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在卸任前就表明，民進黨要「加強與中國的互動」，新任黨主席蘇貞昌當選的第一時刻，即拋出上任後將恢復中國事務部，並創設「中國事務委員會」的構想，指出希望透過對話，凝聚中國政策。同時，前行政院院長謝長廷進一步提出「四大理由」，認為民進黨應該與中國大陸交流，否則將永遠當在野黨。

左看：環團的政治角色

近日李鴻源部長公開質疑環保團體：「你們都很關心環境，但油電雙漲議題，為什麼沒有人站出來講話？」並說「台灣被民主綁架了，民主不是民粹！」

■謝和霖
塑化劑事件自爆發以來已經過了一年，這個廣受注目的事件，引起了社會對食品安全、毒性物質管理與塑膠製品氾濫等種種議題的討論。然而，除了將違法亂紀者繩之以法，並將七種鄰苯二甲酸酯類塑化劑納入第1、2類毒性化學物質以加強流向與使用上的管制外，政府是否也一併檢視國人的種種塑化劑暴露途徑，並採取有效措施確保國人健康？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如果有任何動作，也如牛步。以醫療用品為例，添加塑化劑的各式PVC軟袋、軟管，依然大量使用，完全沒有受到限制，讓最脆弱的病人直接承受塑化劑的危害。

衛生署雖然比照歐盟訂定了5種塑化劑的每日耐受量（TDI）參考值，卻束之高閣，沒人參考，並未依此檢視超過此耐受量的暴露途徑該如何斬斷。根據美國FDA報告，採用PVC輸液軟袋與軟管的各式療程中，DEHP的暴露劑量接近或超過衛生署的每日耐受量者（0.05mg/kg bw/day）比比皆是。然而衛生署除了一紙公文要求相關醫療器材業者於1年內要標示外，再無其他措施。如今1年已過，許多相關醫療用品並沒有標示，也未見衛生署有任何動作，難道連這種效果微薄的措施，也只是虛應故事？

PVC的輸液軟袋、軟管除了讓病患承受塑化劑危害外，也是醫療廢棄物焚化爐排放戴奧辛的重大來源。根據環保署的調查，廢棄物焚化量僅為大型垃圾焚化廠0.55％的醫療廢棄物焚化爐，戴奧辛排放量卻高達大型垃圾焚化廠的31％，可見醫療廢棄物的氯含量之高。醫療廢棄物焚化量一年約有3.4萬噸，其中光是PVC點滴袋，一年450噸的產生量就為這些廢棄物帶來了0.74％左右的氯含量，遠高於一般生活垃圾的氯含量（0.35％）；若再加計PVC血袋、軟管等，這個數字會高到多少，令人不敢想像。因此無論從戴奧辛或塑化劑的減量，都凸顯了淘汰PVC醫療用品的必要性。

然而衛生署不僅未採取適當措施，現行健保給付更任令PVC醫療用品的市場坐大。以點滴袋為例，目前有PVC與PP兩種材質（其中PP有點滴袋與點滴瓶兩種產品），後者較安全（不含塑化劑，燃燒不會產生戴奧辛）也較貴，然而健保給付並未依材質安全性與成本不同而有任何差異，結果各醫療院所為節省成本，除了剝削醫生與護士的勞力外，也大多採用價格較低廉的PVC點滴袋（佔7成市場）。而在洗腎方面，更是採包裹給付制，不管醫院採用什麼材質的洗腎器具，結果幾乎百分之百的洗腎軟袋、軟管都是PVC材質。根據健保局統計，我國慢性腎臟病高居工業國家第1，每年有將近7萬人洗腎，這些腎臟已經出問題的病人，卻要讓他們的腎臟直接接觸會傷腎的DEHP塑化劑，這不是謀財害腎嗎？

相信許多醫院設立的目的，是為了救人，不是為了害人；然而不當的體制，反而讓他們陷入道德危機中，同時讓我國的醫療資源浪費在會惡化國人健康的醫療用品，導致健保負擔日益沈重的惡性循環。要淘汰PVC醫療用品，減少戴奧辛與塑化劑的危害，請衛生署從檢討健保給付與限制特定療程使用PVC醫療用品開始。
（看守台灣協會祕書長）

■陳真
有人說，特赦不能任由總統決定，而應參照民意。但民意這東西很好笑很可疑，我對它缺乏敬意。如果民意那麼重要，那我們現在還在戒嚴，因為每次民調總有9成以上民意支持戒嚴，說是「德政」。如果民意那麼重要，那我們也不該有兩黨政治，因為民意強烈反對黨外組黨，認為將使社會動亂。

如果民意那麼重要，那我們連「人權」二字都不能提，因為絕大多數人認為那是一種反政府反社會的偏激思想。別看現在每家醫院或醫學院很喜歡講什麼醫學倫理或病人權利，但約莫20年前剛進入醫院工作時，恰好遇到評鑑，大家竟然決定把一位病情不穩的躁症病患在隔天評鑑委員「蒞臨視察」時給五花大綁在保護室，以便讓病房看起來井然有序。我以傷害人權為由發言反對，立即招來師長痛斥我「太偏激」，警告說「這裏是醫院，不要用政治觀念污染醫療」。這事非特例，而是當時民意常態。

1980年代，當我還是醫學生時，因為在醫院看到許多家長無力負擔小孩醫療費用而被迫放棄治療，甚至放棄生命，因此花了兩個月時間寫了一篇《台灣的小孩不值錢？──1988年台灣兒童人權報告》，並成立台灣第一個兒福團體，藉著演講、寫作、遊說立法與遊行抗爭等手段，促使中央兒福預算提高數倍，並主張重症兒童免費醫療及反雛妓與童工等，結果引來長達數年的政治報復，叛亂罪名加身，幾乎連醫生都當不成，箇中痛苦，難以言說，無非就是因為「人權」二字犯忌。

如果民意那麼重要，那我們不該允許任何人喊台獨或擁有什麼台灣意識；民間團體或校內社團名稱更是連「台灣」二字也不能冠上；馬英九的什麼「台灣加油讚」理應立即以叛亂罪繩之以法才對，因為絕大多數民意認為台獨或台灣意識是一種可怕的卑劣思想。

「自余束髮以來，即追隨總理革命……」如果民意那麼重要，那麼聽到「蔣公」二字不但要馬上立正，而且應該跟董事長一樣具有隨時上台朗誦蔣公遺囑的能力與高尚品德，因為民意認為蔣公是民族救星世界偉人。如果民意那麼重要，那我們到現在就連看A片都得在電影開演前先起立唱國歌，因為民意認為這是愛國情操的表現。我從小看電影不願起立聽國歌，因此經常（幾乎每次都會）遭到觀眾丟東西攻擊或辱罵，非常痛苦。

我不是說民意不重要，但它畢竟不是什麼價值指標；它往往根據某種政治需要所型塑，反映主流立場與特定品味，藉著壓制少數強化既得利益。這也難怪不管如何改朝換代，而我似乎永遠站錯邊，站在所謂主流民意的對立面。
（醫師）

正午，頂著太陽尋行。尋行，是因為找不著演講場地，而幸好開講尚逾半小時，索性隨意參訪這陌生而靜謐的小鎮。

來此，種因於月前赴中興新村演講，談客家文化之美。此係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之地方研習中心，辦理公務人員進修課程，每年皆有客家課程，調訓各地區公務員。

儘管高鐵奔波，行色匆匆，但往常的經驗，離去之前，總有鄉鎮承辦客家業務的第一線熱心公務員，上前提問或邀訪。就這樣，我意外地有了嘉義溪口之行。

小鎮人口約兩萬，散布在嘉南平原最北的田園上，行政商業與信仰中心由兩條近乎平行的街道構成。我沿著鄉公所所在的外環道漫游，一座老屋的翹脊很快便攫住我的視線。轉進巷內，來到屋前，便見「劉氏宗祠」匾額懸掛在正門上方，門聯則為「太乙燃黎天祿閣，箕裘派衍漢邦基」。再進祠堂內，50餘方牌位供奉在三座神龕上，每塊牌位書寫著十餘對祖考祖妣名諱，而婦女皆冠以孺人之名。

行前我做了功課，看過小鎮80多年前的人口統計資料及鄉志，知道當時近9千人口中，閩粵兩籍各佔一半，而粵籍則絕大部份來自廣東省潮州府的饒平縣。同時北邊隔著小河的雲林縣大埤鄉，也有許多饒平同姓族人。以人口規模而言，當時全台恐怕僅有新竹之竹北芎林新埔可以相提並論。特別是芎林劉姓人多勢眾，曾主宰地方社會百餘年，且至今不衰。

眼前這劉氏宗祠形制及牌位書寫習慣，活脫脫是居民客家饒平祖籍的歷史遺存。街上尚有兩處張氏宗祠亦為饒平後裔所築，以奉祀先祖。影響嘉義縣市地方政治甚大的張博雅所屬家族，即其後代派下子孫。

低迴留連，再三難去。直至演講時間迫近，才拿出電話聯絡上承辦人，找到了上課地點。我定講題為「欣賞客家：兼談嘉義溪口的饒平故事」，以國語及不太輪轉的閩南語，除了分享台灣傳統與現代的客家美學外，也調出自己的閱讀資料與心得，講述廣東與臺灣的饒平居民分布概況。

課中休息時，一位退休老師上前跟我說，他們確實已完全不會講饒平客家話了，甚至盡童年記憶之所及，也完全沒有任何家中長輩說客家話的印象。不過至今一些親屬稱謂如 「哥」 與「叔」等，用的不是閩南話，應該就是客家話了。

回程往高鐵的計程車司機正好也姓劉，於是問他這兒會不會就是他的故鄉。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我們用國語及閩南語交談，我的客家話題停在喉頭，不知如何啟齒。

這個包圍在漳州閩南人聚落的饒平孤島，可能19世紀中晚期消融在閩南文化中；相同的大埔客家版本也在20世紀初期在台中豐原上演過了；而此刻更在中壢或竹北如火如荼地進行。

暴露在都會化與工業化的環境中，居於少數的客家人，固然沒有生存危機，但是語言文化的流失趨勢，幾乎是無可抑遏。此刻除了「明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理想與執著，而盡力傳習客語外，恐怕只有早早思索一個沒有客家話的「後客家時代」，應有何種作為了。

月前新竹新埔劉家祠在宗祠博物館之設想下，聯絡參訪全台劉氏宗祠，台中石岡與屏東萬鑾之劉氏宗祠皆在交流之列。我想也該讓嘉義溪口入列吧，選擇適當的時間與形式，持續交流，讓客家與饒平在這海島多流連幾個世代。

當然，這不是什麼創新的想法，媽祖就是這樣年復一年地藉由進香與遶境，既凝聚了聚落內在的集體情感，也擴展了聚落外在的交流。一個跨區域的宗族交流，或許也相同地可行吧！

（交大客院人文社會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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