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為這屆的監察院表現鼓鼓掌。雖然真要打老虎，監院仍力有未逮；但我們還是得提醒，這屆監委們完成了不少令人叫好的調查報告，就深化公共議題的角度來看，仍是可貴貢獻，但願不是白費功夫。

最新一份的調查報告由監委趙昌平、李炳南所完成，主題是針對台灣簽署了聯合國「兩公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並公布「兩公約」施行法後，陸配在台權益是否獲得保障進行調查。

報告指出了陸配在台所蒙受的十大歧視，並且還存在著「陸配不如東南亞外配」、「東南亞外配不如西方外配」的法律差別待遇。這兩位監委提到，這是依國籍而作差別對待與考量的「原籍歧視」。

當今法令存在著原籍歧視現象，未必叫人訝異；真正令人該感嘆的是，人們即便知道原籍歧視的現象存在，但仍然認為可取、可欲。

幾乎與監院發表總體檢報告的同一時間，某民進黨籍立委公布了下列資料：馬政府上台後，陸配取得國籍年限從8年降到6年，結果導致離婚人數增長2成。這位立委擔心，身分證取得門檻降低，提供陸配更高的離婚誘因，其結果是（陸配）「可以自由留在台灣工作賺錢、卻放下剛生的小孩、家庭不管，讓年邁的老阿公、阿嬤來帶小孩，製造更多的單親家庭問題」。

這位立委或許只是想藉機「打馬」，但持平而論，她的說法算是「驚人之語」嗎？非也！否則台灣的惡法也不會存在那麼久，改革幅度那麼小。不諱言，台灣就是有不少人這麼看待陸配：用最嚴格的道德標準，要求陸配善盡「賢妻良母」的義務；同時百般認為剝奪當事人的自由權利，或提高資格取得門檻的規定，是必要的「配套」。對他們而言，陸配的家庭義務與個人自由權利非但不相容，反而後者會妨礙前者的履行。

原籍歧視最惡毒之處，也最缺乏反省的一面，就是嚴以律人、寬以待己，卻又自以為正義。離婚雖令人遺憾，但究竟是好是壞，卻必須個案探討，怎可一概而論？若真要選擇性比較，則政府不是正在鼓勵生育嗎？台灣女性被百般勸誘都不為所動，那麼面對有子有女、同時經濟狀況也較差的陸配家庭，為何不好好表揚其貢獻？為了提高生育率，我們都絞盡腦汁，減輕婦女的扶養負擔，怎麼面對到陸配時，就變成包生包養是她應盡的特殊道德義務？

一味地拿放大鏡看陸配，除了自暴對「民主」信仰的廉價、對「人權」認識的扭曲之外，還包括了將自己猙獰面目視之為美的悲哀。

左看：孝道蕩然的經濟因素

日前北縣府社會局公佈近3年被棄養老人的人數，已從15人、38人，直線飆到去年的47人。究竟為何發生？如何解決？

社會局所統計的棄養理由，主因「財產分配不公或過去沒盡撫養子女的責任」，亦即家庭關係最脆弱的家庭較易發生棄養。但進一步追問，為何過去也有相同問題，但卻未有那麼嚴重的棄養潮？

統計數字會說話。「近3年」出現的棄養潮，恰與全球金融風暴的時間吻合，不禁令人聯想到棄養主因是子女發生經濟困境。亦即，過去哪怕家庭不合，子女只要經濟能力許可，在社會及良心壓力下，都會願意將父母接回家中。但今日的經濟危機已令子女膽敢不畏社會壓力、良心譴責，硬是將父母棄養。亦即電影《猶山節考》的古老故事會不斷上演，但諷刺的卻是發生在生產力旺盛的資本主義台灣。

我們絕非認為經濟因素可作為子女推卸撫養責任的理由，但衣食足而知榮辱卻是不爭的事實。要改變棄養，最迫切的是政府應積極面對少子／無子化而產生的失依老人潮，至於政府托老的經費從哪來？只要檢討產創條例、針對資本利得來徵收，以恢復至1998年台灣20％的稅賦負擔率，即可讓無依老人不至於流落街頭。

潘欣榮／公共化協會成員

右看：再窮 都不能猶山節考

日前媒體報導，北縣某家醫院從去年底開始出現家屬拒絕將病癒的老人接回家的案例。甚至三重一位85歲的女士痊癒後，院方通知9名子女，非但無人願意接她，還怒斥醫院：「9個小孩為何單單挑上我？」

更糟的是，這樣的案例，光是在台北縣，近3年通報社會局棄養案件已從15人暴增到47人，若類推23個縣市的總棄養人數，絕對可稱作是「棄養潮」！

這種棄養父母的行為，令人不禁聯想到1983年的一部日本電影《猶山節考》：日本古代的一個部落，因農產收成差、生活困苦，所以食物常不夠分配，於是村人決議，凡達一定年齡的老人，就由兒子揹到山裡，讓其「自己生活於深山中」。

借古看今、令人不禁唏噓。畢竟猶山節考的時代是封建的農業社會，當時的窮人真的是會餓死的！但試問今日的台灣、尤其是棄養老人的家庭，真的是窮到盛不出那碗飯嗎？

更何況，如北縣社會局所言：若家屬無力負擔醫療照護費用，縣府可先代償，再與家屬協商分期付款。如此先進而體貼的制度設計，若仍有孩子以「經濟狀況差、無力照顧老人家」為由而棄養，令家中的老人情何以堪？對自己的下一代又是何種身教？

吳恆祐／社會評論人

■洪致翔（下週續，文教工作者）

孔子又如何對待學生呢？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論語‧述而》）「憤」，就是有想要把某事搞懂的慾望，但是搞不懂，這種「求之不得」的激動；「悱」就是知道大概是怎麼樣，但卻說不出來這種「不吐不快」的感覺。這兩種狀況，都可以算是學習上的瓶頸，等著老師去點通他。孔子不會馬上把答案告訴學生，而是要學生自己有所思考而不得，或是有所得而說不出的時候才會踢出臨門一腳。

下面這個例子更能生動地表現出來。子貢問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論語‧學而》）孔子看到子貢能夠拿詩經中相似的言論來比較，能夠「舉一反三」了才說「始可與言詩矣」。

「舉一反三」這個概念，還必須跟「一以貫之」一起看，只有懂得「一」的中心思想，才能運用這個中心思想推理或者聯想出所有的枝節，資質一般的可以「聞一知二」，資賦優異的則能「聞一知十」、「舉一反三」。孔子對於學生是輔助的角色，只在關鍵時刻適時地點醒學生，而非餵答案給學生囫圇吞棗的機器，因此學生想要在學問上有所增進，主要還是得靠自己。

在不直接告訴學生答案這個原則之下，孔子也擅用誘導的方法。即使是孔子「聞一知十」的高徒顏回，也深刻體會到老師的「循循善誘」。「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論語‧子罕》）總之，學生一有問題，孔子便丟出一點東西給他咀嚼，學生覺得不夠了，再問，孔子便再丟一點東西出來，這就是循循善誘，慢慢地引起學生的好奇心，循序漸進地將學生導引到更高的境界。

孔子的思想雖然貫串中國歷史，但是真正得其精華者卻如鳳毛麟角，甚至孔子的親傳弟子也無法將孔子思想傳下去，使孔門思想流於形式化。對照現在的教育實況，課堂大多是老師的一言堂，考試盡是要求學生死記硬背的題目，讓學生只會在枝微末節上講究，見樹不見林；學生上課時即使勤抄筆記，但在動手的同時，腦子卻在休息。甚至有老師視學生上課發問為浪費時間的舉動。這些完全違背了兩千多年前孔教育家的教學方法，實在是當代教育的一大憾事。

■倪世傑（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199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盧卡斯（Robert Lucas）於1990年提出一個重要的論題以及經驗現象的觀察：國際資本流動的趨向是從窮國流到富國。哈佛大學經濟系教授謝勒弗（Andrei Shleifer）隨後亦提出了他的說明：相比窮國，富國對對投資者的保護更好，並因此具備更高的資本邊際收益和更高的市場利率。

如果台灣相對來說是「富國」，具有獲利豐富的投資機會，那的確可以期待陸資湧入；如果剛好相反，台灣是「窮國」，那資本肯定往富國、也就是往中國跑。但這卻也是1980年代後中國開始進行改革開放之後的兩岸經驗現實，豐沛的台灣的資本大舉外移到資本相對稀缺的中國大陸，當時的中國並不富，是窮國，但卻擁有較可能獲利的前景，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確立了以私有財產為基礎的經濟改革，而更重要的是中國一直進行嚴格的外匯管制，如果不這樣幹，中國本地積累起來的資金恐怕早就「叛逃」了。

中國改革開放超過30年，「富國中國」與「窮國台灣」恐怕是台灣民眾不得不接受的事實。以2009年上海大學畢業生的起薪統計資料為例，上海大學畢業生總體起薪為年薪人民幣4萬5,153元（約合新台幣20.7萬），台灣的大學畢業生徘徊在每月22K到26K之譜，兩岸的差距迅速縮小中。另一方面，如根據盧卡斯與謝勒弗的理論，富國的資金只會往富國流，而不會往窮國流，台灣究竟何德何能吸引中國大陸資金來台投資？台灣的資本能不能繼續根留台灣，的確啟人疑竇。

勞工擔憂兩岸經濟進一步整合下的失業絕非杞人憂天，但也可以想見政府在根留台灣的政策方向下，將會祭出更有利於財團的政策，營所稅稅率降到17％就是一例。再者，鑽研後現代政治文化的知名學者英格哈特（Ronald Inglehart）教授早已提及，在經濟不安全的情境下極易出現恐外的情緒，而生活空間愈狹小，愈容易將外部族群的到來視為一種威脅。在兩岸的黨政高層亟力建構「友善」（friendship）的氛圍下，台灣民眾的經濟安全感卻快速流失，絕非空穴來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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