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商界人士，經過多年的媒體宣傳、造神，所塑造起來的樣貌，幾乎已經是完全破產了。因為，資本家被建構的睿智、精明形象，跟現實中的緊張、驚惶，甚至見到黑影就開槍的風格，是完全不對稱的。

只要稍微涉獵人物傳記、財經雜誌，就會注意到商業人士的形象，幾乎都不會脫離肯拚、突破逆境、洞察趨勢、聰明絕頂的類型。最典型的傳記報導標題，是由「從谷底到顛峰」，或是「如何突破人生困境」之類的文字所堆出來。傳記當中一律會出現各種難關的突破例子，有的是像先知般在事情發生前就預見難題先做好準備，有的則像活力充沛的拓荒英雄把所有問題逐一解決。從商業人士的報導，甚至學術的個案研究，所呈現商業文化，就像是一個完美人物。甚至，關於台灣中小企業的描述，幾乎都有一個「拎著一卡皮箱闖天下」刻板印象。似乎台灣島上充滿了敢拚、不怕苦的商業菁英。

在1970年代發跡的商業人士，形象上充滿霸氣，至於在1980年代崛起的新貴，由於接受的教育資源較多，加上近幾年媒體不斷強調創意、文化資本，因此處處展露睿智、品味、風範。

但是，這些形象在證所稅的討論當中，完全消失無蹤。商業界那種突破困境的霸氣不見了，對於環境變動的忍受風度也不再出現。業界對於證所稅的法條，字斟句酌，遇有一點更動就大呼受不了，認為影響效應會動搖產業根基，甚至讓經濟陷入谷底。

如果我們把證所稅討論時的商業人士形象，跟財經媒體當中所建構出的完美樣貌互相對照，就會發現這真是一個讓人精神分裂的世界。從1970年代台灣退出聯合國、石油危機、台美斷交等挫折中成長的台灣商業、金融業菁英，理應是見過大風大浪，有足夠的處理經驗，但是一遇上證所稅，應變能力、接受態度卻幾乎完全破功。

更特別的是，台灣的資本家對於政治環境的變動，並非毫無國際經驗。遠的例子不說，近的就有全球性的巴賽爾協定，這幾乎是來自於業界外部的強制性政策，本地業界只能被動的接受，然後進行自我調整。照理來說，商業界對於這種突發性、自己無法掌控發聲的政策性變動，應該有很豐富的處理經驗。但是現實卻顯然不是這樣。號稱有國際化視野、在國外走闖的商業菁英，遇上證所稅議題時，沒有看到見過世面的豁達，倒像是錙銖必較的販子。

而且，最大的矛盾之處在於，只要稍微讀過一點台灣歷史，幾乎都會接受「目前的台灣政治、經濟，在管制上比1980年代要來的寬鬆」的看法。那麼，為什麼在管制較多的政治、經濟環境時期，仍能成長茁壯的商業界，在目前已經顯得寬鬆許多的現代，一遇上政策變動就宛如寸步難行？到底是環境變了，還是商業界的企圖變了？

如果我們把台灣的商業界，看成是一個具有人格特質的整體。那麼，在公開場合、媒體報導下的商業界，就像是一個歷經風浪、謀定而後動的沉穩壯年人，而在證所稅議題中的商業界，則像是焦慮、緊張，然後在驚惶失措中叨叨不休的青少年。

證所稅的議題，早已經超越稅改、公平正義的範圍。從商業文化、公關形象的角度來看，證所稅這個議題，掀出了整個商業界的底。

首先，低薪根本不是甚麼世代問題。近10多年來台灣全體受雇者的薪資停滯，早已人盡皆知，且其平均薪資，根據主計總處的同一調查，也僅有3萬5千元左右，與前述的3萬元標準其實相去不多，而全體受雇者之中，月薪不到3萬元者，也高達42.83％。換句話說，更貼近現實的描述或許是：全體受雇者的薪資普遍低迷。當然，在經驗上，低薪現象確實較易出現在年輕人身上，但拿年輕人的某些特質說事，無法解釋年輕人的平均薪資，連同全體受雇者薪資一起停滯乃致倒退的現實。

統計數字本來就有多種敘述方式，薪資高低可以依照性別、年齡、地區、職業、雇用狀態等等樣本特性任意劃分、貼標籤，並不意謂這些特質與低薪有甚麼因果本質聯繫。但在大眾媒體上卻很容易渲染出「因為年輕所以低薪」，從而把低薪的焦點從結構性問題轉為個人或世代特質的迷思。
李亮／文字工作者

台灣社會的整合運作機能似乎逐漸失靈，近來有幾項與青年世代相關的新聞，都不約而同地指出了這一點。

首先，日前教育部發現，今年各大專院校的延畢人數創新高，達5萬4千多人，比去年又增加了近1千人；其次，日前主計總處則發布消息，統計全國30歲以下的受雇者有近6成3的月薪不到3萬元；接著，5月失業率為4.12％，但20到24歲失業率達12.19％，25到29歲失業率達7.02％，皆大幅高於平均值。這些統計數字清楚指出，年輕人正面臨一股嚴峻的社會排除過程，被排除出正常的人生畢業、就業軌道，排除出有能力過正常生活的軌道，排除出社會經濟生產的軌道。

這還不是問題的全部，而只是冰山一角。更可怕的是，掌握這個社會的中年人們仍在將大量資源灌注在自己身上。諸如優厚的健保給付（中老年人使用最多醫療資源）、愈炒愈高的房價（中老年人擁房期待增值），以及持續攀高的國債（反正是下一代來還），其實都是兇悍的世代財富轉移。

當社會排除的對象從邊緣弱勢者轉向青年世代，排除青年其實就是排除社會的未來。
王放／政治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