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挽救美國經濟，同時應付歐巴馬自由落體式的民意滿意度，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狂印鈔票，數額高達6千億美元。消息公開後，立刻在全世界引起激烈反應，有如另一場金融海嘯。美國狂印鈔票必將導致全球物價上漲，同時投機性的熱錢四處流竄，傷害其他國家。作為享受國際貨幣特權的國家，美國不但沒有承擔應盡的責任，反而企圖將自己的危機轉嫁到他國，惡劣之至。這方面論述很多，暫且不提。我們要問的是，這種以鄰為壑的做法，能解決美國的問題嗎？

亂印鈔票不可能解決財政危機，更不可能提振國家經濟。這個經濟學的常識美國不可能不知道。1948年國民政府亂印鈔票，企圖解決國共內戰造成的財政危機，結果民心盡失，加速國民黨政府在大陸的潰敗，可為明鑑。兩年前的金融海嘯，美國也狂印鈔票，但是當時金融界資金流動幾乎停頓（這是受到金融海嘯的影響），放鬆通貨數量（Quantitative Easing）的政策還算有點道理。然而，當時有效的政策不是今天的萬靈丹。美國政策只是拯救了股市，幫助企業恢復盈利；但是整體經濟並未真正改善，特別是失業問題。美國今日經濟依然萎靡不振，可說是這個政策的結果。

關鍵在於美國沒有把這筆增加的貨幣用來直接投資，從事建設；而是用來拯救瀕臨破產的大企業。換言之，美國政府的干預取向是金融政策，而不是財政政策。大企業果然獲救了，但是美國的勞工就業權利卻沒有獲救。從學理上看，歐巴馬解決金融海嘯的取向與1930年代羅斯福拯救經濟大蕭條不同；羅斯福以財政政策為主，比較接近凱因斯的主張。這段歷史告訴人們，通過亂印鈔票的方法解決失業問題、拯救經濟，成效是很可疑的。且做一個對比。中國政府在兩年前金融海嘯的衝擊下，也採取放鬆通貨數量的政策。但是與美國的做法不同，中國政府把這筆增加的資金用來從事建設，特別是一些基本建設，如交通、能源、綠色工業等等。這不但迅速恢復經濟活力，而且為未來的發展奠定基礎。

美國的錯誤政策顯然受了美式民主左右。資產階級強烈要求政府拯救大企業，並威脅：不救大企業，將帶來大規模的失業，進一步惡化美國的經濟。美國主流民意一向反映大企業的利益。在民意的壓力下，美國政府基本上已經不能為中下階級謀福利。歐巴馬的醫療改革用意是要幫助大量中下階級，卻得不到他們的支持，為另外一個著名例證。要之，美國的問題出在自身制度的局限。資本主義制度已經到了限制本身進一步發展的階段。這或許是歐巴馬政權亂印鈔票給世人最大的啟示。

左看：紀念公義自燃人 本週韓國的社運團體想必相當忙碌，除了11日和12日盛大「迎接」G20峰會之外，13日也是相當值得紀念的日子。40年前的11月13日，南韓一位22歲的年輕裁縫工人，手中拿著勞基法，呼喊著「我們是人，不是機器」，要求落實勞基法對工人的保障，一邊拿汽油澆到自己身上，點火自焚。

熟悉韓國工人運動的人，都知道這是全泰壹的故事。1970年代的韓國，成衣出口相當具有「競爭力」，這樣的競爭力是奠基於對工人的極盡壓榨，如今韓國光鮮亮麗的東大門市場，以前是數萬名女工、童工擠在狹小的、瀰漫著棉絮的惡劣環境，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遭受職業病傷害也投訴無門的血汗工廠。全泰壹不斷向政府陳情、報紙投書均無效後，決定用「死諫」喚起社會重視。

他的生命沒有白費，他的死，喚醒了無數的勞工和知識份子，點燃了韓國工運，為韓國的勞工人權揭開新的一頁。

近來台灣老闆們流行要員工當「自燃人」，但其實台灣勞工們早已非常「自燃」，例如南亞29歲工程師徐紹斌，終日加班過勞最終油盡燈枯。

如同傳記電影《美麗青年全泰壹》的片名，為社會公義而獻身的全泰壹，才是最美麗的「自燃人」。

洪艾維／文字工作者

右看：蟻族青年如何自燃？ 近來媒體報導「企業人才新趨勢，尋找自燃人」，以高齡78歲的日本企業家稻盛和夫的新書為引子，將企業員工分為「可燃」、「不可燃」和「自燃」3類，期望員工都能是「不需借助外力，自己就能熊熊燃燒」的「自燃人」。

無論對哪種類型的組織來說，自燃型人才都是不可多得的優秀力量，自然愈多愈好。然而，企業要員工「自燃」之前，還是應該先摸摸自己的良心，自問是否有資格這樣要求。

以現在初入職場的大學畢業生為例，企業開出的普遍價碼多半從「22K」起跳，付完學貸、食宿、水電、交通等基本開銷後，基本上所剩無幾。而這樣吃不飽又餓不死的「計價」方式也非台灣獨有，愈來愈多國家也都出現青年「蟻族化」的現象，例如韓國有「88萬韓圜世代」、中國有「2千人民幣世代」、歐洲也有「1千歐元世代」，許多剛步入職場的年青人都是在低薪、外包、派遣、臨時工等不穩定就業的環境下風雨飄搖、膽顫心驚，別說存錢買房，連存款都經常「歸零」，對未來如何能有更多規劃與想像？如何能要求他們向「自燃人」看齊？

若要員工「自燃」，得先給他們一個值得賣命的職場環境吧！

王左一／政治評論家

■姚欣進

在今日台灣社會，要積極發展公益、社福或社會批判、議題倡導的自主公民團體，實已擁有空前良好條件。這判斷，想必對絕大多數有實際經驗的人來說，是不符現實的。

然而，上述的判斷是現在進行式的視野；是由此出發，以目前台灣現實的各種狀況、已逐漸浮現出來的各方現象，評估可預見的大致趨勢發展。換言之，我們必須將過去至今的經驗視為過去式，僅供參考，而非今後社運發展的指導原則。我們的目光是從當下各種變化徵象，掌握極有可能的發展趨勢；我們的信心，正是建立在這歷史轉折點的掌握上。

簡單說，整體的經濟大環境，由美國經濟的二次蕭條趨勢到中國大陸以不斷加深內部社會矛盾來發展經濟，台灣經濟的未來成長只會同時帶來更深的貧富差距、結構性失業與不穩定就業。整體社經環境將是：在不會有突發性的金融風暴或經濟蕭條下，實質失業率長期維持在7％、薪資長期被凍結，就已是最佳狀況了。

在這社會氛圍中，市場經濟已不再能帶來明天會更好的期盼，而是過一日算一日，民眾內心深層不安、恐懼與茫然，將日甚一日。這種鬱悶的心態尤其反映在青年身上。

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消費文化的強大主宰力量下，大部分青年恐怕只會隨遇而安。例如，無法存錢做長遠理財規劃，就買新款手機、搶購新款衣飾，刷爆一張信用卡，就再換一張。目前職場工作沒前途，就打打零工、休息一陣子，再換下一個東家吧！鬱悶時，就掛在網上、或上網咖打最新的遊戲，讓這種表面充實、忙碌的生活節奏來沖刷到內心深處的茫然。

但這種得過且過的心態，畢竟還要依附在基本的工作收入。一旦年紀增長，還擠不進少數專業菁英職位上，你的低階業務員、專員，或中低階組長、科長等職位，就開始不保了。這時，就再不能隨興換跑道，甚至即使再不喜歡，也只能牢牢依附這職位，不然，你就有如下錯站的旅客，無助地失落在茫茫人海中，兩旁盡是呼嘯而去的車，但沒有一輛會停下來載你。

我們已觀察到台灣社會越來越多這種茫然失措的青年處境。那麼，為何這種社會普遍失落、茫然的價值危機，卻是自主公民團體發展的契機呢？

找到這答案的第一步，就是一個具有時代意義的團體必須提出解決這種深刻危機的願景與可能的方向。我們將持續討論這問題。

（社會評論者）

■邱士杰

走在山城重慶，馬上會有幾項直觀的感受。首先是鎮日難消的漫天大霧，其次是建築物與整體山勢相互交錯的景觀，最後則是電視上不停撥放的「紅歌」（革命歌曲）與滿街的宣傳標語：宜居重慶、暢通重慶、森林重慶、平安重慶、健康重慶。這是2010年的重慶，一個擁有3,300萬居民，卻有80％為農村人口的重工業直轄市；同時也是一個正在以其「重慶經驗」而吸引全國目光、得到《人民日報》肯定的地方。

「重慶經驗」當然不僅僅是上述5條標語所構成的主張，但這5條卻是重慶市民直觀感受的來源。2008年薄熙來擔任重慶市委書記以來，嚴厲「打黑」除暴（迄今已連續11個月搶案為零），推動公務員高薪養廉，解決堵車問題、大量植樹綠化，並開始進行全國最大規模的城鄉戶籍改革與安置農民工的廉價公租房建設。在筆者走訪重慶的過程中，薄熙來的改革多能得到重慶市民依據各自感性經驗而來的極大認同。

薄熙來過去經營大連的經歷曾使其長期被視為某種西化派代表；然而他在重慶的經營經驗，卻又使其一時間轉化為社會主義「紅色」領導人的代表。這種「紅色」當然不只是因為他提倡「唱紅歌」或要求幹部下鄉「結窮親」，而是因為他的政策集中突出了社會的公平與正義。

根據學者崔之元的總結，其兼具公平與正義的措施大致可以歸為兩點。第一點是重慶市在民營企業高速發展的條件下，透過重慶直轄以來國有資產的的高速增長與增值，使市政府不必大量依靠稅收而充實財政，使政府不須透過「地王」增加收入，從而不使房屋價格飆漲，而民眾就更有買房條件。第二點則是成立地票交易所，使農村土地與城市土地可因各種土地利用指標的市場交易而統籌發展，這一方面保證耕地面積的數量與品質，另一方面加速城市化的發展，最後一方面則使農民有可能因此獲得相當的土地增值收益。

無疑，重慶「經驗」還是一個正在發展之中的經驗。但因這個經驗所突顯的公平與正義性質，卻反映了60年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許多曲折歷程。如果同改革開放前相比，重慶的經驗恐怕說不上是社會主義性質；然而改革開放之後的劇烈社會分化，卻使得今日重慶的經驗相對顯得「紅色」。當然，也恰恰是在今日的歷史條件下，重慶才可能展開這些大膽嘗試。但無論如何，許多迄今遮蔽前方的迷霧，說不定將因霧都重慶的探索實踐，而逐漸解開。值得觀察！

（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班學生）

立報歡迎您投稿與指教。詳情請參投稿與聯絡立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