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在驚濤駭浪中度過了。我們也許不覺得過去的一年有何特別驚險，那是因為拜受東亞近1、20年來經濟迅速崛起之賜。資本主義發源地的西歐國家為主權債務所苦，似乎啟示2008年金融海嘯的真正效應3年後才顯現出真正的威力。歷史展現驚人的重複性。1929年紐約證券市場大崩盤所引發的世界經濟大蕭條，也是3年後的1932年才跌到谷底。如果回顧1930年代大蕭條持續了10年之久，那麼這波嚴重程度堪與80年前相比的經濟危機會不會綿延10年，這是無人敢於否定的可能性。準此觀之，2012年是值得密切注意到一年。

左看：台灣有新年沒新生

紐約時代廣場年終午夜聚滿人頭同聲讀秒迎元旦的景觀舖演到全球各都會，在中國大量供銷花俏煙火下，今年尤其亮麗奪目，杜拜塔也變身為發射筒，不讓台北101專美，甚至造成馬尼拉炸傷5百多人，還引爆洛杉磯的打砸搶。

■姚欣進
這次總統大選呈現出幾方面非比尋常的現象。首先，大選的所面臨的各種內外險峻挑戰並不亞於4年前，但在表象卻似乎比4年前緩和許多。這尤其表現在兩岸關係上。4年來，由於馬政府承認九二共識的一中各表，過去政治對立局勢緩和不少，政治上的對立解套，帶來了兩岸經貿與社會互動的大幅開放與發展。4年下來，似乎兩岸關係從此可以在這既定的基礎上繼續穩定發展了。

其次，在內部關係上，相對於4年前的總統貪腐、族群對立、百萬群眾湧上街頭抗議的激情氣氛，這幾年來卻是相對的政治冷漠，但也同時意味著對立激情黯淡了許多。雖然兩岸關係尚未雲破月開，但台灣應有的基本政治發展方向（兩岸和平、兩岸民主、兩岸和諧互動）卻逐漸被大多數民眾所接納。政治的相對穩定性，要比過去不確定性要高很多。

另一方面，馬政府與民進黨政府卻在經濟表現上有一致之處：台灣民眾的民生仍舊處於困局之中。大量的新貧族、無薪假、派遣工持續湧現，中年失業、結構性的長期失業越來越沉重，已成為無藥可醫的痼疾。馬政府兩岸和平的新取向，絲毫解決不了真實的民生處境。

除此之外，更重要的一點是，主流與草根群眾都面臨新陳代謝的嚴重問題：主流政治圈的檯面人物都是老面孔、說的是老掉牙的政治語言，即使有少許年輕世代，卻毫無新見解、新主張來面對當前的困局。不容諱言的，台灣進步力量的成長可說是極為緩慢、無力，多年來也無法培育出基本團結力量，遑論於政治領導人物的出現。民主選舉，若失去了活生生政治人物的出現、論辯與呼召，民眾的政治熱情是難以被喚醒的。

總結來說，民生境遇的困頓與無情現實生活的折磨，已日積月累地耗盡民眾的政治信心與熱情；而當前政治的相對穩定與平順，也消除了民眾激情投入與憤怒抗爭。再加上政治人物的平庸面貌與老套語言，這場選戰，似乎怎麼看都是再平常不過，可有可無。

然而，這恰恰是這次選戰最詭異之處：今日所見的政治穩定，乃是立基於相對脆弱的政治基礎上──我們是否願意接受九二共識的基本立場？如其不然，則今日的政治穩定，勢必會化為烏有：兩岸和緩關係即刻破裂、台灣內部立即嚴重對立，而目前以處於困境的民生經濟則可能會淪於萬劫不復之境地。

以此來看，這次選舉仍然攸關台灣前途的禍福，在表面上的安穩與無奈現象下，我們勢必要面對一個不容逃脫的選擇：我們如何看待兩岸關係？如何在這次選舉中做出選擇？兩岸關係是否應作為我們判斷這次選舉的主導因素？
（社會評論者）

■向紅岩
自2004年起，靠代工出口起家的星、港、韓、台「四小龍」，躍為國際貨幣基金（IMF）眼中的「新工業四強」（簡稱NIE4），如今更被視為2012年帶動全球經濟動能的領頭羊。然而，在NIE4中，台灣雖然經濟成長率最高，但個人所得稅率最高、失業率也最高，甚至還勇奪平均薪資最低的排行。儘管今年元旦新制，將現行基本工資調漲到1萬8,780元，相當於每月增加900元，時薪增加到103元，但相較近幾年物價上漲的速度，對改善勞工生活仍是杯水車薪。

2010年，台灣將企業營所稅從25％降至17％，增加企業獲利空間，但勞工薪資卻僅佔當年GDP的45％，創歷年新低。依行政院主計處調查，2004年迄今，台灣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已逐年增升10個百分點，但依勞委會調查，台灣大學畢業生起薪未達3萬元的比例，卻從2004年的25％增加到2010年的37％，且每月薪資在2萬元以下的勞工數，更長期維持在100萬人之譜，有高達43％、總計350萬的就業人口平均月薪不到3萬元。去年年初開始呼籲加薪的熱門話題，到年底竟換成了企業放無薪假的連環爆，失業人數更從2004年45.7萬人飆升到2010年57.7萬人，平均失業週數為29.7週。

缺乏優質的工作機會，讓年輕人即使高學歷依舊低薪，即使有工作也不保證脫貧，低薪化致每月積蓄無存，一旦工作不穩，生活無法維持，就有人會繳不起房租，淪為無家可歸的街友，而當街友達一定人數後，就會出現專以剝削這群人為對象的「貧窮循環產業」。

過去連續兩個週末，遊民伸權團體主動召開記者會，呼籲政府正視遊民基本人權、住權、工作權，但遺憾的是，出來聲援者蓋為人權團體與社福領域的學者專家，似乎仍未見工會或工運組織主動加入。

工會存在的目的，不只是為了改善工會成員的勞動條件，更應同時擔負提升整體勞動條件的任務。然而，截至目前，貧窮問題似乎還未成為勞動團體關注的重點，而工運的長期積弱，也未能有效阻擋非典型僱用形態蔓延的趨勢；甚者，隨著非典型僱用勞工的增加，工會組成率也隨之下降，工會連自身到底是否還有存在的必要都已成問題，更遑論去維護或改善勞動條件。

然而，當低薪、貧困不斷惡化，勞動問題與生存問題的結合就成為必然趨勢，傳統工會應思改變，主動與非典型僱用勞工、部分工時勞工、派遣勞工進行組織串連，力抗貧窮產業的坐大，並進一步共同攜手去修補這張已被資本破壞不堪的僱用安全網，如此儘管2012年，景氣春燕不來，但弱勢者至少仍可在艱困中看到團結前進的方向。
（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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