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則新聞併陳，至少挑戰了一般人的「常識」。許多人對於失業問題，經常歸咎於景氣循環，認為經濟衰退導致企業投資減少，連帶使得工作機會不增反減，因而失業變成某種難以避免的「自然現象」。

但這樣的說法，未必吻合現實。精確地講，美國企業主不是手上沒錢，也不是怯於投資，而是另有生意經。他們更像當代呂不韋，視政治投資為高報酬的「藍海」，故遇到選戰，反而毫不猶豫地捐輸獻金，讓總統選舉變成了一個逆景氣而昇的熱門投資。

最大的壟斷不是行業壟斷，而是俘虜了整個國家。這也是為什麼，美國企業對於選前的政治獻金、選後的政治遊說，錢花得毫不手軟的原因。這種公開的秘密使得政黨無論怎麼輪替，富人減稅無時不有，但對於貧富差距的解決卻都僅止於口惠。

值得警惕的是，這種如膠似漆的政商關係已讓美國逐漸「墨西哥化」。因為兩者都出現了財富往少數集中的現象，而且「民主政治」不但未能緩和這樣的惡化趨勢，還扮演了助燃作用。

美國的「墨西哥化」絕非危言聳聽。就統計比較，美國是已開發國家陣營裡，貧富差距最嚴重的國家。就事件而言，前陣子巴菲特提出「向超級富豪課稅」的主張，結果自家的美國富人聽者藐藐，反倒是意外地在歐陸引起迴響，法、德、義都不乏富豪表態願意多繳稅，共赴「國難」。

如果說，歐陸富豪尚有分攤社會成本的意願，則我們從美國富豪身上看到的是，他們更熱中於將公共財私有化。

台灣已經進入總統選季，若不出意外，這場選戰所需耗費的銀彈必將改寫紀錄。不難想像，銀彈打得愈凶，政商關係便愈綿密；每選一次，兩者的關係便愈鞏固。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個製造貧富差距的「團隊」，卻口口聲聲要解決貧富差距，如何可能？

眾人皆曰，選民要懂得檢視候選人的政見，但實際上更關鍵的質問是要候選人交代「錢從哪裡來？」。這個問題說清楚了，台灣的民主政治才能避免「美國病」的陰影糾纏。

以「寧靜革命」為主線路的台灣經驗一向是西方學者認為可以仿效的對象。但千萬別忽略了國際政治學者史耐德（Jack Snyder）曾提出的重要觀點：如果媒體是開放的，民主化初期即有相當大的可能性，各方利用媒體散佈國族主義觀點，演變為族裔間的衝突，台灣的發展經驗雖說並不似盧安達、南斯拉夫的種族清洗，但族裔矛盾在過去幾次重要選舉中往往無往不利，寧靜只是相對於血腥屠戮下的哀嚎。

在價值上，我們也許認為民主改革才是中國民眾當家作主的希望之所繫，但就過程上，在中國網路、媒體有限度開放的情況下，台灣民眾有充分的理由擔心，當中共哪一天無法掌握漸進民主改革的方向，各種撲天蓋地的民族主義情緒的爆發是否會重蹈明治初期的「征韓論」主張，吞噬台灣以化解內部矛盾？

國際關係學者沃特（Stephen Walt）7月甫於《外交政策》中坦言國族主義才是當前世界中首要的力量，身在台灣，豈又能低估中國民主化所滋生的風險？
倪世傑／研究人員

美國政治學者裴敏欣8月底在台北的一場研討會中提出，中共抗拒民主化，而若中國大陸若要成為民主國家，勢必是激烈、破壞性的轉變。中南海何嘗不知這個道理？綜觀20年來中共處理民主問題的思維，不外乎：1.中國民眾素質還不夠；2.民主將引發動內部亂；3.民主是西方國家勾結台獨勢力顛覆中國的手段。

但中共自己也知曉，就經驗證據來看，改革開放後的動亂，除六四事件外，並非來自於政治領域，國企股權轉移的過程的勞工下崗，或是沿海省分農民工與當地人間的衝突，屬於相對剝奪感與地域歧視的火種，促使了「和諧社會」論的誕生；同時，中國內部也在積極都引進西方「透明化」、「問責」、「參與式治理」的理論，做為地方政府「對人民負責」的政治展演，希望透過某種可控制的「責任政府」與「政治參與」，緩解社會矛盾，繼經濟發展後，再創中共統治正當性的基石。

當前中國經濟一片火熱，政改的主動權大半還掌握在中南海諸公的手中，30年前創立深圳特區發經濟試點的經驗，不妨也在同一地點或是溫州、青島等二線都市進行政治改革的試點。不日倘若落入保四、保三的緊縮階段，中共還能擁有同樣的主導權嗎？
林水秀／社會觀察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