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 灣 立 報 《 言 論 廣 場 》 2010-09-10─立報─言論廣場─智邦公益電子報
enews.url.com.tw · April 04,2014台 灣 立 報 《 言 論 廣 場 》 201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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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 灣 立 報 《 言 論 廣 場 》 2010-09-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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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論：藍綠消長死亡交叉 |
民調不是萬能，但作為一套發展已久的調查技術，仍有一定參考性，甚至因為使用頻繁而愈來愈精確，否則不會連國、民兩黨的初選提名，都不約而同倚賴民調決勝負。 當然，民調不是在真空中操作，而是在特定脈絡下進行意見的探詢，因此民調的結果也就必須被脈絡化的解讀。簡單講，數字不會自己說話，而是必須被詮釋，才能呈現它的意義。 最近天下雜誌公布的地方首長施政滿意度民調出爐，結果綠營縣市長一舉囊括前6名。再者，我們也看到，在地方政權居於少數的綠營首長，幾乎都在前段班；後段班盡是「一片藍」，慘不忍睹。 這種縣市長施政民調結果會分佈得如此兩極，歷來罕見。但話說回來，除非是情人眼裡出西施的藍、綠基本教義派，否則這種結果對多數人來說，恐怕是毫無詫異可言。 國民黨縣市長缺乏明星指標是事實。此外，雖然在百里侯的選戰裡，藍營是選贏一方，但當選後的執政表現換來民眾一陣辛酸的台北縣現象，其實也在不少縣市存在著。被民調抽樣的民眾固然不熟悉縣政大小事，但作為施政滿意度的測量，卻是一個相對精確的大氛圍反映：綠上藍下。綠色執政未必是品質保證，但藍色執政，卻幾乎快與票房毒藥劃上等號。 誰上誰下的排列組合若不限於個人，而是整個政黨板塊的搬移，那麼在解讀上恐怕也不能僅就百里侯本身品評，恐怕還得聯繫到中央的執政成績單。換言之，藍營地方施政固然普遍遜色，但中央無法給予光環加持，甚至成為壓頂的重量，則是今日潰不成軍的另一原因所在。 當然，或有人會說凡是民調必有抽樣問題，另還有誤差範圍等技術枝節問題可以挑剔。這種技術性的問題，幾乎所有的民調都碰過，也該接受檢驗；但諷刺的是，唯獨此次有特權能豁免於類似質疑。理由很簡單，驗票之所以必要，通常是票數在伯仲之間，但卻分出輸與贏的截然不同結果，因而票票都要計較，翻盤機率隨時存在；惟此次不然，由於差距過大，綠上藍下各自盤據前段與後段，根本無改大局。有聽說過票數差距十萬八千里，還需要驗票定輸贏的情形嗎？ 施政滿意度的民調畢竟不是選舉預測，兩者不可混為一談。但綠營從扁案重創後再起，究竟是綠營整軍出一番新氣象？還是執政黨自失城池而讓人一路插旗？這個問題，恐怕更耐人尋味。 |
| （回目錄） |
| 左右看：政治獻金與民主 |
左看：赤裸裸的醜陋 高院8日宣判中藥商爭取調劑權案，8位藍綠立委皆以涉嫌職務行為的對價關係收受賄款遭重判。此案絕非個案，前扁政府弊案也因此而起，對於現今政治人物來說可謂又愛又怕。 台灣政治獻金法已行之有年，歐美民主制度成熟國家也多奉行此法，希望透過政治獻金讓更多公民團體得以獲得選舉費用或政黨運作經費。從根本立意上似乎僅在提供更多公民政治參與的管道，但為何從現實觀察上，難逃一再有漏網之魚？不僅台灣，歐美民主先進國家也不乏大財團與高層民代有曖昧不明的關係，諸如在美國眾多弊案上都不乏軍火業或石油業的身影。 難道這是可接受的現實？皆開民主參與的本質，不難發現固然本意在開拓公民團體參政經費，但卻是捨本逐末，開放微小團體取得僅止於百萬的募款同時，卻開放數億金錢洪流，透過議會殿堂輸送更龐大的特定團體利益。 公民參政的管道應根基於健全的公民資訊與討論平台，而非嘉年華一般的政治表演；透過媒體公共化籌辦充分討論的辯論會，深度的政論節目公平提供政治闡述的舞台，讓公民討論良性循環。畢竟民主需要的是陽光下的公共議題，而不是赤裸裸的金權關係。林子暉／公共化協會成員 右看：陽光下的遊戲 高等法院8日二審宣判中藥商爭取調劑權行賄立委案，出現大逆轉，8名藍綠立委皆因藉修法職權收賄，被重判7年到10年不等的徒刑。關鍵在於認定8位立委在職務行為上，即推動藥事法修正案有對價關係。 政治獻金在歐美民主國家已行之多年，台灣於民國93年制定政治獻金法，但隨著整體社會發展，利益團體愈趨多元，大至產業公會或國際宗教團體，小至區域社群，都希望參與政策制定。政治獻金法旨在促進國民政治參與，台灣民主政治的活絡，如無數選舉活動皆維繫於人民參與和資源投入。但在公民團體愈發擁有資源的同時，面對龐大利益不可不慎，如涉入此案的邱姓立委即收受高達1千萬的賄款，而藥事法修正後牽涉的藥商利益更顯龐大。 此為民主近程不得不面對的課題，司法與監察機關難以迴避，應把握每次相關案例在政治獻金與賄款上舉證與法條辯證，對於涉案的民意代表以褫奪公權及徒刑的方式重罰來嚇阻。而更根本的是，政治獻金申報機關監察院應抱持不可錯放的態度，抑制獻金行為的泛濫，讓台灣的獻金機制能不僅在制度上，也在社會認知上可臻至歐美民主：陽光下的遊戲規則。林泰佐／社會評論家 |
| （回目錄） |
| 蘭谿村聲：面對中國崛起的美國社運界 |
■倪世傑 自1949年以來，中國問題成為冷戰世界最重要的研究主題，無論是中蘇論戰還是尼克森訪中，更遑論1978年後的改革開放，以及當下中美之間的較量。北京的每一個舉動，無不牽動著朝鮮半島、中南半島與中東，更越過太平洋直達彼岸的每一吋神經。 即便立場互異，美國社運界也一直在關注中國的發展。美國國家雜誌（The Nation）9月號刊出由資深自由撰稿人德萊福斯（Robert Dreyfuss）的「中國坐上駕駛席」（China in the Driver's Seat），針對面對中國的態度區分出兩種集團：其一視中國為強大的競爭對手，代表團體為美國產聯勞聯（AFL-CIO）、經濟政策研究所（EPI）以及由聯合鋼鐵工會成立的美國製造業連線（Alliance for American Manufacturing），共同點是批判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認為建基在大量剝削與威權統治之上的中國經濟成長，不算是成功的發展模式，同時認為中國的經濟成長「偷」走美國勞工的工作，並認為北京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充其量不過是個官方機構。 另一派主張必須適應（accommodation）並承認中國崛起。前任國際政策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亞洲部主任哈里遜（Selig Harrison）認為，美國必須體認中國在東亞區域中的地位及利益，他同時表示美國如停止軍售台灣，將可改善美中關係。美國服務業工會（SEIU）前主席史騰對中華全總的態度比較開放，他認為像是廣東省總工會相對來說展現出較積極維護勞工權益的作為，不能用「官方工會」一語抹殺。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勞工中心副主任關少蘭（Katie Quan）認為，美國產聯—勞聯數十年來只會批評，啥事也沒幹；中華全總是必須接觸的對象，透過他們促進美中工會界的認識與理解。甚至連一向批判發展中國家剝削勞工的消費者運動宗師耐德（Ralph Nader）都表示面對中國必須做些事情，不然就什麼也改變不了。 左派企業觀察人（Left Business Observer）創辦人漢伍德（Doug Henwood）認為，第一種態度猶如「黃禍」翻版，恐中症或把妖魔化無助於解決中國持有美國鉅額外債的現實，並極易與右派保護主義與國家主義者結合成同一陣線。 這兩派的共識，就是都認為跨國企業與軍工複合體是美國當下對中國的政策驅動人，前者將中國視為金礦，後者則是需要敵人才方便爭取五角大廈預算，而美國當前社運界對扭轉這兩大既得利益集團皆力有未逮。同樣的，身在台灣的我們也面臨了同樣的問題，兩岸交流除了在商言商等資產階級議題外，台灣的市民團體是否將中國視為自身影響力延伸的領域，而不只是讓兩岸關係一直浸淫在人民幣與新台幣的味道中，徒手把兩岸關係、台灣社會發展的未來交給資產階級決定？（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
| （回目錄） |
| 另眼相看：教學不能只靠SOP |
■洪致翔 開始從事教學工作以來，筆者不時觀察到一個頗為常見、長期以來普遍被默許的現象：某些教師即使面對一屆又一屆不同的學生、更換了不同版本的教科書，卻依然採取相同的講授方法、提供相同的課堂講義、安排相同的練習，少數教師甚至連課堂上的閒談都萬年不變，儼然成為一套標準作業流程。這樣的現象並不只出現在學校，補教業以套裝教材、精華考古題之名掩蓋授課方式一成不變的情況，只怕有過之而無不及。 這些現象，原因並不一定是出自自私——固然有部分教師是為了減少備課的心力消耗，或者單純滿足於參考書或教師手冊而再三演繹相同的教案；但也有部分教師是在投注高度心力於備課、並達到一定程度的教學成果後，得到的掌聲反而轉化為求新求變的障礙。然而這些教師最後在教學表現上都有個共同點：過度膠著於教學規劃，忽略了學生的認知狀態與學習進展，以致經常不及視情況調整教學內容與節奏，學生因而落入「被動配合教師教學計畫」的狀態，進而讓某些不適應的學生課堂收穫大打折扣。 筆者並非主張全面取消任何課前規劃，因為從教師對教學內容的熟悉度、系統性等角度來看，教學內容與方式的固定化都有其可取之處。但是，教學工作的對象，終究是充滿變化的活人。在任何學校或補習班，即便學生再怎麼「素質整齊」，不同學生對課程內容的認知與理解仍有差異——尤其異於教師。所以即使再優秀的教師、再完美的教案，都不可能在課堂開始前百分之百地對每個教學細節作出絕對精準的設計、然後「照本演出」造就教學任務的成功。必須在教案的設計與實施中，保留視情況作判斷、調整內容與節奏的彈性空間。這必須以學生在課堂上的狀態與教學目標兩者的差異為基礎，而非純以教師課前的教學設計為基礎。 要在教學過程中時時保持彈性既不容易，更不是個別教師的道德責任。因為在個別教師的行為背後，還存在著考試進度束縛教學進度、班級人數影響教師判斷等各種問題。不過，這也並不代表消除了體制的侷限之前，個別的教師就絲毫沒有嘗試變革的可能性。因為體制的改變與教師的自我變革兩者間並沒有絕對的誰先誰後；體制對教師的束縛也不至於到每一秒鐘都受限制的程度。況且，教師若不帶頭嘗試自我變革，不利於教學內容與節奏彈性化的體制豈會自動開始變革？（文教工作者） |
| （回目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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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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