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國教上路在即，慌張不知所以的家長、教師時有所聞，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準備「贏在起跑點」的選手，還是在摩拳擦掌。

左看：扮裝彩虹的生意

一張彩虹斑馬線的照片被廣為流傳。這是特拉維夫市政府為配合同志驕傲月的活動，將部分市區斑馬線漆成彩虹。數年來，以色列政府透過旅遊部與外交部，希望將特拉維夫建設成同志之都。此政策雖遭宗教保守主義與恐同者的阻擋，但仍成為以色列重要的政策之一。具體成果，展現在特拉維夫已為全球同志所票選出的「同志之都」，被視為對同志最為友善的城市。同樣的，黎巴嫩亦有相似規劃，希望藉由開發同志旅遊路線，發展當地觀光產業。

【本報訊】台語音樂創作達人謝銘祐、舞蹈劇場創作能人羅文瑾、新生代舞蹈創作優人左涵潔將攜手讓安平金小姐既虛幻飄渺又真實的傳說，迴盪於動人的歌聲舞影中，道出古今歲月女性在父權社會裡所呈現出的輕秤生命與滄桑際遇的無奈，將女性對情愛、景物、人物的執著，以及在面對無疾而終的愛情時，內心極欲尋覓一處可以讓不安與孤獨的靈魂有所歸依的想望與渴望，深切的刻劃出來。

《金小姐》是稻草人舞團首次針對台南市立台南文化中心演藝廳所設計的大型製作演出，由羅文瑾與左涵潔共同以兩種角度的女性觀點來闡述她們對於《安平追想曲》裡傳奇女性金小姐的獨特想像，藉由謝銘祐對於安平文獻、金小姐故事背景豐富的理解，特別重新打造出現代版本的安平追想曲。

跳脫一般對於故事裡金小姐的身世探究和愛情無奈命運的陳述，本劇以當代女性思維重新思考檢視關於宿命與等待的主題，並且以電影畫面的拼貼手法將影像與肢體交替的時空轉換和情感連結呈現出來。

時間：6／23（六）

地點：台南文化中心演藝廳（台南市中華東路3段332號）

洽詢電話：06－336－2632兩廳院

■曾健民
位於朝鮮半島最南端，與半島本土隔著50萬里的濟州島，是一個美麗的火山島。它曾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為世界生物與世界自然遺產保護區，也於2005年被韓國前總統指定為「世界和平之島」，希望通過濟州島促進東亞的交流合作，創造東亞和平共同體。

對於大部分台灣人來說只是一個「觀光地」的濟州島，在它「生態環境」與「和平」的正面形象外，也有它悲傷的歷史和沉重的現實。戰前，濟州島曾作為日軍轟炸中國的中繼地，也是日軍抵抗美軍登陸的大軍集結地。戰後不久，在朝鮮建設獨立民族國家的動盪時期，1948年4月3日，濟州島民眾為了反對美國支持下的李承晚單方面在南朝鮮成立政府，發起了「4‧3」抗爭事件；對此，美軍和政府軍派大軍渡海鎮壓，有3萬人遭到屠殺，占當時人口的9分之1以上，這是有名的「濟州4‧3事件」。其悲慘決不亞於台灣的228事件。1950年韓戰爆發後，位於38度線大後方的濟州島成了美韓軍關押中國解放軍的戰俘營，被俘的中國解放軍經過慘酷的戰俘營鬥爭後，有2萬5千名解放軍被掛上「反共義士」的彩帶送來台灣。

冷戰崩解後，在東亞的後冷戰中，由於韓國在東北亞戰略位置的變化以及韓國經濟快速成長，原來只注重38度線安全的韓美軍，開始把注意力投向距離中國大陸只有5百英里的濟州島，在濟州島推動建設一個大型的海軍基地。由於居民的反對，幾經波折選中了濟州島最南端的江汀村。從2007年以來，以姜東均村長領頭的江汀村居民和來自全國的和平運動人士，冒著危險長期共同抵抗韓美軍的軍事基地建設。形成了一個以「生態生活‧和平」的基本價值對抗「軍事開發‧國家安全」的圖式。

江汀村是一個有豐富水源風光明媚的小漁村，曾是「4‧3事件」中被燒光殺光「消失的村子」，姜村長強調：「不能讓子孫再活在基地村！」與根植於在地「生活‧生態」實踐的江汀村反基地和平運動相結合的，是指向朝鮮和平統一‧反美國軍事霸權的全國和平運動。它們反對濟州軍事基地化的理由包括：基地將成為美軍海洋霸權的踏板、布署針對中國的飛彈防禦系統、必將把濟州捲入中美軍事對抗的災難中、將破壞環境且損害濟州觀光產業的形象。

喬姆斯基曾為文指出：江汀村是一個「保衛和平的戰場」，「濟州島的抗爭活動是反抗在亞洲發生一場潛在卻極富毀滅性大戰的關鍵一搏」，「對於相信全球社會公正的人們來說仍是一場極其重要的戰場」。
（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

■邱士杰

1949年後的中國知識分子經歷是許多人關心的問題。在「神州九號」與空間站對接的嶄新歷史時刻，我們似乎又能看到60年來知識分子多舛命運的發展與變化。

如所周知，「前三十年」的大量政治運動讓知識分子在階級政治之下遭受衝擊，但總非全部。凡是國家特別需要的領域──比方「兩彈一星」（導彈、核彈、人造衛星）科研──知識分子多少都能因為國家而免於運動。因此「後三十年」以知識分子命運為主題的反思便不免出現分裂。人文知識份子多能因為學科與國家意識型態之間的緊張關係，而對前三十年的境遇提出既不正面卻又主流的反思。與之相反，與國家發展密切相關的理工知識分子卻成為國家樂於塑造宣傳的典範。

第一個著名例子是作家徐遲於1978年撰寫的《哥德巴赫猜想》。這篇以數學家陳景潤在文革期間解答世界級數學謎題為主題的報告文學，既刻劃了數學家在文革中的動盪經歷，又歌頌了文革如何鍛鍊了陳景潤與中國人民。總之又紅又專。歌頌文革顯然是今日難以想像的。但正是這一方面反映了作品形成的特殊時期：此即四人幫倒台但仍然肯定文革的華國鋒時代。

第二個例子則以1979年的電影《李四光》為代表。這部充滿愛情、理想，與煽情配樂的劇情片打開一種敘述典範：首先是愛國科學家排除萬難奔回新中國參與建設的敘述、其次是科學家勇於與外國學霸一較高下的信心，其三則是迴避政治運動，專講技術成就。以後見之明的眼光來看，相較於政治依然掛帥的哥德巴赫猜想，這種敘述顯然更適應後三十年的需求。

第三個例子則正是「兩彈一星」本身。在前三十年，兩彈一星的成果是證明「階級政治」的「紅專」代表；但到了後三十年，參與這些機密工程的科研人員代替兩彈一星本身，登上了另一種敘述知識分子命運的舞台。科技成就、國家地位，以及科研知識分子的堅忍信念，成為這種敘述的主流內容，持續至今。

神舟載人航天取得持續進展以來，「兩彈一星」的科研知識分子敘述出現了變化。知識分子所佔據的敘述領域開始出讓一些位置給受過科研訓練的軍人，即專業航天員。雖然這也是美蘇曾經走過的道路，但在階級政治褪色，資本主義上天的今日，這種變化是否意味著曾經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國家終究無法將知識分子編織進自己的敘述之中？可是這究竟是階級政治的歷史「罪案」，還是資本主義的災難性後果？這或許是歷史轉折期的我們特別應當反思的。（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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