攸關台灣高等教育邁向頂尖的第一期5年5百億已屆期滿，即將接棒上馬的第二期則因經費緣故，將被迫縮減支出規模。據本報17日的報導，頂大博碩士生擔任教學助理的薪資將受到不小衝擊。

受影響學生忿忿不平地認為，博士生從1萬減為6千、碩士生從6千降為4千5，除了讓生活負擔加重之外，原本林林總總的工作量並未因此減少，等於是「領更少的錢，作更多的工作」。

學生的不滿，究竟反映了什麼樣的高等教育問題？

首先，為什麼教學助理對於薪資的增減那麼敏感？雖說錢多人愛，錢變少難免會有怨言；但這背後反映的現象，是我們愈來愈多的研究生必須設法在經濟上「自給自足」。其中，擔任教學助理一職，又應該是最理想的打工選項之一，因為它結合了工作與學習。

因此，重點在於「薪資敏感性」。雖然說教學助理工作並非正職工作，但倘若薪資低到不足以專注於教學，而必須打第二份、第三份工，那麼對於老師、教學助理，以及大學生，將形成全盤皆輸的結果，制度設計的美意因此盡失。

那麼現階段的薪資水平合理嗎？減薪嚴重嗎？這便牽扯到第二個問題：工作量。「多少錢就做多少事」，大致反映了薪資與工作量的比例關係，倘若工作量連帶變得合理的話，減薪或許未必那麼致命。但未來極可能發生的狀況是，所謂教學助理的工作義務，仍舊一項不減，甚至增多。

以台灣目前的大學生態來看，這或許是減薪背後的更大問題。由於頂尖大學績效掛帥，將老師視為分泌研究論文乳汁的乳牛，故也迫使愈來愈多的教學、行政、輔導等工作，必須快速、大量「外包」給擔任教學助理的研究生，這也是為何教學助理普遍感到負荷過重的緣故。

若真正理解到這個趨勢，那麼我們便要斷言：頂大教師已經不是教師了，而是研究員；至於教學助理也不是業餘玩票的助理了，而愈來愈接近於一位「教師」，從備課、上課、出考題、改考卷、打分數樣樣都有份。

這是一個新型態的大分工。但我們卻仍以一個助理的身分來給「準教師」敘薪；甚至透過封建師生關係的包裝，來掩蓋益發不合理的工作量。套句以前軍方的名言：「合理的叫訓練，不合理的叫磨練。」我們的學院生態正有一股濃濃的軍事風，至少對很多研究生而言是如此。

教學助理的薪水高低是一回事，但教學助理身分的變化、以及承擔的義務多寡，恐怕才是更值得大家好好面對的問題。

左看：鮭魚能否創造就業

近日，台灣官員著魔似的大喊：「鮭魚們，返鄉吧！」訴求爭取維繫經濟成長率最力的台商加工出口業返台，以帶動就業機會。實質上，也透過從營所稅稅率降到17％、產創條例為土地變更解套，再加上農村再生條例釋放農地等一系列利多吸引台商。然而，我們要問：爭取鮭魚返台，真能創造就業嗎？又，這過程台灣人民要付出多大的代價？

事實上，對多數台商來說，若從中國製造業轉向，大可將資金移往內地的金融、土地事業。倘若欲繼續投入加工出口業，則南進亦是遠優於台灣的選項，所以他們不必然返台。

其次，主流倡議透過「經貿特區」可吸引台商中具有全球頂尖實力者返台設廠，致使台灣能成為第二個新加坡。但卻未問：若此資本具有高度競爭力，那麼它恰可在此波中國產業升級的過程中不被淘汰，甚至就地進行產業升級而鶴立雞群。既然如此，又為何要返台從零開始？

最終，經貿特區非但不一定帶來就業機會，更糟的是它已透過「稅賦輕簡合度」來破壞稅基、其公共建設又動用公帑，使得政府更無力照顧失業家庭的醫療、教育等公共需求。面對前述以私人利潤至上的資本戰略總進攻，台灣人民絕對有說「不」的權利。

潘欣榮／公共化協會成員

右看：光靠降稅 無吸引力

面對中國勞動力成本的提昇，國內相關經濟部會已張開雙手，鼓勵其揚帆返台，然而，我們要問：難道無法在中國生產的鮭魚，就必然回流嗎？

當馬政府擔憂633政策已成泡影、失業率仍居高不下時，為何不反思台商不願返台設廠投資的根本性因素？而僅是一昧的堅信只要模仿新加坡、香港，把營所稅稅率降到17％，就能吸引資金回流、創造GDP，最終增加就業機會。

這天真的幻想，卻忽略了新加坡不僅靠減稅，而更重視閒置土地的再利用，以及用相對大腹地的「經貿特區」，加上大吞吐量的自由貿易港才能勝出。

眼下台灣最有利的基地，恰是中科以南的廣大廢耕地；若能再搭配高雄港或麥寮港，在整潔明亮的工業區規劃下，勢必能爭取到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大廠爭相設立。

也因這些高利潤、與台灣產業互補且能提供大量就業機會的「國際第一名」之競爭者，是故其能給付的薪資也是相對最優渥的。而這恰可回應所謂「經貿特區就是關外勞的血汗工廠」之杞人憂天。畢竟，外勞能生存、願來台即是「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所謂基本工資等皆是聊備一格。

若前述已是中國摩拳擦掌的第二次騰籠換鳥策略時，台灣，你的選擇是什麼？

吳恆祐／社會評論人

■倪世傑（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德國福斯集團考慮來彰濱工業區設立汽車製造中心，預計年產量15萬台汽車。時人常謂汽車為工業之母，但這畢竟是福特制大批量生產時代的概念，與當前強調節能減碳的政策目標，的確有其不相容之處。

福斯為何會選擇來台設廠？雖說與其著眼兩岸甚至東南亞市場的攻城掠地不無關連，但身處台灣的我們仍不免思索，未來10年、甚至20年台灣產業發展的方向究竟為何。

直言之，自從1980年代末期電子資訊產業的發展尚稱成功以外，像是亞太營運中心計畫的媒體中心、生技中心、區域金融中心等其餘產業，紛紛鎩羽而歸。而現在態勢愈加明朗，石化業、鋼鐵業於全球氣候變遷的關鍵時刻，在台灣卻繼續擴張，不見絲毫停歇的跡象。

石化業產值於2004年突破兆元新台幣關卡，到了2007年達到1.66兆新台幣，已是僅次於IC及半導體產業，位居成為台灣製造業產值排名之第二位的產業。鋼鐵業同樣是另一個兆元產業。2005年台灣鋼鐵業的產值已突破兆元台幣，2008年成長到1.54兆。這三大產業都具有高耗能的特性，而且皆與外貿出口導向發展密切相關，中國依舊是台灣鋼材出口最大宗的國家，石化工業供應了像是汽車零組件、電子資訊產品零件等下游製品。

換言之，福斯集團相中台灣的原因不外乎原料供應不虞匱乏、土地與能源取得成本低廉以及勞資關係穩定等因素，而這也幾乎預言在全球氣候變遷的風潮下，外資將台灣視為另一個「溫室氣體排放天堂」，台灣人均排放量將在全球倡議節能減碳的風潮下，隨耗能產業的落地生根而迅速攀升，這並非一個負責任地球公民該有的態度。而執政的國民黨也必需給全民一個說明，溫室氣體排放天堂，是否是馬政府給台灣的未來許諾？

■洪致翔（文教工作者）

凡是在學校任教、任教科目又與升學考試或證照考試相關的教師朋友們，多半曾面臨學生帶著補習班題目來詢問解法與答案的情境。此時該如何回應學生，不但成為教師們課餘的話題，在許多以教師為主要成員的網路社群中，也經常出現相關討論。

面對這道情境題，有些教師基於有教無類、不該打擊學生的求知積極度、建立學生（或家長）對教師的信任等各種出發點，選擇「盡可能以提供回答為前提進行回應」；另一部分教師則以避免學生養成依賴心態、防止補教教師（或家長）推卸責任、避免影響其它教學相關工作／減少休息備課時間／排擠其它學生受教權等原則，傾向主張「一概拒絕回答」。

除前述兩類主張之外，亦有一部分教師主張不預設固定單一的回應方式、視當時情境進行權衡。例如根據學生的發問態度或上課態度、按照自己當時的身心狀態或忙碌程度、評估題目難度與學生程度之間是否存在極大落差、甚至追溯自己與學生〈或包含家長〉迄今為止的互動經驗等等，來判斷是否予以解答。

綜觀這三類幾乎會在同一時間相伴而生的意見，雖然看似各持不同判斷原則，且其原則或顧慮也各有合理之處，其實卻在一定程度上存有共同的盲點：不自覺地忽略了「學生、題目、學習」三者之間的交互關係與意義。質言之，許多教師面臨這樣的情境時，諸如何謂學習、學習與解題兩者的關係為何、學生詢問該題目的動機為何、該題目對學生的學習會產生何種實際效果等各種問題，並不會常態性地成為教師在此一情境下的主要思考軸線。從而，教師也就不太有機會將「引導學生自我檢視該份題目對自己的意義」或「視學生對題目的理解情況，給予適當的提示或啟發」納入自己的應對選項、容易產生「提供詳解與答案，或者袖手不理」這樣兩極的想法。

更重要的是，「來自『補習班』的題目」，在這樣的情境中往往只是擾亂教師思緒的煙幕彈，歸根究底，問題的原貌其實是「當學生提出不屬於（不包含於）自己講授範圍，但明顯與自己的教學內容或教學專業相關的問題時，如何回應」。若能看穿問題的原貌，再以「若有某位同齡友人前來詢問與自己專業科目相關的問題時，會如何應對」作為相互參照的案例來思考，相信要跳脫將此情境化約成「學校教師與補教教師（或家長）之間的責任歸屬大鬥法」的窠臼，並非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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