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所料，台灣的資產階級再度利用機會，要求延後開徵證所稅。這次的「機會」是基於經濟不景氣，源自各種權威經濟研究機構紛紛調降全球各經濟體經濟成長率的預測數字。其中，台灣甚至被削減至不到2％。日本、美國、歐盟國家，乃至金磚五國，包括金融海嘯後世界經濟復甦火車頭的中國大陸，亦紛紛下跌。台灣的資產階級就利用這個機會，要求政府暫緩推動證所稅，異口同聲地嗆聲「時機不對」。

問題是，什麼時候才是對的稅改時機？

是經濟成長快速時期嗎？歷史上，所有稅改都是在政府財政收入不足的時期進行；這類時期，經濟很少成長快速的。而且，在過去經濟成長快速的時期，這些人可不會要求開徵證所稅。

當然，他們可以理直氣壯地說，他們沒有責任去倡議課徵證所稅，這是政府的責任。作為被徵稅的對象，當然只會反抗政府的開徵，不可能違背自身利益主動要求開徵。這樣的理由看來合情合理，但是反映了冷冰冰的事實：資產階級是不會顧全大局的；稅改，只有依靠弱勢階級的團結爭取才有可能。

問題是，弱勢階級雖人數多，卻是力量分散，影響不了政府的政策，更不容易取得在大眾媒體表達主張的機會。唯一辦法，就是利用投票，逼迫政客們進行稅改。但是，這仍然需要特別的條件，例如社會貧富差距過大，或是弱勢階級因失業貧困而發生多起悲劇事件，才會促使政客們提出稅改政策。

問題就在這裡。政客們會提議稅改，只有在經濟情況不好，社會矛盾激化之際。而我們的資產階級卻說，經濟情況不好不是開徵證所稅的時機；可是經濟情況較好的時期，社會矛盾不嚴重，政客們根本不會自找麻煩去倡議開徵新稅目。結果就是，證所稅永遠開徵不了。這就是台灣一直沒有開徵證所稅的原因。

台灣已經步入後工業時代，獲得財富的主要手段已經不是工作的薪水收入，而是股市與房市的投資收益。正如從農業經濟轉型到工業經濟，政府的稅收從田賦轉變為薪資稅與商業稅（關稅、營業稅等），在後工業時代，台灣的稅收主要也該從關稅、個人所得稅轉型為投資利得稅。證所稅正是投資利得稅的大宗。不幸，由於政府稅改的決心不夠，資產階級百般阻擾（這點其實並不意外），使得台灣資產階級從股票獲得的巨額利潤長期未曾交稅。這是台灣半世紀以來最大的不公不義事件。

要之，稅改不會在繁榮富裕時期發生，而是在經濟困難時期出現。但是，資產階級會利用經濟困難作為理由來阻擾稅改。因此，馬英九連任後積極推動的稅改，很可能被迫七折八扣，達不到應有的歷史性意義。

左看：科技來自營利 人類並未突變

兀自捧著手機或平面電腦盯螢幕，不管是當街或當眾，正在昭示一種橫空出世的新族群，良以資訊通信的行動裝置長足進展，等於讓個人無時無地不與天地玄黃、中外古今的一切的一切相連相通。

台灣不愧是資訊業的生產基地，一馬當先地爆發了「低頭族」的出生潮，如果再考慮雲端運算行將問世，可預料低頭族還要昌盛繁多。但隨著人機界面的進一步融合，低頭扳指的姿態只怕是一時的現象，焉不知視控、聲控的應用，人類又要變妝為抬頭族、馬耳族等等？

畢竟，科技來自營利動機，而不是來自人性，如廠商所宣傳的台詞，為了掏出人們的錢，廠商當然要貼近人們的需要，此中因果不得顛倒，這是資本主義的鐵律，蘋果、微軟等等都不能違背，問題是，這樣一回又一回推陳出新，刮盡天下錢，最後誰買？而追逐這些電腦軟硬體的新人類，到底能一逕徜徉在虛擬世界嗎？主體可是一縷幽靈？而最現實的挑戰是，數位鴻溝越來越擴大階級矛盾，網路社會不可能兀自存在，人類並未脫軌演化，更未突變。　

趙萬來／大學教授

經過2001年911事件之後，隨著美國主要媒體的全球播送之下，穆斯林被披上一層破壞民主與繁榮的面紗，信仰阿拉的子民頓時間無差別地被視為右手持可蘭經、左手持步槍掃射的「恐怖分子」，對「聖戰」的慾望更勝於對理性的堅持，已故政治學者杭亭頓所倡言的文明衝突論，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

卒於2008年12月，西方資本主義經濟世界蕭條之際的杭亭頓，以及包括其他政治發展學者在內，如同1980年代的國際關係學者沒有一個看到蘇聯解體的可能，也沒有人預見北非的伊斯蘭世界颳起了一陣推翻獨裁者的起義風潮，埃及、突尼西亞等國的民眾希望能夠政治民主化，打破了世人過去對穆斯林的成見，穆斯林世界開始與民主真正產生了連結。

如果就照上面這麼說，可能僅符合了一般人的印象，而忽略了真實的發展。像是從2003年上任至今的土耳其總理艾爾段就沒在怕的，因為他是透過國會大選產生的總理，擁有來自民意的正當性。印尼則是另一個伊斯蘭國家民主化的例證。1998年的東亞金融風暴不僅重創印尼的經濟，也讓執政長達32年的獨裁者蘇哈托下台，1999年哈比比上台後一直到今天的尤多約諾都一直堅持民主選舉的原則，即便尤多約諾係軍人出身，但在印尼及國際社會都不會認為這是軍人干政。代議民主在一個經濟談不上富裕、人口高達2.22億，境內有300種族裔以及180餘種地方語言的國家能夠在後獨裁時代，不僅顛覆了現代化理論中經濟發展與民主政治關連性的預設，同時亦讓「多族裔國家、伊斯蘭國家難以發展民主政治」等習見瞠目結舌。

嚴格地說，印尼與中亞、北非世界的伊斯蘭國家相較確實有其特殊性。穆斯林佔國內人口比例90％，其次是基督教徒與印度教徒；除了二戰後的排華政策以及東亞金融風暴中的排華風潮外，印尼基本上是一個尊重宗教發展與族裔平等的多元社會。金融風暴後，避走他鄉的華人在這幾年又回到了印尼，現在就連共產黨都可以自由活動了。根據學者費徐（Steven Fish）與盧西爾（Danielle Lussier）的研究，印尼民眾參與社會團體的情況高居全球前20％，高過菲律賓、新加坡與泰國甚多。活潑的市民社會穩定了印尼民主政治生根發展的可能性，與土耳其這一個看來較為民主的伊斯蘭國家相對照，其總理及主要政黨能夠容許境內的庫德族人自由地表現庫德族語言與文化嗎？

從印尼的經驗出發，如這些國家經由民選的政治領導人若無法帶給社會更多自主的空間以及採取更為開闊的態度面對教義律法與世俗世界的聯繫，「伊斯蘭民主」恐怕就只是曇花一現。（社會觀察人士）

「農業是國家的根本」之所以成立、必須被強調，並非緬懷傳統文化，而是因為農業的發展內容與程度直接影響糧食自給率，從而影響國家在貿易上的對外依賴度及外交上維護主權之實力。

然而，根據行政院主計處就業人口統計資料，民國85年農林漁牧業就業人數為91萬人，但100年只剩下54萬人，15年來農業人口銳減將近一半。若從農業人口的年齡分佈來看，近10年來，15到44歲的農業人口，降低了54.11％；同時，除了70歲以上的農業人口增加外，其他年齡層的人數均大幅降低，顯示學生與青年大量從農村出走，農業人口不僅老化，而且超齡化。

要解決農業人口流失、老化的「失根現象」，政府補助顯然不是可靠的力量（姑且不論每年有超過100億的預算被用在「鼓勵休耕」，日前「小地主大佃農」停止接受稻米耕作申請一事必讓許多原本考慮投入農業的青年因此卻步）；而近年來從都市返鄉從事農業工作的回流人口雖然略有增加，其中甚至不乏意識到盤商剝削問題、因此積極創立品牌展開行銷的經營者，但終究仍是少數，況且，這群回流人口的農業知識與技術熟練度普遍偏低，往往因此半路夭折，對重建農業而言同樣無法依賴。

究其原因，農業人口之所以流失、老化，除了「從事農業」是個相對難以維持生計、養家活口的行業之外，現行教育體制則是另外一個相當重要、卻長期被忽略的影響因素。

首先，無論是學校或是補習班，只要在農村奉行崇尚升學考試的教育方式，談及求學的意義與目的時，總會是以繼續升學作為最終結論。而這就形同於不斷向學生灌輸「離開農村前往都市繼續升學才是光榮的、值得追求的人生道路」這類的價值觀，儘管留洋博士歸國後找不到工作的職場新聞一再成為媒體的熱門話題亦然。

再者，對農村子弟而言，現行教育體制除了鼓勵其疏遠農業之外，教學內容與思維也脫離其生活實踐甚遠。就國民中小學的課綱而言，其中當然有許多內容能夠與農業生產相互聯繫、結合，但是卻總是只被當成教科書上的抽象知識來講授，不但抹去了「為什麼要學習這項知識」，也省略了「這項知識可以如何運用」，因此也就連帶地對自己眼前、家人身上乃至於生活周遭的各種農業相關現象視而不見。

試問，這樣的教育內容、教學方式與背後的價值觀，如何能讓農村青少年願意投入農業？也因此，除了從經濟收入的角度來思考「如何使青年願意投入農業」之外，在教育領域著手嘗試使孩子更早開始接觸農業、認識農業，亦將是不容忽視的重要途徑。

（文教工作者）

立報歡迎您投稿與指教。詳情請參投稿與聯絡立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