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種H1N1疫苗的爭議持續在發燒。政府的政策與相應的宣傳不僅未見成效，反而招來諸多批評。社會對於是否應該接受預防注射意見兩極化。影響所及，許多民眾不敢接受預防注射。公共衛生專家擔心疫苗注射不夠普及，恐將導致新流感大流行，特別在流感容易流行的冬季。一個單純的公共衛生預防事件，而且具有相當科學依據的問題，卻引起民眾大量的排斥，這背後顯示台灣社會（不止政治方面）在科學素養、理性討論、意見溝通，以及民主決策等方面都令人擔心。

台灣社會的科學素養有待提升自不待言。最近在《科學月刊》40週年的「台大論壇」中，許多科學家均指出台灣40年來的科學教育相當失敗。事實上，從88水災氣象預報到最近H1N1的爭議，在在都顯示出台灣社會科學素養的不足；不僅科學知識不足，更嚴重的是科學理性與科學態度的不足。在這種理性與科學態度不足的條件下，加上「選舉萬歲」的泛民主氛圍，理性討論幾無可能，科學真理往往屈從於政客與媒體名嘴的指點。如果這種反科學非理性的氛圍揮之不去，說不定愛因斯坦相對論的正確性可能也得由選票決定。

H1N1爭議還涉及利益的考慮，從而增加了理性討論的複雜度。網路不時傳來小道消息，宣稱政府採用國光疫苗而非諾華，表示圖利國光。這些小道消息往往接著說，先行接種疫苗的醫護人員注射的都是諾華的產品，而非台灣自己生產的國光疫苗，暗示台灣自己生產的疫苗可能有問題；而有問題的疫苗以民眾當白老鼠，原因當然就是「圖利特定廠家」了。在此，我們不是為國光疫苗說好話，而是指出非理性的爭議是很容易發生的；而且結果是大家對科學真相失去信心，預防工作寸步難行。目前的局勢正是如此。

利益考慮誠然是重要問題。但是，利益的瓜葛與科學的論述應該是兩碼子事。或許政府有人官商勾結，圖利特定廠商，但是那應該由檢調單位來清查，不應影響防疫工作的推行。另方面，廠商的產品是否有問題，則可以經由科學的方法來鑑定。官商勾結的產品未必有問題；反之，正當買賣的商品未必品質就有保障。然而，目前的爭議往往就由於混雜了這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而使得道理更加說不清楚。

從以上細部的分析，可以發現理性討論真的充滿了陷阱。缺乏理性討論作基礎，民主的決策很容易變形為民粹。科學素養的提升，仍是民主政治的基礎。

生活在語言與符號構建的認知限制裡，我們很少去反思每天所說所想是名實相符，還是全憑符號去做判斷。例如，台商要地要水中國某些黨政權貴很快承諾辦理，就稱讚說果然「共產黨」比較有效率，卻沒想過如果真是「共產黨」，該將這些台商的財產「很有效率」的再分配給一窮二白的民工或是成立集體企業。忙著給資本家張羅資源，管好只能出賣勞力的窮工人，向來是右派政黨的強項。

又例如，很多台灣反對黨支持者一碰中國官員來，就罵國民黨在幫「共匪」當傳聲筒。有趣了！那個共產黨不是來台談如何捍衛台灣勞工階級，或是爭取產業民主制，而是洽談資本家需要的商務開放項目，或決定哪些廠商是大規模採購夥伴的商務代辦。若真因為民族認同問題而辱其為「匪」，也該叫「資匪」，這字眼卻未曾出現在台獨者口中。

對岸的那個招商勝過護勞的共產黨，雖然不是粗糙的平均主義信徒，但資產階級化到放縱國內收入「再分配」調節日益惡化。中國勞動學會的研究指出，近10年來，中國的勞動報酬在GDP中的比重一直下降，而企業資本收入增加卻很大。生活經濟壓力讓許多中國城市居民開始自覺是屋奴孩奴，那兩岸政黨名稱不早就該統一姓「資」囉！

媒體報導，「不敢生」的問題不僅台灣有，現在連中國也有。按照時下中國年輕人流行的想法公式，「房奴」加「孩奴」等於「終其一生為奴」。這種說法充分反映出中國居高不下的房價和生兒育女成本，很難想像這是一個號稱社會主義統治的社會。

據社會學家統計，在中國大中型城市養育一個小孩的成本占家庭總收入近4分之1，一個小孩從出生到讀大學的開銷，高達1百萬人民幣。大陸社會學者擔心，目前已經有超過7％的城市年輕人沒有意願生小孩，幾乎是2003年的兩倍。主要原因在於城市年輕族群基於各種現實考量，所以晚生或不生便成為大陸年輕一代的「權宜之計」。其實這個問題反映的是收入與生活所需水平的比例失衡問題。

根據另份調查顯示，生育意願與收入水平呈正比。以上海為例，戶籍人口中月收入在2千元及以下的，願意生1個小孩；月收入超過1萬元的，願意生1.32個小孩；月收入在2千元至1萬元間，隨收入增加，願意生小孩的平均數也增加。收入勉強的一般城市年輕男女就和台灣的年輕男女的心理壓力類似。

一想到這些開銷和成本，心中就湧現一股「莫名的焦慮」。共產黨引導的市場經濟改革，已經面臨學習承受中產階級向下滑動的社會問題。

明天是美國有史以來第一位黑白混血總統歐巴馬就職週年之日。一年多之前他以「改變」美國為總統競選的中心口號而勝選，去年11月4日當選週年時，他已承認「改變」非常困難，上週本版提及的英國衛報評論，還暗諷他「被改變」。

歐巴馬個人除了口才與形象魅力之外，以毫無行政主管經驗而論，實際上他處事相當靈活而富有智慧。「改變」的難題，在前年7月他初勝選民主黨內總統提名人後，立訪阿富汗而強硬主張增兵時，已向美國保守派靠攏，為未來他的「改變」政策預留「平衡」餘地。當選後組閣時，任命民主黨內強硬派希拉蕊為國務卿（衛報譏評為「向保守派送大禮」）、前任共和黨總統小布希的國防部長蓋茨留任，更顯示這位自由派總統，實際上是手握平衡桿而在走鋼索的做法。

歐巴馬與軍火利益集團為背景的美國軍方鷹派合作，而在就任以來實踐「諾言」，增兵阿富汗，以迎合保守派，卻並未得到美國國內政治的平衡──一年來不但共和黨國會參眾兩院議員不斷惡意攻訐他，連民主黨內都不能算團結。而國際上，還要在去年6月4日往開羅大學演講大談《可蘭經》，對全球穆斯林和解，卻在10月9日被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套上身，平衡桿稍見傾斜危顛。

武力與國際霸權之外，美國國內的金融危機、經濟衰退與龐大失業潮，使羅斯福偶像重現，而歐巴馬大戰金融界「肥貓」群，但迄今可說並無可述的成績；就職週年之前5天的國會聽證，四大金融巨頭只認錯而拒不道歉。國內平衡桿的另一端，兩大社會政策：健保改革案以參院修正版通過，略打折扣；為適應挽救地球氣候的環保空氣淨潔法，則正等待今年中參院表決的「宰割」命運。

假如年中參院否決了歐巴馬的環保改革案，則一個多月前哥本哈根會議上，他「改變」布希父子蠻橫立場而參與全球減碳運動、並與第三世界形成共識的做法，將實際落空只剩姿態，全球氣候問題的貧窮國家對立，將更趨激化。而這件事的背後，隱涵著印度、甚至工業國日本，將與美國疏離而趨向中國。

對中國的關係又是綱索上的另一根平衡桿：北京手握2兆3千億美元外匯存底，其中有8千多億美國債券，使歐巴馬不得不屈身，而中美貿易複雜的多重矛盾之外，軍事上的反飛彈與太空競賽，這兩天又成敏感話題。鋼索上多重平衡桿之中，最「嚴重」的一個：美日同盟關係，在當下日本的大「改變」中，深化或淡化，即將於今天開始的雙方談判後揭曉。

全球網路搜尋的龍頭公司，谷歌（Google），日前發表公開信，宣稱由於兩項重大因素，考慮撤出中國大陸。其一，近月以來該公司不斷遭受中國境內針對性的駭客攻擊，目的在於截取中國人權人士的電子信件與搜尋紀錄；其二，過去3年來配合中國政府對於網路搜尋關鍵字的審查與過濾限制，到了必須檢討的時刻，因為這種做法違背基本的言論自由，而該公司的網路資訊以資訊開放自由為前提。

谷歌暗示，由於不配合中國政府限制資訊自由的政策，遭致惡意駭客攻擊，而且攻擊對象是倡導言論自由的人權人士。谷歌認為，在違背該基本經營原則與非常不友善的經營環境下，顯然難以繼續在中國大陸立足。

谷歌有可能從中國大陸撤資，這幾日已成為全球最熱門新聞事件之一。這不僅僅是中美之間一件單純的商業糾紛事件，它也牽涉到全球壟斷資本、美國霸權與中國大陸特有的市場秩序、國家利益的矛盾，更牽涉到中國政治控制與基本人權的矛盾。

這事件牽涉到幾種不同性質的原則，不同的利益相互重疊於此一商業糾紛事件。然而，這些利益衝突，卻不能等量齊觀、一視同仁，而必須釐清主次先後的價值，來總結這事件所反映的客觀意義。

首先，雖然此事屬於商業糾紛，但事件重點卻是中國政治控制不僅已嚴重違背基本人權，而且這種壓制人民基本資訊自由的方式，已根本性地與全球化的資訊交流大趨勢背道而馳。

其次，對於全球壟斷性質的美國大企業谷歌公司來說，退出中國市場，固然是重大商業損失，但長遠來說，最大的受害者卻是中國人民，而中國社會更會因此而付出無以估計的龐大社會成本。

一些簡單的數據可印證，這不是單純的經濟利益問題，而是更根本的中國社會與全球資訊脫節的嚴重後果。目前在中國境內，中國自己的搜尋引擎百度，才是中國民眾的首位搜尋網站，約佔6成5，而谷歌僅佔3成左右。在2008年，谷歌全球營收約有218億美元，而其中國市場營收2.1億，僅佔1％。

表面上看來，中國可以不需要谷歌而繼續以本土品牌來運作網路搜尋，谷歌也可以不需要中國市場而繼續營利。但若今後中國民眾繼續在資訊管制下查詢資訊，則可以想見，多年後的中國民眾將根本不知全球或中國的重大政治與歷史事件──例如，天安門事件。

一個不知道自己社會歷史錯誤的群體，未來又怎麼避免重蹈覆轍呢？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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