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諾貝爾獎得主克魯曼的加持，台灣的健保被譽為全球最好。不只如此，歷次的官方調查也顯示，民眾對健保的滿意度極高。

左看：長期扎根

隨著年底選舉季節的開始逐漸逼近，主流政黨的各方政治人物又開始積極向社會抗爭團體互動，例如參加環保、區域發展議題的街頭遊行抗爭或座談會等。

■羅德水
儘管教師組織加緊宣傳力度，但在基層教師工會籌組過程，來自教師的疑慮不減，就連不少教師會幹部也發出疑問，所關心者，除了「為什麼要組織工會」這個老問題，再來就是「組織工會能改變什麼」或「組織工會真的更好嗎」？

這兩個質問看似不相干，實則有高度的關連性，質疑既出於長期以來教師對工會概念的生疏，更來自運動過程不友善的法制與官方，教師原本對工會所懷抱的應然的、美好的想像，在修法角力與實際組織過程中逐漸消磨耗損。

毫無疑問，對比教師工會的不確定性，不假思索地聽命於官方，或者乾脆接受官員的指令教育學生，確實輕鬆得多。然而，殘酷的是，即便教師甘於自我定位為工具，也不見得可以確保教職與勞動條件於不變，遑論將教師工具化、技術化不啻等於對教育的異化。這其實也正是教師必須組織工會的關鍵，工會也者，團結受雇者以促進其權益固然有之，對教師而言，更是一個形塑自覺、揚棄工具定位、鼓動教師專業、善盡教師作為公共知識份子責任的一個過程，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上討論，組織工會是否帶來改變猶待實踐加以檢驗，但運動過程確定不會是請客吃飯，甚至充滿挫折與挑戰。

挫折險阻主要來自於想方設法削弱工會的官方，因為原本定於一尊的教育決策模式或有可能因教師工會而鬆動，原本扭曲的教育資源分配機制亦有可能因此瓦解，惟其如此，長年禁錮教師運動的《工會法》即便解禁，官方仍要在法制面對教師作出不符比例的限縮，而基層教師工會在組織過程中則免不了要與勞政機關折衝角力。

然而，這一切豈在意料之外？事實上，除了極權政府為了便於統治而豢養工會，除了黃色工會為了私利甘願充當政府與政黨工具外，從來就沒有天上掉下來的工會，也從來沒有接受豢養的工會而能夠強大的。相較於南韓教師工會運動之慘烈，組織過程平靜的台灣教師至少應該體悟，不會有一個鋪好紅地毯的華屋美廈等待教師進駐，也絕不會有一條前人打造好的路徑指引教師前進，教師工會只能在運動過程中積累組織實力，只能展現具體專業作為以贏得社會支持，甚至連下一階段的修法，也只能藉由持續與反對者對話蓄積動能。

在這樣多的不確定中，唯一確定的則是，無論維護權益或提升專業，工會之路不可能假手他人，就只能靠教師自己踩踏出來，教師工會的樣貌取決於教師的行動。
（教師）

■徐世輝
本地稱為「建國一百年」、對岸稱為「辛亥一百年」的年度盛事，表面上看來似乎是鴨子划水，但是實際上已經進入瓶頸。

不論是建國、或是辛亥，都值得紀念。它原本是任何時間點都可以進行的活動，99年、97年，其實都可以紀念；就像熱戀中的情侶可以用「認識12天」作為紀念的藉口。之所以選在特殊的時間點，又高舉建國、辛亥的旗號高調舉行，原本就有特定的象徵意義、政治意圖。

對岸的菁英、高層，想要藉此釐清政治路線的困境，名為探討辛亥、表面上看似檢討孫中山與社會主義的接合，實質上是要檢討近百年來的發展路線，事實上，今年也是中共建黨90週年。這類議題原本在任何時候都可談論，也可以用文化、經濟觀點來談論政治議題，卻因為政治氣氛緊張，於是只能讓鬱悶的能量，藉著特定時機於以宣洩一番。本地則是陷在混亂困境，完全沒有脫離政治掛帥的氣氛當中，以致於政治觀點超越一切，似乎建國一百年的影響，只有國家認同、台灣地位，以及集中在台灣對於辛亥革命詮釋權的旁落，感到極度焦慮。

這些其實都是政治掛帥。儘管台灣社會宣稱解嚴、多元化，但是一遇到這類事件時，在思考、意識的政治化，以及自我中心，完全顯露無遺。

現實的狀況是，一般人對於「建國」、「辛亥」的議題，近乎沒有感覺。因為政治距離一般人的生活過於遙遠。政治並非無趣，而是，以往的談論方式，不論是說的人、聽的人都過於緊張，長期累積造成了麻痺感。

更重要的背景在於，想要舉辦慶祝的各方都沒有準備。依照慣例，這類活動的前置作業往往需要數年，活動主軸需要時間醞釀、活動細節需要時間進行安排，這部分，只要看看奧運的準備期就可以。然而，歷來的經驗幾乎都是，主事者要到了活動舉行的一、兩年前才會對主題產生意識，然後開始急就章的進行籌備，於是，在準備不足的情況下，活動都辦得很怪異，不是辦得像嘉年華，就是讓人感到很沈重。最近的例子就是1945、1949年的60週年，最後幾乎都只剩下學術界的廟會式研討會，學術大拜拜之後，完全不留下任何痕跡。

內容空洞，是因為沒有觀點的準備；形式空洞，是因為前置作業的時間不足。這也是「建國一百年」，只有一些慶典式的活動，而不會讓人產生切身的感受。
（策劃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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