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為小孩取名字講究，公司亦不例外。台灣首富郭台銘在中國的企業—富士康，如果真如其名，能夠做到既富（有）且（健）康，不啻美談。可惜，兩者徹底分流，財富留給了老闆，員工則犧牲了健康。

富士康今年第八起的員工自殺憾事，令人矚目。中國的央視與其他媒體紛紛以高規格進行專題報導，顯然事出有因，絕難再以個案意外推諉卸責。無論是從哪一個角度來看，都有必要找出連八跳的死亡魔咒。

有媒體指出，連八跳的員工多是18到20歲出頭的年輕人，極可能是承受不了龐大的心理壓力所致。然而，郭董卻打算找五台山高僧作法事，讓人大有不問蒼生問鬼神之感。

反求諸己應該是最根本的作法。富士康是全球知名的資訊產品代工廠，以規模經濟的生產效率聞名。因此，超過40萬名的生產大軍，結合軍事化管理的鐵腕紀律，滿足了全球對各式各樣資訊產品的需求，也創造了富士康睥睨群雄的硬實力。

然而，就在資訊產品的終端消費，不斷強調人性與創新之際；作為代工生產端的富士康卻充斥著單調、刻板的高強度勞動。值得一提的是，這種極度泰勒制的勞動體制，必然與疲勞、壓力相伴；而該廠的薪資激勵設計，則又進一步將之強化。各式各樣的報導都指出，富士康充斥著普遍的長工時。雖然加班意味了可以掙更多的錢，但這卻是透過相對低的底薪而來強化員工的「自願」加班意願。

無聊的工作內容、壓力大的工作要求，以及長時間的投入生產線，這三個勞動現場的「完美風暴」考驗著身為一個人所能忍受的臨界點。連八死，就怕是滾雪球的骨牌效應。

當然，直接把富士康冠上「血汗工廠」的名號來譴責也未必公允。從現象上來看，工作現場之外的食堂、住宿，富士康都有提供，而且也不那麼斤斤計較。

但問題癥結也正在此。由於內地農民工大量至沿海城市打工，加上戶籍二元制的歧視，結果造就了中國沿海城市舉世聞名的工廠宿舍現象。這使得「以廠為家」不再是口號，而是真實；這是一個從早到晚，從工作到休息都被緊密整合的工廠宿舍體制。裡頭的人們毫無任何既有的社會支持體系可以依靠。「以廠為家」乍聽溫馨，但若非如此，求死或許是掙脫「以廠為牢」的一了百了之道。

富士康的死亡事件簿是一個大震撼，究竟人們能不能從中學到教訓？希望不要再有第九個殉難者來解答。

左看：它真的不是溼地

如果說「202這塊地上，真的幾乎沒有溼地了」。那麼環保人士還有理由說要反開發嗎？他們又如何回應吳敦義的質疑：「假如台灣全部保留溼地，經濟（生計醫藥）能發展嗎？有就業機會嗎？不能只看到一端，必須看到全局！」

在回答這問題前先說個故事：台塑的大本營雲林台西一帶，民眾的罹癌及死亡率不斷提高、環境嚴重變遷。諷刺的是，台塑一邊開發污染，另一邊卻在雲林建設長庚醫院，提供「勤勞、深耕」的補救醫療。

從現在的長庚、到未來的中研院生技園區，都是強調「為了經濟犧牲環境，人民致病事後補救」的策略。卻未問：究竟台灣人為何致病？設立生技園區真能根本性的解決台灣人的疾病嗎？事實上，我們並非只要環保、不要就業，而是務實的看到：經濟的發展不等於就業機會；尤其台灣生技產業的就業彈性係數不斷降低，且產值多數分配給少數私人而非全民。

相對的，應以「環境優先」為原則來發展「綠領」產業、創造就業機會。例如：透過恢復202過去的人工溼地，讓它消化台北已產生的各種污染、洪患，並根本性的提供健康環境，以此創造全台標竿性的「都市生態保育」之相關產業。沒錯，現在的202真的不是溼地；但它卻是綠領經濟的領航地。潘欣榮／公共化協會成員

右看：對的事要堅持

此次馬總統探勘完所謂的202兵工廠之溼地後，正式宣佈「6月1日」如期動工、開始搬遷兵工廠。此項政策，不僅將吸引許多旅外的研究人員返台就業，其生技產業更對台灣人民的健康有不可抹滅的影響。

相對的，也讓我們看到環保團體忽略客觀事實，以不專業表達來反對而反對：其一，是明明溼地已消失，卻拿舊照片來強調溼地的存在。其二，當溼地被批評不存在時，又搬出滯洪區、未做環評等問題，甚至搬出冷僻的沙草科小植物來混淆視聽。

此外，蔡正元立委也趁亂混水摸魚，以「還地於徵收前的小農」為名，企圖分地，因他深知哪怕只要分得一小塊地，其價格都是上億！但蔡委員協助的舊地主來炒地皮，甚至當時的「小農」也分不到任何好處。

另方面，中研院則迥然不同前者，中研院翁院長在茲念茲的是「生技業對疾病、健康的貢獻，也不容忽視」。從H1N1發展國光疫苗以來，國人在國際醫療上已重新站上巔峰，未來在面對各種文明病時，醫療、生技皆是必要的淑世救民新產業，既能救台灣、更能救世界。

過去，社會輿論常批評馬總統的政策太軟弱，但此次卻對影響台灣人民健康的生技園區與環保間的矛盾，可立即、果斷的做出決策，令人喝采！

吳恆祐／社會評論人

此外，這套採行了數十年、未曾因一綱多本政策而有所動搖的教材編寫思維乃至於教學模式，同時也在台灣社會各方面——尤其是公共事務的討論決策方面——釀成了無數明顯反科學、反理性之現象，近來頻頻引發爭議、北縣府堅持的「活化課程提前全面實施」政策即為一例。

北縣府所持的主要理由除了「英語能力很重要」外，還包括「師生家長皆對試辦教學反應良好、學生對英語學習興趣亦獲提昇」。然而，作為一種現象，北縣府所謂的「試辦教學成果」其可能因素有千百種：包括試辦教學之教案內容、教師授課形式、學生家庭背景的差異、學生過去受教育經驗的差異……等。這些無不是影響「試辦成果」的變因、無不與學生學習效果有著不可否認的密切關係；按照政策制訂的理想程序，這些因素全都必須納入考慮、設法實證。

但在北縣府針對「活化課程提前實施」的一切公開言論與活動中，我們卻未曾見到北縣府試圖分析、論證其「試辦成果」與「增加授課時數」之間的邏輯聯繫，反在兩者之間預設了不證自明的因果關係。導致該政策淪為毫無民主討論空間的專斷決定。而此一大開民主倒車的結果，某種程度上正來自於相關單位未曾運用科學思維進行決策考量、異議團體亦未試圖據此要求縣府提出科學論據。

而若放眼全台，除北縣「活化課程」一案外，在陸生來台、簽訂ECFA、廢除死刑乃至於藍綠統獨等爭議中，也處處反映出缺乏科學態度便難以形成民主討論，更反映出即使是曾接受「良好高等教育」的社群，亦未必普遍具備能作為民主基礎的科學思維與態度。職是，若希冀台灣人民民主素養持續提昇，勢必需要對現行「科學教育」發動從教材到教學方式的變革運動。

這場變革的首要目標，就是設法讓師生家長共同從「只求證成並背誦既有科學知識」的現狀跳脫出來，重拾對科學思維的培養。但這並非意味必須主張放棄學習一切現存的科學知識，而是改變看待既有科學知識的視角。例如在現行小學自然科教材中，對毛細現象的教學，即僅止於向學生證實「液體會沿固體中的細縫移動」、「細縫越小則毛細現象越明顯」並要求記憶。然而可將課堂討論重點轉向「產生毛細現象的原因有哪些？如何證實該原因？如何否證其他原因？」等問題，並鼓勵學生據此設計實驗、進行變因控制。若循此模式，不僅學生最終仍能獲得相同的科學知識，更因此時的科學知識已是「學習並應用科學思維」所獲致的成果，其學習效果恐怕更勝現行模式。（文教工作者）

處於兩大勢力之間的小國，尤其與一大國直接為鄰的狀態下，其內政與外交的考量必定是衝突不斷，其間之辛酸實不足為外人道，但如何找尋共處之道，往往才是能否順利走下去的關鍵。

以烏克蘭而言，自從上個世紀脫離蘇聯獨立之後，開始其新興國家的發展道路，烏克蘭民眾獨立意識是很強的，他們於1991年舉辦的公投中，80%的民眾不支持重回到俄羅斯的提案，並且在教科書中加入屬於烏克蘭的語言教學，企圖從軟實力中區別出俄羅斯與烏克蘭的差異。

但與俄羅斯的關係一直困擾著烏克蘭的政局，在橙色革命中由申科透過第二次選舉當選總統，標誌著與華盛頓以及布魯塞爾友好的態度，但雅努科維奇於此次大選中捲土重來，莫斯科方面隨即提出一些友好的條件，像是提供烏克蘭天然氣的折扣價，降低其財政負擔，而基輔方面則是延長克里米亞港的租約25年，讓俄羅斯的黑海艦隊有巢可依。但雅努科維奇也並非省油的燈，2009年的經濟危機讓烏克蘭GNP下滑了15%，他同時向IMF借款因應國家的財政窘境，而跟誰借錢本身就是一種關係之表示。

另一個例子同樣與俄羅斯的前身—蘇聯有關。二戰期間兩國就交戰了，且芬蘭割讓領土，但芬蘭在二戰中一直未被佔領而保持獨立國家的身份。二戰後的芬蘭必須面對強大的蘇聯，並擔心被「赤化」，因此必須在北約與蘇聯中找尋一個平衡點，因此只能先對蘇聯保持低調，同時在國內儘量採取不批評蘇聯的策略。

在當時劍拔弩張冷戰的氛圍中此舉實為時勢所迫，但卻也因此得到喘息空間，之後並得到西歐與美國的響應，於1975年簽訂赫爾辛基協定，謀求蘇聯與西方國家共同承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現狀，來緩和雙方緊張的局勢。蘇聯雖然未參加協議，但很滿意，因為該協議等於承認了東歐附屬於蘇聯的現實。

這同時是波特蘭大學政治系助教授季禮（Bruce Gilley）的觀察，他認為馬英九也在走台灣芬蘭化的道路，而台灣能夠獲得多少「和平紅利」，又是否被工商界瓜分殆盡而小老百姓一無所得？在野的民進黨是欲瓜分和平紅利還是繼續聯美制中，套句過去常用的話：全世界都在看。

（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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