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受限於「富人主張多繳稅」的正義形象，總是在其中被迷惑得暈頭轉向。前有立委在證所稅產生嚴重歧異時，疾呼「尋找台灣巴菲特」。之後又有鴻海董事長郭台銘跳出來主張以富人稅取代證所稅，而後眾多本地富豪頗為避諱談此議題。在這些例子中，巴菲特幾乎都被舉出來當成模範實例，儼然化身成為某種社會良心的象徵。

但是，讓人迷惑之處也在於此。因為，同一個良心象徵，既可以在證所稅議題上主張富人多繳稅，場景一換，在週一主持股東會時，卻有勞工團體在會場外抗議大陸勞工的惡劣工作勞動條件。一個人竟然會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外在形象，實在頗讓人困惑。

這全是因為我們誤讀了巴菲特。巴菲特的事業做得頗為成功，稍有涉獵投資議題的讀者都會知道，「投資之神」的稱號絕非溢美之詞，巴菲特每年在自家公司股東會上對於投資趨勢、操作手法的解說，幾乎都被當成是投資教科書，這也讓他談起財經以外的議題時，就有無比的權威性。以致於，當巴菲特在去年8月以「美國不應再溺愛（codding）超級富豪」為題，投書報紙談起富人繳稅的議題時，正當性無人可擋。就連美國總統歐巴馬，都曾經嘗試將富人徵稅的主張稱為巴菲特法則，還將相關規定送入國會審議，儘管沒有成功，卻為歐巴馬、巴菲特賺得不少知名度。

巴菲特是遊走在政商兩方的投資高手，絕對不是純潔的小白兔商人。巴菲特的父親曾經連任4屆參議員，對於政治事務的理解絕非一張白紙，不過，巴菲特本人對於投資手法中的政治操作卻略過不談，只把投資操作描述為單純的財務操作。然而，從巴菲特的投資經歷卻可以看到，他有非常高的政治敏感度。巴菲特多次對於投機性、與生產無關的金融活動表示厭惡，但是，他主導的投資公司伯克夏海瑟威卻在金融海嘯前就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CDS的業務。最近的例子則是美國政府拒絕批准一條石油管線，管線位置與巴菲特投資北柏林頓鐵路的路線接近，此舉就曾被懷疑是官方藉著政策來掩護金融業者的投資目標。

巴菲特是投資公司的大股東，持有伯克夏近20％的股份，該公司的基本政策是不配發現金股利，再加上，巴菲特本人有效的採取避稅措施，所以能繳的稅頗為有限。我們對於巴菲特捐出自己財富、不留給子孫的宣示，標上個人的道德光環，對岸甚至以裸捐稱道他的義舉，卻忽略了，這個舉動的脈絡在於美國對於遺產繼承有嚴苛的稅制規定，而且，巴菲特主要的投資業務執行公司，基本政策是不配發現金股利。

巴菲特的言論在本地頗為少見，我們通常都把他詮釋為具備道德良心的富人，所能展現的正面形象。但是，放回到西方的脈絡，巴菲特展現的，是富人當中的一個類型，他的言論、行為，有濃厚的商業、政治盤算。也正因為是點到為止的政治語言，所以同為富人的階層，對於這種近乎踩著其他富人來拉抬自身形象的行為，儘管有言詞上的反對，卻沒有釀成尖銳的矛盾。然而，在太平洋對岸的台灣，卻只把巴菲特描述成言行一致的君子，而忘了，富人成天在商業、政治的爾虞我詐當中殺出血路，要到何處去尋赤子之心？

這種歷史例證，見諸於大規模的政治革命如法國大革命、中國辛亥革命等，當然也見諸於較小規模的社會制度重大改革，如即將實施的台灣12年國教。

12年國教的核心目標，在於超越考試主義（免試入學）與普遍而開放的高中職就學機會（就近入學）。但，除非批評者能證明，這兩個基本目標本身就是不可取，否則一切以手段上的可行性來質疑，那就不過是另一層面的問題而已，絲毫不影響這目標選擇的合理性與必要性。正如，我們不會以法國大革命曾發生過「恐怖統治」而否定這場革命的必要性。

要達到12年國教上述的理想，其條件與手段之困難當然不在話下，惟其如此，我們就更應集思廣益一起規劃更週延的配套措施，宣導更進步的社會價值，才能一步步地達成這教改的目標。
許若仁／社會評論者

12年國教，似乎是台灣教育制度近十餘年來最重大的進步突破。12年國教不再以考試方式來作為篩選青少年入學門檻的基本準據，而要求各學校必須至少提供4分之3的名額為免試入學。

然而，任何制度的設計是不能脫離具體社會文化與現實條件來推動。如果基本社會價值觀尚未改變，則脫離社會現實的制度，就不僅是徒具形式，而且更會變本加厲地逆道而行，反而使原本可在現實中運作發展的舊制度機能完全喪失殆盡。

例如，台灣社會現有的明星高中，其依照規定的免試入學名額根本不敷需求。到時必然是大家都要擠破頭要以所謂「超額比序」方式來競爭入學。而教育部公佈的「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參考一覽表」，列出了會考成績、志願序、就近入學、無記過紀錄、體適能、各項競賽、服務學習、體育藝能科等均衡學習等13項。

在台灣這種人人精於競爭比試的社會氛圍裡，哪位家長不會讓自己小孩去鑽門道補習這些才藝、去志工服務來換取入學機會呢？這樣一來，就根本完全扭曲了才藝、社會服務的制度美意，而不過是另類的考試門檻罷了。

若執意推動，12國教下場，恐怕比今日基測制度還可怕！
陳安君／大學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