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頗為有趣。反媒體壟斷的理念、主張是否切中要害，還有討論的空間，但是，在當前號稱多元化的社會當中，卻在發言、溝通方式上，讓威權時代的價值觀，還像個活化石般的存在著。

台灣脫離戒嚴時代已經將近30年，自由、多元的價值早已在逐步開放的過程中，被釋放出來，目前社會呈現的氛圍是「誰也不怕誰」。家長、老師在年輕世代的成長過程中，一直都強調「年輕人就是要有個性」、「要勇於表達主見」，甚至似有若無的將這種價值觀、生活方式，視為是國家競爭力的來源。因為，據說台灣要走向以創意為主的產業型態，而人才為了適應產業的發展，也要往這個方向調整。儘管「主見」跟「自我中心」只有一線之隔，但是，搞怪在某種程度上都是被默許，甚至是被正面鼓勵的。

成人不僅這樣的教導著年輕世代，自己也身體力行。稍有涉獵2004年紅衫軍反貪腐活動以來，直到現在的各類型抗議活動現象的讀者，都可以看到政治運動、社會抗議活動，以及言論的尺度早已大開。媒體可以針貶時事，甚至將執政者冠上各種難聽的標籤，而不用擔心秋後算帳；民意代表也從選上後就以高高在上態度擔任意見領袖的身分，轉而變成要以選民意見為優先的角色；抗議者可以在總統府前的拒馬旁邊，對著鎮暴警察大聲吶喊，甚至當著元首的面嗆聲，而罕見到受傷害。社會環境早已開放，學生嗆老師、員工嗆主管早已是常態，也幾乎沒有人因此而受到傷害；年長者則是時時刻刻以親和的態度對待後輩，就怕被扣上LKK的帽子。

但是，當場景、角色對換時，所有的運作規則都變了。

媒體引用立法委員們的片面之言，有意藉此形成民意壓力，認為學生在立法院的表現應該要莊重、要遵守某種正式場合中的規範（潛規則）。這種感覺很奇特，瞬間將時代的氛圍拉回到解嚴前夕那個充滿威權價值觀的時代，一切都有秩序、有規範，要自我克制。議會的場域突然變得神聖不已，完全沒有民代接待請願民眾的親和性；政治事務突然變得嚴肅不已，不但要慎行，發言時還要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長輩對於晚輩的態度，也突然很強調倫理、層級。

在這其中倒是少有人去討論，學生的表現，到底是違反了「看場合說話」的傳統價值觀，還是實踐了「勇於表現自我」的現代教育理念？在事件發生後，學校雖然忙不迭地出面向社會道歉，彷彿倫理道德的教育仍然存在於學校教育之中。但是，卻很少人去討論，就連學校經營都講求計算點數、CP值、投入產出，沉浸於一分耕耘一分收獲的主流社會價值時，學校還保留了多少倫理道德的價值觀？

我們儘管離開威權時代甚遠，有些人甚至完全沒有經歷過威權時代，但是在類似的爭議中，卻顯示我們在文化、價值觀上，根本沒有脫離威權時代，我們還是希望有某種秩序、導師的存在。於是在青年學生被帶入國會的議題上，各方反應幾乎是瞬間讓場景、氛圍回到舊時代。

這真是時代的最大諷刺。

特別是：這波以學生運動為主所闢出的媒體公共性課題，一旦碰上真實的媒體交易過程，問題將不只存在於NCC，或者行政院公平會如何把關媒體壟斷與交易，也將存在於壹傳媒工會體系的自主性與選擇。

在歐洲，法國世界報、德國明鏡週刊、英國衛報的經驗，都指出具獨立報導精神的媒體，毋須永遠小眾；端看閱聽大眾如何以消費力啟動媒體民主化，選擇建立、支持公共化的媒體。在亞洲，伴隨1987年南韓民主化解嚴的產物，是以6萬5千多個市民股東與其新聞從業人員集資持股，共同創出全韓第四大媒體的獨立媒體《Hankyoreh》（韓民族日報）。

為拓展新聞自由、專業與深度找到新戰場，事實上現前的媒體壟斷危機提供了兩種可能路徑：一是發動公眾消費媒體力量，良幣驅逐劣幣，扶植既有的獨立媒體穩固、茁壯。另一則是從壹傳媒工會交易案中，重新以壹傳媒工會主體性，結合廣大客群，找到獨立、公共化的新可能性。
陳虹穎／文化評論人

壹傳媒工會系統先是經歷黎智英擺道，看盡急欲擺脫爛攤子的商人嘴臉外，又碰到以保守與新聞干預起家的資本家聯合購併。接下來要在哪些老闆間翻炒或顛沛流離，看來不過是冷飯熱炒。國內主流媒體清一色在搞互相惡鬥拚閱報率／收視率遊戲。

目前為止，既有媒體報導中，無論在行政院公平會、立法院公聽會場上，壹傳媒工會的主體性除了主張「新聞自主」以外，對於積極推翻資方一手掌控的報業結構似乎並無太大興趣。以至於至今壹傳媒工會方面所謂的「媒體公共性」，仍然連個八字都還沒寫。

近日來，各大報忙碌的是浪費新聞版面搞搞小利益小吵架，實在無聊透頂，長遠看來也不符合大眾閱聽市場之利益。這波掀起的學生運動爭取媒體民主的浪潮，放在壹傳媒身上是否押對寶還待觀察。

在資本市場邏輯下，究竟到最後是「飯碗主義」至上？還是「媒體公共化」戰線走得長？這直接挑戰到台灣既有媒體生態環境，以及在裡頭形塑這環境的每個工作者。如果飯碗優渥作為易主的福利保障，就足以潰散壹傳媒再鬥之心，那麼「媒體公共化」之路欲復興，看起來不如先從消費者運動全面推翻開始搞起。

我們什麼都有，也什麼都沒有。我們全都會上天堂，也全都會下地獄。
陸已興／國小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