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一度的世界盃足球賽6月在南非開打，台灣的足球水平雖然距離世足還非常遙遠，各大媒體逢此世界大事還是必須湊個熱鬧，各類所謂「瘋世足」的活動和節目持續展開。就連向來不喜扮裝的台北市長郝龍斌，也要抱個足球上電視頻繁打廣告。11日地主隊出戰墨西哥的開幕賽，郝龍斌還特地在2百吋高畫質大螢幕前與球迷共同觀賞轉播。

台灣迄今與世界盃無緣，但是運用足球來彰顯政治架式或營造政商關係的本事，卻絲毫不輸將球賽勝負視同國族榮辱的歐洲、拉美等地。過去在民進黨執政時期，「中華台北足球協會」理事長是由向來有府內「藏鏡人」之稱的國安會秘書長邱義仁兼任。在國際上，足球與政治的關係極為錯綜複雜，台灣在足球上沒有任何雄心壯志，但是，將足球與政治掛勾，卻有世界一流的本事。

然則，有全球金融危機、經濟危機、戰爭危機，在舉世為之瘋狂的足球世界盃背後，也蘊藏著不可忽視的危機。除了飽受質疑的足協政商關係的黑暗面之外，足球運動的危機包括：

國民道德的危機：由於足球賽事的激烈化，球員和觀眾很容易陷入民粹性質的狂熱，於是，肢體的衝突和言語的叫囂幾乎無日無之。在球場上、在觀眾席上，拳打腳踢、恐嚇、辱罵、吐口水，乃至各種骯髒猥褻的動作，已經變成司空見慣的行為。人類的文明、國民的道德，到了足球賽場，似乎就倒退到叢林狀態。

認同的危機：過去的足球隊多是地方型態的組織，以鄉鎮、城市或地區做為組織的單位，但是，隨著賽事的激烈化，各國求勝心切，於是打散了原來地方型態的組織架構，而傾向跨地域乃至跨國界的球隊組合，這導致原先各地既有的認同發生錯亂，切斷了在地的情感投射和寄託。

性別的危機：足球迄今仍是一個雄性霸權的世界，雖然各國多少也有「女足」發展的空間，但是，女性足球員必須遵守極端父權的遊戲規則，她們時常被視同為「帶有缺憾的男性」，在球場上飽受歧視，而始終無法像其他的領域一樣，依據女性的特質，發展並豐富社會文化的內涵。

有道是，內行人看門道，外行人看熱鬧。台灣媒體追求與世界同步，勉力營造「瘋足球」的氣氛，只能說是熱鬧有餘，門道不通。過去邱義仁以國安會秘書長之尊身兼足球協會理事長，身分夠高，後台夠硬，對台灣的足球運動卻未及見任何提攜。如今，郝龍斌以首都大家長的身分，除了伴同大家一起「看熱鬧」之外，要能夠避離當今足球的危機，並讓足球運動和知識更進一步在台灣社會深化，大概又是一場夢。

左看：市場服務於公益

左翼運動者在不斷批判資本主義之餘，若要真正吸引進步群眾繼續實踐，就必須創建出現實可行的替代方案，否則一個左翼運動只有破而無立，又怎麼可能將運動推動下去？

既然是要在現實中可行的方案，而非遙不可及的過高理想，則這替代方案就必須是過渡性質，而且其運作是不斷積累往未來更好的終極目標之發展條件，而非偷梁換柱，以局部改良來取代終極的改造。

以此來看，在市場機制深入社會的時代裡，社會主義者有條件、有選擇性地採取市場機制來運作，以在實踐過程中創造出更好的社會主義社會條件，不僅是當前運動發展的必要任務，也是現實可行的。市場社會主義是否能夠成功，關鍵在於：一方面，如何保有市場競爭的機制來要求所有勞動者、企業規劃者必須負起勞動責任、必須生產有效率；另一方面，則是經濟活動追求的不僅是經濟效益，也更是社會財富的積累，以替代過去私人資本利潤。

一個講究效益的公義社會，唯有透過有效率的社會生產來積累更多社會資源，才能有更多的現實條件來照顧社會弱勢者。簡單的說，在市場社會主義的社會裡，市場機制是服務於社會公益的終極目標。

許若仁／社會評論者

右看：市場不相容於社會主義

根據市場經濟學的基本學理，市場經濟與建構在生產工具公有化的計畫經濟之社會主義制度，乃是如油與水一樣無法相融。

道理很簡單：市場機制乃是為了商品交換、獲取利潤而生產，而且市場經濟乃是一個客觀競爭的運作，由客觀的市場運作來淘汰、決定商品銷路、投入生產競爭的企業成敗，從而達到整體社會資源最佳效益化的配置。

相反的，上述市場經濟的目標與標準，卻完全與社會主義經濟背道而馳。社會主義經濟標榜著為了社會需求而生產，所以生產的乃是勞動產品而非商品化運作；其次，既然為了需求而生產，所以往往是不計成本的投入，而個別經濟行為的效益損失或虧損就由社會整體來承擔；如此一來，整體社會就沒有所謂的個體經濟活動，而必須一律納入到全盤計畫之中，也就沒有自由競爭、客觀淘汰，反而是在國家官僚體制下的長期保護毫無效益的經濟活動。

這種典型的社會主義經濟的命運，早已於蘇聯解體、中國文革之後、經濟開放之前就已在歷史上實質結束了。如今，中國大陸經濟雖還號稱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其實早已實質轉化於國家資本主義運作，根本不是市場社會主義。

陳安君／大學教師

■徐世輝（企畫人員）

由台大校長對於「台大十三姬」發表看法，引發「大學畢業生應學以致用」的討論；媒體名人李家同認為高中畢業典禮形式過於媚俗，也引發一定程度的討論。

類似的討論，近幾年頻率越來越高，從數年前的「大學生延畢現象」，到數月前媒體名人對於大學課堂上的「雞排、便當現象」，都可以感受到，這類議題越來越往高等教育的領域集中，而且，正反意見的對比、差異性越來越高。敏感的人應該可以感受到，下一步的教改議題，應該會逐漸往高等教育集中，而且，大學老師在文化、價值觀的領域，將會受到強烈的衝擊。

這個趨勢並不讓人意外。畢竟，國小、國中、高中的教改，不論是在教學方式、師生關係、文化觀點，都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大學、研究所的樣態做為參照基準。大學以下的各級學校，在校園文化、教學方式的轉型期間，儘管有各種的掙扎、衝突，並沒有對於「基準點」有太多的質疑。結果是，過去十餘年間，反省最多、調整最多的，是中等學校以下師生，大學以上的院校，反而顯得「不動如山」。

這樣的差異逐漸累積，在近年開始形成斷裂點。例如，教改過程中，一個逐漸形成的共識、文化是，學生的價值不應只集中在成績高低，在文字知識之外的多元化表現也應該受到重視，然而，一旦場景轉換到大學院校，卻又完全偏向在研究表現，教授們的各種言行顯示的是「唯研究是瞻」、「大學生應該要有○○樣子」，媒體注重的仍是大學院校的排名、各種被封為入學考試「狀元」學生的「高分術」。數年前的「18分大學生」就是典型的例子。教授、媒體似乎沒有意識到，強調大學生沒有競爭力，其實與「人不應該以單一標準來判定」之間，是存在邏輯上的矛盾。

對於隨著教改過程成長的學生而言，這樣的場景、邏輯應該很錯亂。未進大學之前，教育的價值觀強調多元，上了大學之後卻儼然是另一個「一元世界」。學生當然有分辨成人們各種話語虛實的能力，越被強調的觀念往往也就越有問題，不過，真正讓人不舒服的，恐怕不是言行不一，而是師長們所呈現出「青年導師」的菁英形象。

中等學校以下的教育，不斷的在往「尊重學生個人價值」的方向轉變，學生所受到的薰陶是「誰也不怕誰」，然而，一進入大學校園，整體的感受卻與高中有落差。教授、校長們似乎還沒有意識到，如果教改還有未盡事業，最應該被注重的，不是中等學校，而是高等教育的文化。

■羅德水（教師）

由國際足協主辦的第19屆世界盃足球賽11日在南非開踢，作為全世界最普及的運動，4年一度的世足熱力再次席捲全球，盛況不亞於奧運。

目前世界排名第167的台灣，雖被稱作是「足球沙漠」，但世足賽期間，不僅電視台即時轉播各場賽事，相關的賽前分析與賽後報導，同樣占去平面媒體大篇幅版面，更別提各種打著世足賽的商業行銷，就彷彿台灣也有參賽一樣。

然而，這一切的榮耀畢竟是別的國家的事，因為以台灣的足球實力連亞洲區的會外賽都無法出線。過去3屆世界盃足球賽的會外賽，台灣的成績可謂慘不忍睹。2002年日韓世界盃足球賽的亞洲區資格賽中，6場比賽中無一勝仗，0進球25失球；2006年德國世界盃的資格賽中，除了勝澳門以外，其餘場次分別以懸殊比數敗給巴勒斯坦、伊拉克、烏茲別克；到了2010南非世界盃的亞洲區資格賽，則是接連兩場以0比2、0比9的成績敗給烏茲別克，淪為各國累積FIFA排名積分的「食物」。

任誰看到這樣的成績，大概都不會對台灣的足球寄予什麼期待，這恐怕也是馬英九應景表示，「足球在台灣的球迷很少，根據統計不到10萬人，自己熱愛足球，很想看同屬於東亞國家的日本、韓國賽事」的主因。值得討論的是，代表隊成績差，就等於球迷少嗎？如果台灣真的是足球沙漠，這些商業轉播與行銷的對象究竟是誰？毫無疑問，相較於棒球與籃球，台灣的足球人口與球迷當然相對少得多，但要因此說足球在台灣沒有市場，甚至阿Q的說台灣人不適合發展足球云云，恐怕也是昧於歷史的托詞。

事實上，早年在香港好手助陣下，足球在台灣也曾經有過輝煌的一頁，台灣男子足球隊曾經1954年的馬尼拉亞運與1958年的東京亞運上分別贏得足球賽金牌，亦曾代表亞洲區參加1960年的羅馬奧運足球賽；因政治因素而以「木蘭」為名的台灣女子足球隊，更在1970、1980年代橫掃亞洲，多次贏得女子亞洲盃足球賽的金牌，直到1991年都還曾經踢進女子世界盃足球賽。

台灣的足運之所以江河日下，政府的漠視絕對難辭其咎，還記得陳水扁「2002是台灣足球員元年」的宣示嗎？還記得教育部要送10歲孩童到巴拉圭踢球的計畫嗎？台灣真的有振興足球的計畫嗎？從台北市政府封閉中山足球場並改為花博展場，答案不辯自明。

在南韓、日本分別擊敗希臘與喀麥隆、朝鮮也僅以一球敗給巴西之後，相信還會有大小官員接著大談4年發作一次的台灣足球夢，反正都是說說而已，或許就如同馬英九的建議，當日韓的啦啦隊還比較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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