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說法，其實與陸委會賴幸媛主委的說法貼近。賴幸媛過去接受媒體訪問時，談到台灣內部面對大陸崛起所引發的「集體焦慮」。她的說法是：越是焦慮，越要跟大陸互動，「唯有互動，才能找到自己，才知道自己是誰」。最後，她甚至指出：兩岸的協商，是要引領台灣社會，在世界經濟舞台上找到台灣的位置，這個位置就是我們的「主體性」。

其實，我們在處理兩岸問題時，很難不面對潛藏在台灣社會內部關於「認同」或「主體性」問題的焦慮，兩岸問題的思考，其實也就是台灣人民靈魂的蒐尋。

主流的「認同」觀，主張「認同」就是一種內在的真實，講求同一、不變、一致，最方便的就是以血緣、地緣做為基礎。在台灣，這其實也就是族群政治的起源。常常聽到的是：你是不是台灣人？你愛不愛台灣？你吃台灣米，喝台灣水，為何不講台灣話？包括最近籃球好手林書豪的國籍問題，都可以在台灣社會吵翻天。這種講求血緣、地緣的認同觀，很容易成為潛在的法西斯。二戰期間，納粹在歐洲到處抓猶太人，台灣則是一天到晚在尋找「賣台者」，在「愛台」和「賣台」之間做區隔。

蔡英文的提法，是一個進步。這種「從互動中去了解」的認知，要了解的，當然不只是中國大陸，還包括台灣自己。因為，就一個台灣人民或台灣政黨而言，當你的知識體系裡增加了對中國大陸的了解，那麼，你就已不是你原來的自己，因此，還得再花工夫去了解這個「新的自己」，這個知識體系、互動體系已經是變動的自己。

這種「認同」建構的過程可以接近法國哲學家保羅‧里柯（Paul Ricoeur）所謂的「敘事認同」（narrative identity）。他指出，「認同」是有意識、有思想的個體的建構，在無常、變遷的環境中，可以自主地追尋生命的和諧。而「主體」則可以是自己生命的閱讀者，同時也是書寫者。這樣的「認同」帶有文學和哲學的意涵。讓「認同」具有驅動的能量，也具有協調、商議的精神。

這樣的「認同」，不是固化的、僵滯的，它是我們與「他者」關係永恆的協商與再協商。「敘事認同」的個體是有思想的、有意識的個體，不畏懼無常和變遷。樂於對話，樂於溝通，樂於協調，樂於從人的關係和社會關係去理解事物。處理兩岸關係，這樣的態度，也許就是一個起點。

中國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與軍事武力的發展，處理釣島爭議不再只是口頭宣示，不再默認實質統治，實為對日外交一大轉變。雖說樂見中國積極應對，但仍不應忽視爭議背後的社會基礎，亦即，日本民間對右傾主張仍有相當程度的支持者。國家層次的對峙與交涉，雖是此類爭議的必經途徑，卻無助化解民間右傾思維。

近來，東亞已有民間進行著相互的和解與學習。如歷史學者與中學教師為青少年共同編寫了《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一起面對二戰歷史。學界與思想界重新挖掘東亞思想資源，共同思索區域與世界的困局與未來。出版界則著手譯介東亞經典書籍，重啟區域間的相互認識。這些都是民間進行和解的嘗試與努力。

中日爭議，本為地緣政治與民族國家框架下的衝突矛盾，國家之間自有其盤算。如何開展民間和解之途，化解右傾主張的社會基礎，為區域尋求平和的解決之道，才是吾人的艱鉅任務。
陳良哲／研究生

中日又起爭議。一是日本名古屋市長河村隆之在接待中國南京市代表團時，發表「南京大屠殺可能並不存在」之說。二是中國海監船兩次主動制止日本測量船在釣魚台附近之爭議海域活動；在此之前，日本不顧中國抗議，欲對釣魚台附近島嶼加以命名，藉以宣示主權。

河村之言，並非個人主張。從「僅有數萬人死亡」，到完全否認「南京虐殺事件」存在的各種右傾言論，實存於日本民間。日本官方則仍未正視戰爭責任，只在歷史教科書內粉飾太平。

對於釣魚台與東海爭議海域，日本全然不顧中國「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提議，藉由中美在太平洋區域的矛盾，透過經濟海域的認定與釣魚台附近島嶼的命名，擴大自身區域利益。中國過往總是被動應對，今以海監船主動制止日本進行海測，是積極主動的作為，將打破日本長年占有該海域的局面。不再默認現狀，有利爭議浮現，方能與日抗衡。

日本對南京大屠殺與二戰責任的曖昧態度，與對爭議海域相關主權的蠶食鯨吞，不僅未能清理過往戰爭責任，更是未來東亞區域和平的隱憂。對此中國仍須謹慎應對，在珍惜和平狀態與堅持主權完整的前提下，積極對日本直面爭議。
詹奕宏／文字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