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京都議定書》簽訂，加上石油價格經常波動而且上升，一些節能減碳的新方法不斷地被提倡。其中，最常被提及的有綠色能源與綠色產業、碳交易以及稅收手段（能源稅、碳關稅等）。這些新方法各有其功能，在哥本哈根會議前後甚囂塵上。然而，大部分而言都是根植於資本主義的體制。如果沒有適當的配套措施，將加劇貧富國家的差距。

就綠色能源而言，目前重點在發展無排碳能源，包括風力、核能、水力、太陽能以及生質能源等等。然而，這些能源多有破壞環境的副作用，生質能源還會影響農業發展以及糧食價格，近年國際糧食價格高漲與其有關。

即使不考慮這些副作用，這些新能源的使用都需要使用綠色產業科技。但是這些科技多由工業先進國家研發，當今強調知識財產權，這些新科技能否被廣泛採用，不無疑義。最可能的情況將是資本主義先進國家藉此高科技向第三世界國家獲取高額權利金，從而延續或甚至加劇第三世界與先進國家的差距。另外，這些新科技也可以成為工業先進國家在國際輿論以及外交上的武器，並以此作為干預弱小國家內政的槓桿。

碳交易也存在類似的陷阱。科技先進國家顯然能在單位產值的耗能方面立於有利地位，因而能夠向技術落後的國家出售碳權，從而更加利於有利的商品競爭地位。因此，碳交易一樣會加劇國際間的貧富差距。此外，碳交易也將使能夠獲取高利潤的企業透過交易手段而忽視節能減碳的工作，總體而言可能反而不利於全球的減少排放二氧化碳的計畫。

稅收手段中的能源稅可算是比較合理的方法。經由高能源稅率，可以有效抑制能量的過度使用。這在歐洲國家已經實施，且成效斐然。但是，能源稅對資本家可能不是那麼賞心悅目，對於依靠資本家選舉捐助的政客們更是不敢輕舉妄動。因此，這個比較合理的節能減碳方案並非容易行得通。台灣幾個月前燃料稅開徵意見一出立被封殺，為其一例。

稅收手段最近常被提到的，還有碳關稅。碳關稅雖然可以有助於節能減碳，但是卻與自由貿易原則相違背，因而引起相當多的爭議，尤其新興國家反對最強烈。碳關稅對台灣也將產生重大的影響。台灣在節能減碳方面成績不好，要提防遭到課碳關稅等方式制裁。

所有這些節能減碳的方式都建築在資本主義的體制上，基本上是治標而不治本。更嚴重的，不少方法都是基於高科技為主要手段，而這些科技掌控在資本主義先進國家。這些方法的實施，恐怕將造成第三世界與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的落差，值得人們注意。

應該訂出新減碳目標的哥本哈根會議過去了，沒有完成任務，也沒有達成全面的國際協議。一些激進政治團體早有預言，澳洲的GREEN LEFT就明言這個會議是讓各國政治人物擺弄的地盤，協議只可能是各國已經實施的行動綱領，而不是討論責任如何分配，所以會還沒開完他們就預言必定失敗。但他們說，真正讓哥本哈根會議有意義的是場外非政府組織（NGO）、社會政治團體的集結和覺醒。

但場外團體真是公民團體？真會把政治權力的盤算帶回國內，讓民眾體認到各國政府與企業的私心？看看台灣的代表團，就知道NGO的地盤也被政府給「規劃」了！參與今年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締約方會議的台灣「非政府」組織包括工研院、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代表團長是工研院副院長。奇怪了，歷年舉辦全國環境NGO會議的組織，怎麼都沒有機會被諮詢呢？原來NGO之外還有邊陲的NGO！

NGO代表團的啟程資訊由外交部副發言人宣布，對「非政府組織」由官方統一發言毫不在意，還大談被不公平對待的事，好像因為中國打壓的強權政治，可以合理化台灣政府侵入非政府組織資源的強弱分配。這種氾濫的NGO名義，失去的只有政府與非政府這個分際嗎？

因為不是聯合國正式成員國，台灣連想為氣候變遷問題盡點心力都得硬拗，可見得這種聯合國環保會議的政治性非常強，說要與全球同步行動，都被技術問題卡死了。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締約方會議，於12月7日至18日舉行。外交部副發言人說，今年由工研院副院長率領非政府組織與會，環保署副署長邱文彥擔任隨團顧問，無非冀望既傳達台灣政府立場，又能在科技環保有實質貢獻。

回顧該會議歷史，從第一屆到今年第15屆會議，半數經費來自政府部門的工研院就被委託代表台灣參加，儘管每年都以中華民國名義申請與會，但都被登記為中國，環保署表示年年都去函公約秘書處要求更正，但都沒有獲得正面回應。雖然工研院是用研究機構身分與會，而且是以非政府組織名義報名，這個問題仍讓我們的代表性平白受損。

要改變台灣官方以NGO名義出席的窘境，未來可努力目標是爭取以世界衛生大會（WHA）觀察員身分參加。依UNFCCC第7條第6段規定，聯合國專門機構觀察員可申請作為UNFCCC第一類觀察員。台灣NGO國別被列於中國之下，我們必須監督外交部對台灣所遭致的任何不公平待遇是否持續作為。至於將透過何種管道與方式抗議，這是官方與民間應該共同磋商的。

上週末的今年耶誕節，在美國汽車城底特律上空被制止的恐怖分子企圖爆炸客機案，如同3年前英國機場被偵破制止、未爆成的大型恐怖攻擊案一樣：因為又僥倖逃過一劫，沒有流血與爆破現場慘案，在訊息與偶發事件塞破人腦的當代文明生活中，兩天後就被世人淡忘，而忽視了「恐怖因子」仍潛伏在全球落後地區許多角落，繼續滋長醞釀。

此案第一個值得注意之處，是恐怖分子選擇了跨洲長距離飛航的目標：從西非奈及利亞經歐洲荷蘭阿姆斯特丹往美國底特律。如果把這個非洲起航、非洲恐怖分子、以及刻意在選基督教耶誕節做案，與1994年耶誕節同樣被制止未爆成的恐怖計劃（北非阿爾及利亞恐怖分子劫持法航馬賽起飛的客機企圖在巴黎上空爆炸）相比較，可以看出由西亞、中亞向全球蔓延的「恐怖」現象，不但已擴散到非洲，而且從北非伊斯蘭世界越過撒哈拉沙漠，向南進入「黑色非洲」的穆斯林國家。

第二個值得注意之處，是已被西方媒體形容成「豪門恐怖分子」的此案兇嫌，可說是富家子弟出身的賓拉登翻版：其父為奈及利亞前經濟部長、金融首腦，而退休後現在高齡70仍為奈國企業界鉅子，與賓拉登青年時代以家族背景承包沙烏地王室工程並兼營金融業，十分類似。另兩個次要的相似點是：賓拉登原籍葉門，而這次恐怖案的豪門子弟被捕後，供稱受葉門的「基地」組織指示作案；賓拉登的主要背景沙烏地是全球第二大產油國、奈及利亞則是全球第七大產油國。

這些油國豪門背景，啟示了第三個值得注意之處，也是真正的令人「恐怖」之處，是這些大學畢業受過西方文明深度洗禮的現代伊斯蘭富家子弟們，願意捨棄西方媒體向稱為「含著銀湯匙」出娘胎、保證一生榮華富貴享用不盡的生活，卻投身以性命為賭注的「恐怖」生涯，原因究竟何在？

9年前的「911」之後不久，西方傳播評論界甚至學術思想界，曾相當深入地探索、討論過這些複雜弔詭的人生價值、文明與國際政治衝突問題，然而不但沒有結論，而且幾乎是逃避式的不了了之。

實際上當代伊斯蘭的「恐怖勢力發展史」，一直是菁英階層逸出者反抗者在扮演：從第一代阿拉法特的巴解法塔組織，經第二代柯梅尼之下一些伊朗菁英群，到第三代的賓拉登以至於今。不知美國總統歐巴馬還記得否，6月4日在開羅大學對全球穆斯林的和解演講中，數次熱情提到《可蘭經》經文？以及體內血液的一半，是與上週這個恐怖分子同樣的屬於「黑色非洲」？

第四次江陳會已結束，陳雲林也已離台了，但這次江陳會的會談內容的意義，遠比陳雲林本人在台數日所引起的政壇效應、社會波動要小得多。

首先，在國內政壇上，陳雲林一離台，作為一手掌控台灣方面談判事務的國民黨陣營，卻爆發了一些大老與陳雲林餐敘而被排擠的恩怨糾葛。

這些個人小紛爭，相當客觀地反映了一位在中共政權中還稱不上核心人物的陳雲林，在台灣當前的政壇、經濟領域中與其個人身分不太相稱的舉足輕重地地位與影響力。據各方報導可知，這次台灣各大金控集團老闆、傳統產業與科技業的龍頭老大，以及各方大老們無不將能與陳雲林共餐視之為自己企業、政壇地位的象徵。

換言之，作為一個談判對手，甚至還是與台灣有重大政治爭議的對方代表，卻已開始能實質影響台灣統治菁英的傾向，逐漸開始牽制台灣談判決策力量。這點能不令人心驚嗎？

其次，這次在野的民進黨的抗議行動，與去年相較，卻顯著地大為減弱。不僅街頭對抗減少，而且民進黨根本無法針對江陳會的兩岸實際經濟合作的要務協商，提出合理的反對理由。所以，這次民進黨所代表的整體反對兩岸關係深化發展的勢力，實質上是處於消退中。

簡言之，台灣社會的反應，可說是已有初步的共識接受兩岸當前經濟密切往來的協調與合作 。

從這兩方面的現象，我們可以很清楚地覺察到兩岸關係已悄悄地「輕舟已過萬重山」。而已排上明年兩岸會談議程表上的簽署ECFA，一旦通過，則兩岸經濟關係的全面走向一體化，幾乎是無可阻擋的大趨勢了。

隨著台灣經濟越來越依賴中國大陸，隨著兩岸社會交流越來越全面，台灣還有多少自身的籌碼、條件來因應未來兩岸棘手的政治爭議呢？

我們可從兩方面來分析。其一，當前兩岸經濟一體化的趨勢，實質上反映了兩岸資本更密切、順暢地整合，所以兩岸經濟一體，最主要的得利者乃是操控兩岸資本的兩岸大資本家老闆、台商等。這些統治菁英們幾乎必然會以兩岸經濟利益為首要原則，來處理兩岸未來的政治關係。

以此來看，兩岸的政治關係發展前途若繼續被這些未深受民主洗禮、脫離民眾的統治菁英來主導，則台灣的政治前途當然福禍難料。

其二，若兩岸經濟一體帶來了兩岸民眾彼此更深入的交往與平等尊重，則兩岸資本主義下的弱勢民眾就更應以台灣當前的初步民主成就為標竿，來作為未來兩岸可能的政治共同體之必要前提。

台灣民主，乃是抗拒中共政權挾經濟利益來和平征服台灣的唯一與最後的法寶。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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