前的台灣需要是一個能掌握全局、開創未來，又充分務實的團隊與領導人物，否則，就只能像目前民怨充斥、跌跌撞撞地一路摸索，而不知未來何在。

難道台灣缺乏領袖人才？難道我們需要一個英雄人物的出現，才能解決台灣根本問題？

這問題的答案，既是正面肯定也同時是否定的。首先，從歷史眼光來看，任何造就一個偉大新時代的出現，那一次不是伴隨著偉大人物的出現？歷史離開了人物，就不成為歷史了。而一個偉大時代的來臨或所謂歷史轉捩點的出現，若沒有核心人物的力量發揮作用，也是不可能的。

然而，這卻不是英雄史觀或個人崇拜。時勢造英雄：英雄出現絕非是個人一己之功，而是他的行動、遠見掌握了當時的核心矛盾，並針對這矛盾施力、扭轉、並解決、克服了這艱難挑戰。

簡言之，英雄之所以是英雄，在於他能掌握當時的核心矛盾，從而將所有力量都集中在這矛盾上來施力解決。台灣今日，有這種英雄人物嗎？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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