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難免會有如下迷思：政治環境的開放與否，攸關媒體自主性與內容良莠。這個命題若擺放在兩岸間進行比較，相信會有更多人深信不疑，因為中國對媒體仍有明顯的政治控制，難脫「機關報」、「喉舌」等宿命。

偏偏實情未必如此，至少在媒體控制的沙漠裡，仍有值得一觀的綠洲。舉例而言，富士康「自殺門」的爆發，真正權威性的第一手報導是來自於《南方周末》記者的入廠臥底28天紀實，讓人們如親臨現場般地看到了富士康工人的實相，連郭台銘都得搬出這則報導來「自清」。重點不在於該名記者是否掌握全貌，而是若要依樣畫葫蘆、下同樣的苦工，能做到的台灣媒體記者應該是鳳毛麟角。

當然，台灣的媒體圈還有極少數能夠把追蹤調查與報導進行結合在一起的記者。可惜那是被罵翻的「狗仔」，專事揭私、扒糞，與公共利益關係不大，同時該作法也非台灣的土生媒體所創。

無論是《南方周末》或台灣媒體圈內的狗仔，兩者經蹲點、臥底而來的深度調查報導，都贏得了讀者的廣大迴響，甚至連同業也都被迫以此為訊息依據，扮演其二手傳播者，證明了這樣的模式確實具有制高點。這意味了，無論偏好、動機如何，內容的深度還是硬道理，記者要擺脫政治權威的喉舌角色或許容易，但要成為讀者的耳目，仍是另一樁考驗。

中國當然存在著政治權威對媒體的控制，但台灣何嘗不然？舉例而言，政府的置入性行銷雖非硬性控制，但化身為業主之後，影響能力也相當可觀。更遑論再加入藍綠黨派立場的攪和後，台灣媒體的空間未必如想像中的開放與自主。

深度性的調查報導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所謂的資訊爆炸，無可避免地導致了資訊的淺薄化。故量雖多卻重複性高，新議題極易淪為老梗，幾秒鐘的刺激，或許能吸引驚鴻一瞥，卻沒有持久性。

這當然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困境，但關鍵在於如何找到對的出路。目前看來，勢頭不妙，因為被期待的解藥是繼續再挖新議題，以圖拉開競爭距離。開發新議題當然是好事，但倘若內容仍然是新而淺、繼之淺而多，則其結果又不免再度陷入惡性循環，形成永無止境的消耗戰，甚至是打定主意先打場淘汰戰。

一旦新聞的生命週期愈來愈短，則不難想見平面媒體將首當其衝。因為比快，比不上網路媒體；比深，則新興的「公民媒體」又可能後來居上。台灣媒體，特別是平面媒體確實面臨到轉型的瓶頸，但如何避免廝殺的紅海，各擁一片天，將是一大課題。

左看：反資本壓迫的社運青年

在世新大學的勞工研討會議上，公共化協會提出「台灣工運政治化的未來：以基本工資抗爭為例」一文，認為「工運政治化的主力並非參選，而是找尋大量具備全面、多元抗爭經驗、且有整體社會運動觀的左翼政治認識者來投身新工運」。

此論引發現場聽眾的質疑：這些新型工會之組織者是誰？從何而來？未來如何面對無法接受此新觀念的舊工會幹部？工會是否要與藍綠兩黨競賽選民服務，才得以發展出「工運政治化」？

我們相信，沒有人會不尊敬在工運低潮中仍堅守崗位的工運者。但是，若無新血與新的實踐領域，這些堅持立場的工運者，也只能每日身陷在龐雜無邊際的庶務工作中磨耗青春，離改變勞工集體處境的理念漸行漸遠，最終走向倪世傑所言的：熱血青年在工會的困厄中只能從自我剝削、自我催眠，最終自我否定。

另方面，工運政治化要克服的困境絕非藍綠的萬名樁腳，而是廣大750萬受雇者，要提出迥異於藍綠兩黨的多元議題抗爭：除了針對具直接利益衝突的抗爭，更要就合理但被資本壓制的公民社會價值觀進行反抗，由此將更容易啟發抗爭青年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認識，落實多元社運的相互支援、介入與學習。

潘欣榮／公共化協會成員

右看：行動永遠在理論之前

5月底，長期關心勞工運動的世新社發所，舉辦第3屆勞工研究研討會。在討論工運政治化的實踐時，台灣公共化協會的夥伴提出：若工運希望招募新血，應該接觸多元社運中已被啟蒙、具有反對資本主義意識的年輕人，再藉由彼此對反資本主義實踐的共同關注，具體落實在運動中對受雇者家庭的教育、醫療、社福等公共化議題。

面對這樣的大理論，我們想問：是誰，每日去面對工會內部的各種張力，蹲下來貼近工人、面對其生活點滴？是基層的會務人員！但在「指導」他們之前，是否應先向他們致敬？另方面，目前的既有工會幹部，有多少人能夠理解公共化的理論？無法立即接受的幹部，難道要拋棄他們？

當前工運無法政治化，是因為工人對會務秘書的認識，主要是處理勞資爭議；但如果發生車禍、財務糾紛等生活困難，他想到的是找民代，或全台上萬名樁腳，而這種恩庇侍從關係，是勞工支持藍綠兩黨的根本性原因。

所以假如工運無法幫忙協助處理這些與勞工生活息息相關的問題，空談工運政治化有何用？今日重點是如何在各自的社會位置，發展出自身的政治，否則，硬是要將政治和社運放在一起，是將兩種不同範疇的主題混為一談。

吳恆祐／社會評論人

■洪致翔（文教工作者）

拜微網誌的流行與高密度相互連結所賜，筆者曾讀到一段由某位國中歷史科教師發表的教學心得：「開始上228，進入到現代政治了。下課了之後學生疑惑問我：我們不是本來就是中國的嗎？聽到這句話我就知道還有好多的地方要努力澄清。」該教師的友人則在回應中認為這位學生的認知「太可怕了」。

無論在統獨或其它議題上，像這位教師一樣試圖透過課堂或課後討論，將自己的觀點傳達給學生、甚至影響學生觀點的教師並不罕見，而這類教師也確實有其值得肯定的一面。至少，相較於許多不願意、甚至認為沒必要與學生進行討論或交流觀點的教書匠，這類教師仍然期許自己在課本、考試之外，與學生發生不同形式、不同內容的意見往來乃至於價值觀的交融。然而按照這樣的自我期許來看，「聽到這句話就知道還有好多地方要努力澄清」絕非理想的態度。

以該教師的陳述為例，其學生的提問中有許多需要釐清的部份。例如：學生所說的「屬於中國」是指領土歸屬？還是指實質發生的統治效力？是血統？還是文化或自我認同？而所謂「中國」，指的又究竟是帝制時期的中國？還是民國政權建立後的中國？是嘗試實踐社會主義的紅色中國？還是公然擁抱資本主義的中國？至於「我們」指的又是誰，更可以有無數種回答。這些問題所指標的只要略有差別，答案的意義也將相異千里。如何能在尚未釐清提問者所指為何之前，就立即斷定其說法是錯誤的、需要澄清的？

筆者向來贊成教師將各類時事乃至於政治議題引入課堂作為討論素材，因為討論這些問題，有助於引發學生對這些問題的進一步認識與思考、甚至激盪出新的觀點或主張。因此，教師不僅可以針對這些議題向學生展現自己的觀點，甚至應當誠實地暴露自己的觀點。然而若教師在呈現自身觀點時，不僅未將前提、推論與辯證等過程一併呈現，甚至預設自身觀點具有某種不容質疑的正確性、進而直接將自身觀點作為「標準答案」提供予學生，藉此壓服學生的不同意見，則除了悖離意見交流的初衷外、淪為威權鎮壓外，對「引發學生思考」這項目標亦會產生嚴重的反效果。

相較之下，發現別人持相異觀點就反射性地想要教訓對方的態度，恐怕比這位學生在該教師眼中「棄守主權」的觀點更可怕。

■倪世傑（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5月26日政大發生「潑墨」事件。事件與雲霧飄渺的山水畫無涉，揮灑的是全球化中勞動群眾的斑斑血淚。

幾位屬於「高科技冷血青年」團體的學生，為了向洋華的下游品牌商HTC施壓，意圖在政大邀請HTC行銷長演講的同時，詢問關於洋華事件的處置方式，並用沾滿紅色染料的雙手，抹到行銷長面部及身上，象徵「染血的手機」。

HTC行銷長不予追究，但這件事並未因此落幕。後來竟有制服員警進入校園意圖「逮人」。如非校方授意，員警豈可進入校園任意逮人？更何況，「高科技冷血青年」並非如凱達、美國右派民兵團等主張暴力顛覆社會秩序之團體，僅為一群對台灣電子代工業勞動者權益被踐踏而心生不滿、力圖發聲的青年學子，不存在「明顯而立即之危險」，校方有何需要大動干戈，引警察進入校園？

大學自治談了多年，卻停留在「教授治校」的階段，對於避免國家外力不當介入校園做得很少，過去成大MP3事件便是一例。的確，校園自治並非意味有治外法權，但檢警人員行使職權，仍須尊重校方意見而處於協助地位，政大校方卻「引清兵入關」，意圖將學生社群當「破壞份子」處理，讓人不禁捏把冷汗：是否我們仍活在威權時代？

政大校方振振有詞地說：「污辱主辦單位邀請來賓，是極度不禮貌且錯誤的作法。」但筆者也必須要質疑政大校方，拿納稅人稅款舉辦的校園活動，為何要找具有爭議的廠商來校宣傳？只因為他們曾捐款給政大？還是考量政大畢業學生未來的就業發展？畢竟，這不是一場私人宴會，而是公開的活動，邀請具有爭議性的廠商，就要有心理準備面對社會的監督。

令人訝異的是，政大校方似乎未從HTC潑墨事件學到教訓，6月1日又把補教名師徐薇請到政大演講，別忘了，最近讓徐薇「有名聲」的事件，是涉嫌違法雇用、使用外籍看護工，並拒絕勞委會調查。如果政大校方邀請具爭議的「社會知名人士」發表公開演講，即便可以披上學術自由的保護罩，就不要怕社會人士與學生發出讓校方「受不了」的聲音及行動。

反對、質疑全球化的怒火在全世界延燒，1999年，美國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的學生為了反對校方繼續採買血汗工廠製作的校服，進行為時31小時的抗議活動：攻佔校長室。如果你質疑手段的正當性，我也同意，但至少他們的行動，讓杜克校方不再購買血汗工廠的成衣。這也是我們常說，學生是社會的良心，如果對待社會的良心都必須採用鎮壓的國家機器，這也的確太超過了。

最後，謹以此文，紀念六四21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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