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政府執政以來，內閣閣員各吹各的調並不是新聞，連當前的行政院長吳敦義都曾為此費神苦惱。屋漏偏逢連夜雨，眼前似乎又即將上演一齣政策矛盾的劇碼。

這次的事主換由經建會與經濟部入列。剛上任的經建會主委劉憶如已經對外宣示，未來「黃金十年」的願景，將以「拉高就業率與薪資」這兩大主軸為經緯，因為唯有如此才能讓民眾真正分享到「黃金十年」的果實。

劉憶如說得並沒錯。兩千年後，扁與馬都曾經拿過經濟成長率的數據來佐證台灣沒那麼差，或是自我表揚成長率相對卓越，但民眾幾乎都不領情。原因便在於，漂亮的數字與切身的生活感受差距太大，形成官話與民心的嚴重背離。是以就業與薪資，非但攸關民間消費的刺激與否，更重要的是，讓人民真正感受經濟轉好的滿意度，遠比複雜抽象的數字來得有說服力。

這無疑也切合了吳揆的「庶民經濟」主張。更進一步講，當就業與薪資都被拉升起來後，也等於是一種見證人式的選舉行銷手法，誰曰不宜？

但經濟部卻似乎以矛盾的方向讓劉憶如的願景蒙塵。富士康工人的自殺門與加薪潮，讓郭台銘起心動念，打算回台開設無人工廠。經濟部的反應一則歡迎「台商回流」，二則是準備張羅找地，並給予法令協助。

台商回流（金額）當然是經濟部的業績，但在台設立無人工廠對就業、薪資的拉升有何助益呢？倘若無人工廠的回台設立與「黃金十年」的願景並不吻合，那麼經濟部大費周章地動用政府資源協助找地、提供法令協助，是否形成了一種低效益，甚至是無效益的資源投入？

從過去到現在，政府的獎勵投資、租稅減免措施多如牛毛，但民間反應並不叫好，甚至憎惡。憑什麼升斗小民繳稅有份，但好處卻讓某些企業獨享？再退一步，如果獎勵投資、租稅減免等措施若真稱得上「誘因」，那麼至少也該讓人民看到因投資帶動就業、就業帶動薪資調整的良性循環。但至少到目前為止，期待中的良性循環沒有出現。

鴻海的無人工廠或許是個案，但內閣部會之間的宣示與作為如何成其一個整合性的團隊，起碼是一個基本要求。面對這個潛在的政策方向的矛盾，未來究竟是經建會或經濟部調整腦袋？值得觀察。

左看：一日N變與財政虧空

這次行政院為辯解一日三變的學費齊一政策，甚至從「社福政策」的角度搬出「由全民幫富人繳學費，不符公平正義」之理由，令人費解。

首先，最初的齊一學費方案，是站在12年國教的重大教育政策的角度，才會提出「補貼公私立學費差額」與「免試」兩項誘因，來拉近公私立間不公平的學費差距，甚至為了幫助私校度過財務困境、而與社福政策明顯無關。

其次，12年國教的目的是為國家培養優質的基礎人力、提供學生起跑點的平等，但今日經濟與學習弱勢的重疊，乃是因為政府無能提供12年國教所衍生出的眾多惡果之一，不可倒果為因。

最後，如吳敦義所說，政策難落實的根源是「政府財源有限」，而要翻轉此一問題不應靠學費門檻來製造富生救助窮生的關係扭曲，而應直接透過公平稅賦，從家長的所得進行社會財富重分配，由開徵富人稅來承擔學費齊一的經費。

然而，這次學費齊一跳票的根源，正是政府因稅收短缺使然，根據立法院預算中心計算，目前台灣舉債額度約為14至15兆元，已超過GDP的116％（國際貨幣基金設定的安全值是60％），倘若政府不增富人稅、甚至繼續舉債，合理推測12年國教將是遙遙無期、一日N變。

潘欣榮／公共化協會成員

右看：誰的社會觀感

吳揆強調：「排富」的標準從60萬，提高到90萬，社會觀感已經比較好一點。如果，吳揆真的在乎「社會觀感」，就不會讓學費齊一政策從3月3日的不排富，變成6月4日排除家庭年收入60萬以下的家庭，甚至到了6月8日僅將標準提高到90萬。

這不僅是宣佈時間欠佳、多數學生已選定志願的問題，更嚴重的是經濟負擔的問題。然而，教育部長吳清基僅看到：90萬元以上家庭困難應該小一點，而且教育部會提供私立學校補助款，來作為照顧學生的救濟助學之獎助金。我們要問：這樣的杯水車薪有用嗎？

首先，獎助金需要「品學兼優」才能拿得到，即表示在比例上，僅有少數人能領到補助，但對多數人學生來說，僧多粥少，僅能選擇就學貸款來唸書。

這些孩子先是私立高中職三年的20萬貸款，緊接著，這些就學與經濟弱勢複合體之下的學生，多數再考上私立大學，於是再貸40萬，加上宿舍等雜費，還沒找到工作就先付債70萬，遑論唸書過程中因打工而無法專心就學、高失業率使其找不到工作等壓力。

若吳揆真的苦民所苦，就不應只是「民怨到哪裡，學費補助就放寬到哪裡」，這種不打不動的「牛」政府，將被人民用選票所唾棄。

吳恆祐／社會評論人

■洪致翔（文教工作者）

「廢死不可」在台灣似已形成一種政治正確的思想氛圍了。其中一項重要的理由，便是惡者恆惡——他們由於天生的壞基因，本能地為惡，因而無可解救、唯有處死一途。但是，這個世界真的有絕對的「善人」和絕對的「惡人」嗎？「善」和「惡」又該如何定義呢？中國明代哲學家、軍事家王陽明的思想，或許能給我們一些啟發。

「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這段話就是陽明學中有名的「四句教」，從中可以發現，王陽明不再延續傳統的「性善／性惡」的簡單二分法，他超越並且圓滿解釋人類的善惡共存現象。

「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這就是說，「心」是無善惡可言，也絕不帶有「原罪」的自然產物，就如同一棵樹、一朵花，並不帶有本質上的善惡。所謂「善」、「惡」，都是人類構築的價值觀。它們是「形容詞」而不是「名詞」，是虛構的不是實在的。佛家來講，就是「分別心」作祟。人的主觀意念不該用來規範自然物。

但是人文社會要發展，大家生活要便利，不能不談善惡問題，這是一種權宜。所謂「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就是承認人類有本自具足的判斷能力，知道什麼對他好，什麼對他不好。這種判斷能力，能夠使人發展出初步的「善／惡」觀念。至於「格物」，就是說如果知識不夠的話，只能知道何者有利自身，卻不知何者有利於群體。這必須通過學習研究才能確認，然後把好的保留，把不好的去除。這就是人都有「知善知惡」的「良知」，表現出來卻有「善」有「惡」的原因。

比如說，一個人生為古代游牧民族的一員，他當然會視掠奪為善，不認為那是惡。因為他所在的時空環境讓他做出這樣的判斷——不掠奪就無法生存；而不在那種環境的人，就視之為惡。生在黑道家庭，就不會認為私藏黑槍、買賣毒品是壞事，因為生活環境從小就引導他作出「不這麼作就無法生存」的判斷。但不在這種環境的人，自然認為這是惡。隨著知識增加，經驗增長，如果我們把眼光放寬到全人類，就不會被個人有限的經驗、偏頗的立場侷限。我們知道掠奪是不好的，販毒是不好的，這是著眼於全人類的福祉。這擴大眼界，增長知識見聞，就是「格物」。

王陽明的「四句教」，隱約為我們指出：一個人會成為「惡人」，不全是他個人的問題。他的環境，他所處的社會也要負責任。如此一來，「殺人者死」真的公平嗎？那些造就讓他殺人的環境的人，是否也該一併處以死刑呢？這筆帳該怎麼算才能清呢？

■倪世傑（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在台灣，什麼事都離不開國族主義。在國族主義的籠罩下，可以是無知的，像是某位台灣女雇主強迫她雇用的印尼籍穆斯林吃豬肉；當然，國族主義也可以是有目的精心計算的，像是王金平在富士康跳樓事件中籲請國內媒體別再對「自己人」落井下石。但一般人則往往在理性的算計與熱烈的情緒中擺盪，一會兒認為中國這一波廣東深圳地區的罷工行動睜隻眼、閉隻眼，無疑是對外資企業下重手，而同情起郭董的處境，呼籲郭董回流台灣，重回母親的懷抱；但另一會兒，卻又擔心起即便郭董回台投資，大概也不會請太多員工，或是直接訴求政府外勞與基本工資脫勾而增加外勞的雇用，對台灣就業並無積極助益。

不過在這一波由郭董領銜演出的加薪潮中，倒是突出了兩岸薪資的比較此一不可迴避的議題。如根據郭董此次承諾的加薪比例以及將加班費列入計算，網民統計富士康企業的勞工的月薪資在年底將達到4,000人民幣，換算成新台幣，就是1萬8,400元，稍高於台灣《勞基法》基本工資1萬7,280元，而略低於台灣幾乎已成大學新鮮人市場價碼的2萬2,000元。

另一項值得比較的是手段，除富士康是因為連續跳樓事件影響中國「和諧社會」的政策基調，使得郭董自願妥協以外，其他的外資企業勞工幾乎都是以罷工、怠工的手段達成薪資談判的目的。位於廣東佛山本田汽車的排氣管廠經過約20的罷工後，員工每月最低薪資從人民幣1,544元上調至1,910元（約新台幣9,030元），調幅達24％。台商美律實業亦於日前發生持續約兩小時的怠工，即便這家電子零部件廠對外表明罷工事件與公司已經宣佈的7月份平均加薪10％的計畫無關，但任誰也聯想得到這中間的聯繫。相較之下，台灣的勞資關係異常平順，每年罷工事件一隻手都數得出來的情況下，台灣的工資水平不斷下探，也在預期之內。

上海、溫州的繁華早已遠遠超過了台北，可以預見，在不久的將來，中國東南沿海的勞力密集產業開始脫胎換骨，轉向全球供應鏈中高附加價值的一端時，工資水平向台灣看齊甚至高過台灣的日子或許也不遠了，而這與台灣經濟是否過度依賴中國毫無關連，但卻足以影響台灣國族主義的未來，而此未來絕非是消亡，而是面對已崛起中國下的巨大身影，只能趨向更猛烈與激進化的發展方向。簡言之，歷史並未終結，未來10年台灣政治仍是國族主義的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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