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 灣 立 報 《 言 論 廣 場 》 2010-10-12─立報─言論廣場─智邦公益電子報
enews.url.com.tw · April 04,2014台 灣 立 報 《 言 論 廣 場 》 201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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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 灣 立 報 《 言 論 廣 場 》 2010-1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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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論：諾貝爾和平獎爭議面面觀 |
今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給中國在服刑中的異議人士劉曉波，引來中國政府強力的抗議。當然，不消說，西方以及台灣的主流媒體，政治人物都極力要求中國政府讓劉曉波受獎，並釋放劉曉波。因此，一個旨在促進和平，減少爭紛的獎勵，正在引起更大的爭紛。 中國政府對異議人士的態度有可議之處。中共革命時期建立肅清反革命制度，在建國一甲子之後仍然大部分繼承下來。革命時期，處理反革命的方式自然不會溫良恭儉讓。革命時期訂定的對待異議人士的方式，當然違背人權；粗暴冤枉異議人士，對革命事業會造成傷害，中共歷史上幾次過左的肅反運動，曾經使中國革命頻臨覆滅。如今中國已經不是人頭落地的非常時期，官僚們不僅沒有危機狀態造成的警惕心與關心群眾的福祉，反而大量墮落腐化；此時繼續採用革命時期的做法，必然會造成許多有意或無意的傷害。 爭議的焦點之一，在於劉曉慶是否值得獲頒諾貝爾和平獎。根據諾貝爾的遺囑，頒發和平獎的準則是「為促進民族團結友好、取消或裁減常備軍隊以及為和平會議的組織和宣傳盡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貢獻的人」。依照這個準則，中國政府的抗議是有道理的。因為，諾貝爾和平獎的主旨並沒有包括爭取國家內部的人權問題。當然，人們可以從寬解釋，認為人權的破壞將會導致戰爭或其他不和平的事件，但人權的定義人言人殊，更不用說人權與和平的關係。 如果以爭取人權作為諾貝爾和平獎的依據，那麼另外一個問題是各國都有破壞人權的事蹟，也都有追求人權的鬥士，就是高倡人權的美國，一樣有許多人權異議人士，例如，1960年代在美國出現轟轟烈烈的黑人民權運動與婦女解放運動，這些都是公認人權的範疇；但是諾貝爾和平獎從來不曾青睞美國的民權異議人士。在一百多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歷史中，所有獲得和平獎的人權鬥士，幾乎都來自與歐美對立國家的異議人士。這就引起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質疑，認為諾貝爾和平獎已經淪為歐美列強干預他們看不順眼國家內政的工具。如果回顧諾貝爾和平獎百年來得獎名單，就會發現這種質疑具有相當的實證基礎。 諾貝爾和平獎這種潛在的功能被西方主流媒體大肆炒作，掩蓋了背後意識形態的成分。台灣的主流媒體與政客們長期尊奉帝國主義的霸權邏輯，馬政權與民進黨跟著起鬨，也就不足為奇了。 |
| （回目錄） |
| 左右看：緣何弱勢台幣 |
左看：匯率只是一面鏡子 台幣近來漲勢話題不斷，然大環境主要是反映美元全面性貶值、亞洲等國貨幣升幅可觀，實際上台幣的相對弱勢格局並未有變。 台幣的弱勢，與其單單檢視央行作為，倒不如說反映了台灣的產業環境氣弱游絲。 首先，台幣之所以弱，係因長期的低利率。而祭出低利率政策，係著眼於刺激民間投資。是以，低利率長年如一，乃意味了民間投資的疲弱不振，致使刺激投資的誘因盡失。 其次，既然民間投資不振，則台幣升值所吸引的錢便是熱錢，無法為生產活動所消化，只能往股、匯、房三市流竄炒作，此即央行不得不逆勢捍衛台幣的箇中緣由。 換言之，人們盯著匯率做文章，可說是只見表裡。央行有苦說不出，只因台灣產業環境弱勢、產業政策無效，只好用弱勢台幣以時間換取空間。盧晨興／資深媒體人 右看：產業轉型正當時 很多政策都是源於慣性，因此每每遇到變局時，容易產生迷思與僵化。央行的台幣阻升政策即是如此。 國人對於這一波的台幣升值頗難適應，理由即在於台幣長期的弱勢已經被視為理所當然，因而導致了變相的保護主義，只不過得益的是出口部門產業罷了。 但匯率是兩面刃，有一得必有一失。低估的台幣固然有利於出口部門的創匯，但也付出了壓抑內需的代價。此外，出口部門光是靠匯率優勢就能確保競爭力？看看競爭對手南韓，這10年來台韓拉大的差距，難道僅是匯率因素作祟？ 歸根究柢，匯率只是輔助性工具，如果企業的微利要靠匯率低估才能獲得，那麼不妨趁此機會施壓企業進行升級，才是台灣二次轉型的契機。1990年代的台幣大升值，結果用電子取代了傳產，堪為殷鑑。陳易年／自由撰稿人 |
| （回目錄） |
| 扣問求音集：工會發展的關鍵意義 |
■姚欣進 許多工運人士、團體在討論工會發展時，是將工會發展完全等同於工運，認為工會若能大力發展壯大，就代表了工運本身的發展。但，工會發展到極致，例如工會組織率高、有自主性、能有強大力量與資方協商來有力地保護勞工權益、增進福利等，這些工會既定的目標都大體做到時，是否就意味著工運發展成功？或工運的長遠目標就等同於工會這些保護權益、爭取福利、會員眾多的目標？ 若是如此，那這種工運目標、工運的發展，其實與真正的公民運動、塑造深刻公民社會願景沒有直接關係！雖然建構進步的公民社會的過程裡，工運必然包含了工會運作，工會發展當然是工運發展的一環也是其基本條件之一，但工會發展不直接等同於進步工運發展。 若以組織率高、認同度高、自主性高、能有力保護勞工權益、爭取勞工福利等為工會發展最高目標（事實上，工會也只能如此），有些國營企業的大型聯合會早已是如此。上述這些目標，它無一不具備。 例如，這些國營企業的聯合會組織率非常高，幾乎所有受僱勞工都是會員、以團體協約與公司協商雇用契約、有5分之1勞工董事（而且是玩真的，每次都不客氣質疑公司決策與管理，事先在聯合會內部開會決定勞工董事提案）。工會代表與各事業單位主管例行開主管會報，工會會提出各類實務工作上的批評意見，主管須一一回覆等。至於勞工福利、權益等，爭取績效也相當可觀。內部凝聚力非常強烈，大家平均都有5年、10年甚至20年的夥伴經驗（流動率極低）。而且，這些聯合會與其各廠場工會的運作，都是非常自主性運作，公司難有插手干預的空間。 但，我們能說，這種工會的發展，就是建立真正公民社會的核心關鍵？ 如果上述一般工會的功能（高組織率、高認同度、爭取權益與福利）都做到了，但卻就此安於現狀，繼續維繫這種勞資和諧關係，難道這就是我們對工會發展的想像？這種高度發展卻安於現狀的工會，毫無準備來日接收公司自主經營，不應是理想公民社會的工會形式。 理想公民社會的工會，除了捍衛權益外，必須在自主經營企業的實際運作中發揮功能，以做到勞工自主經營企業為目標，在實際的自主經營管理中發揮功能。這才是我們掌握當前工會發展的關鍵指標，也才是推動工會發展真正的關鍵目標。否則，充其量，我們不過又多組織了一個勞工權益福利團體而已，雖有正面性，但對於公民社會建構的積極意義是太微小了。（社會評論者） |
| （回目錄） |
| 蠹魚的旅行日記：羅陀斯與玫瑰花 |
■邱士杰 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論為中國近代史基本共識的20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歷來有兩條主線：一條主線強調「半封建社會」是資本主義成為「另外一半」的表現，因此「半資本主義」的發展──特別是中華民族自身的資本主義的發展──意味著「半封建」得到克服。另一條主線則強調「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乃是中國走向沉淪的表現，而被壓迫階級的階級鬥爭則是挽救沉淪的主要動力，並認為「半資本主義」不會是「民族資本主義」，因為外國資本主義不允許「民族資本主義」發展自身。 兩條主線在「民族資本主義」與「階級鬥爭」無法同時解釋的歷史事件上出現差異。在「階級鬥爭」主線下，具有階級鬥爭性質的義和團運動得到肯定，但否定洋務運動；在「民族資本主義」主線下，不利於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義和團運動（因此太平天國運動其實也是進而被否定的對象）則遭否定，並肯定洋務運動。但當「民族資本主義」與「階級鬥爭」得以同時解釋時，兩條主線便得以兼容彼此，比方：太平天國運動、戊戌維新，以及明年即將邁向百年而前天已屆99周年的辛亥革命。 對於國民黨一方而言，辛亥革命是否兼容「民族資本主義」與「階級鬥爭」兩條主線並不重要，因為歷史解釋的關鍵在於如何說明國民黨與中華民國之間的關係，無需將國民黨與中華民國鑲嵌在任何進步「主線」中來詮釋。但共產黨則需要透過發掘歷史「主線」而將自己的革命同進步歷史事件相聯繫。也因此，中共在1949年所實現的革命並不是歐洲原始意義上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而是企圖從「一千八百四十年」（即鴉片戰爭）以降的近代史來定位自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誠如馬克思所言：「從前的（民主主義）革命需要回憶過去的世界歷史事件，為的是向自己隱瞞自己的內容。19世紀的（無產階級）革命一定要讓死人去埋葬他們的死人，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內容。從前是辭藻勝於內容，現在是內容勝於辭藻。」 對於今日台灣民眾而言，作為中國近代史重大事件的辛亥革命，是一個同中國近代史解釋相抽離、並同台灣「主體」認同產生結合的事件。但若源於辛亥革命的雙十節仍是無可取代的日子，也許就該直面辛亥革命背後的種種歷史解釋與現實──「這裡是羅陀斯，就在這裡跳躍吧！這裡有玫瑰花，就在這裡跳舞吧！」（黑格爾語）（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班學生） |
| （回目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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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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