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歲末11月，黑暗文明襲捲台灣。

在司法領域，法官周占春把判決書當成個人政治宣言，對元首的貪瀆視若無睹，通篇判決書以言之不成理的邏輯，逕行憲法、歷史、倫理的詮釋，毫不保留地為前朝官員除罪。這個判例若得以成立，影響所及，將不只是二次金改這單一個案誰有罪、誰無罪的問題，還即將為財團與政府的利益掛鉤確立一種安全保障體制。簡言之，以前財團收買政府官員只能偷偷摸摸，此後則大可公開為之。

在政治領域，電視名嘴鄭弘儀以三字經公然辱罵現任元首，他無視於陸生補助只占整體外籍生補助的不到5％比例，恣意採取去脈絡的手法抨擊「補助大陸研究生」辦法，認為馬政府都先照顧「中國人」，跟共產黨當朋友，只要碰到台灣主權問題馬就變成「龜兒子」。事後，鄭雖灑淚道歉，但仍援引片面資訊，堅持己見地對補助陸生一節持續作出不實指控。

社會群體是由人所構成，人則是社會意識形態的載具。前述兩個事件的當事人，一位是司法體制培植出來的法官，一位是擁有不少收視群眾的電視主持人，皆經歷過一定的社會化洗禮，他們的所思、所言、所行，固然帶有個人色彩，但也一定程度地反映出當前台灣社會的若干本質。

若說，所謂理性，指的是能夠推論、識別客觀真實，通過論點與具有說服力的論據發現真理，通過符合邏輯的推理而非依靠表象，以嚴謹的科學方法獲得結論以及行動的理由，那麼，前述兩個事件的當事人及其代表的思維，在引據和推論上，不僅違反科學法則，且明顯持偏頗立場，以近乎謊言的判決或論述逕行公共行動，姑不論周、鄭二人的觀點帶有多少違心之論，他們都不免自許正義化身、自許為所當為，自認道出了台灣部分民眾的心聲，而他們的論點確也博得部分民眾的認同與掌聲。從這個角度而言，周、鄭二人所代表的就不只是個人而已，還代表了為數不少的一群人，而他們共同凸顯的，恰是台灣社會內部長期存在的非理性本質。

但我們仍須深究，到底是何種機制形成了這種非理性？

首先，周、鄭分別是司法與媒體的專業人，他們雖非從政，卻持類似的政治立場，他們的行動早已構成政治人的實質，但「司法獨立」與「媒體自由」卻給了他們專業保護傘與言論豁免權。簡言之，司法人與媒體人本來就無法自外於政治與社會，「司法獨立」、「媒體自由」原本就類似「國王的新衣」，都是虛構出來的道德光環，卻授予這些專業人無上的權柄，生殺予奪操之在手。

再者，台灣師法美國式的「政黨政治」與「選舉民主」，選舉恰似另一種市場機制，取決於供需法則，公民選舉一人一票投給誰，看似個人自由意志所決定，其實是可以被形塑的假需求。至於需求的真假之間，往往是意識形態的肉搏戰，充斥非理性取向，動輒扣人帽子、點燃對立。周的判決源於對往昔威權體制的仇視遺緒，鄭的暴言則為了迎合選舉造勢場合的特定群眾立場，這些偏頗論述都將製造出蘊含偏見與仇恨的心靈斷裂，激化出虛構的社會矛盾，而它們竟以自由、民主為名。

司法、媒體、政治、選舉、市場，就在2010年歲末的台灣，錯綜複雜地交織出一面天網，它承載了無可理喻的偏見與仇恨，持續荼毒民眾，造成社會斷裂。這是一種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黑暗文明，至於漫漫長夜，曙光何時綻放，黎明何時將至，說真的，沒人知道。

左看：個體理性，集體則否

就學貸款議題通常僅在開學前後才會受到媒體青睞，最近卻因為名嘴鄭弘儀的粗口風波而意外受到注目。撇開名嘴粗口問題不談，台灣申請就學貸款人次確實不斷增加，從87學年度的15.2萬人次，增加到97學年度的80.1萬人次，98學年度再創下81.7萬人次的新高。而從學生申貸比例來看，全部高中以上學生申請就學貸款的比例，也從87學年度的4.4％增加至近年直逼5分之1。

從個人的角度來說，儘管近年大學教育逐漸普及，大學畢業也不見得是就業保證，但相對於高中畢業的學歷而言，大學畢業的前景依舊相對較好。就業市場日益競爭，整體薪資停滯甚至日漸倒退，反而更加促使人們往更高的學歷窄門擠，從而持續推高就學貸款。

但是，在這種人人以強化自身能力、以求在市場競爭中勝出的合理選擇，從整體來看卻造成了不少惡果。其中之一就是前述的薪資停滯甚至倒退，本身就是大學畢業人數增加所部分推動的。同時，背負債務壓力的學生儘管可能會更有效地利用時間，體會社會現實，但也很可能扼殺批判思考與團結行動的空間，讓整體社會更難以跳出債務增加、薪資停滯的怪圈。

李亮／文字工作者

右看：學費應予自由化

名嘴鄭弘儀在為其粗口道歉之餘，仍不忘以大學生必須背負就學貸款一事批評時政。媒體亦適時找來就學貸款人數98學年創下新高81.7萬人次的數據，批評政府不重視台灣學生的就學權益。這種流行於媒體的論調實源於雙重誤解。

首先，最根本的，高等教育並非義務教育，按理說也不該是謀生必備的資歷，而應該是菁英教育，針對有潛力的優秀份子進行特殊栽培，以使其能力得以完全發揮，進而創造社會整體更大的福利。如今人人都要念大學的怪現象，完全是因為台灣高等教育過度擴張，導致門檻大幅降低所致。演變至今，已出現大學文憑不斷貶值、大部分大學教育品質持續低落、學生出路困難等惡果。讓人人都能念大學，只會讓情況更糟。

其次，台灣學費長期受到政府管制，與其他國家相較明顯偏低。此種管制價格一方面使得學校經費受限，另一方面也鼓勵許多原本不需要念大學者湧入大學。如果讓學費自由化，這些人就不會就讀大學，自然也不會背負貸款，而對於那些真正想要並且有資質潛力的學生，學費的自由化，正可使學校有更多經費針對這些學生給予直接補助。

王放／政治評論員

節譯■葉興台

就在美國民眾以選票堅決反對政府再端出財政刺激計畫的同一天，美國聯準會主席柏南克在華盛頓郵報撰文，承諾將採取非傳統的刺激措施，英國衛報的一篇評論指出，這真是一個有點諷刺的巧合。

從11月開始一直到明年6月，聯準會打算在公開市場收購6千億美元的美國公債，這項計畫被稱作第二輪貨幣寬鬆措施（QE2），目的在於處理美國居高不下的失業問題。但不僅不受選民堅決反對財政刺激計畫影響，美國最傑出的經濟學家仍承諾要用全然不同的方式來刺激美國經濟。

儘管第二輪貨幣寬鬆措施的動機良善，決策人士手中卻僅剩下這個工具，這是對美國當前經濟政策的一個悲哀的控訴。此外，我們也應該記住，這個政策可能對美國經濟造成嚴重的後遺症。

那麼，第二輪貨幣寬鬆措施要如何運作？作為美國的央行，聯準會有權力印製大量的鈔票，以及「數位」鈔票，當聯準會向私人銀行購買資產時，就能將數位鈔票貸給私人銀行，聯準會希望銀行業在收到新印出來的鈔票後，會把這些錢借出去。這是聯準會一廂情願的想法。

到目前為止，由於私人銀行擔心房價繼續下跌、房屋查封案件升高和美國經濟疲弱不振，選擇扣住這些錢，以保護自己的資產負債表。此外，市場對資金的需求也沒有轉好，外界通常遺忘一件事，除非有人借錢，不然銀行業根本無法放款。但美國民眾現在都急著償債，根本不可能向銀行貸款，第二輪貨幣寬鬆措施不會改變他們的想法。

但試圖促使銀行業放款，只是第二輪貨幣寬鬆措施想要達到的目標之一，因為出售債券給聯準會的不僅是銀行業，很多投資人也會出售債券給聯準會。這些投資人將用所得的現金，購買公司債和股票等其他可買賣的資產。事實上，美股從低點以來反彈80％，反應出第一輪貨幣寬鬆政策所釋放的部分資金已經湧入股市，人人都知道第二輪貨幣寬鬆政策的錢很快就會進軍股市，但這也是聯準會決策人士打的如意算盤之一。

柏南克自己就說過：「股市上漲可提高消費者財富，有助於增加信心，並能刺激消費，消費者增加支出會為企業帶來更高的收入和獲利，這是一個良性循環，將會進一步協助經濟擴張。」

當然，一個經濟政策的主要目的若是要提高資產雄厚者的財富，希望他們願意增加支出，好為失業者創造就業機會，這種經濟政策會令人感到極度不安。事實上，連凱因斯都納悶，決策人士為何要找這些人。

在凱因斯1936年的經典著作《就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中，他辯稱英國財政部可以印鈔票來支付興建鐵路、公路和房屋的費用，他甚至認為，如果我們過於固執，而不願意這麼做，新印的錢可能被埋入地下，民間企業會競爭聘用員工的權利，把這些錢重新挖出來。凱因斯可能會發現，各國央行增加富人的財富、希望他們能增加支出的想法有點奇怪，對於解決失業問題，似乎有點繞遠路，而且把問題搞複雜了。

但這是目前所採取的經濟政策。美國民眾寧願讓富者更富，不願向高所得者課稅，以為更好的公路、教育、健保等支付費用。很多人對政府介入實質經濟表達不屑，卻忽視聯準會持續印製數十億美元，讓富人的口袋依舊飽滿。

最令擔憂的是，聯準會希望消費者很快恢復支出，似乎沒有注意到，就是因為資產價格所資助的消費榮景，引發了這場災難。最終並不是股票、債券或房價決定美國的財富，而是工人的生產力和能促成未來更多生產的資本投資。由於美國（與英國）民眾急需增加儲蓄，股市上漲不足以刺激他們大幅提高消費，第二輪貨幣寬鬆措施因此不可能成功。

歷史告訴我們，透過印鈔票來創造就業，是一個會引發通膨的危險舉動。歷史也告訴我們，在某些特定的階段，這種政策確實有效，但令人懷疑的是，我們目前是否處在這種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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