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體的趨勢從309反核遊行之後就已經顯示出來，自從遊行之後，反核陣營對於核四的質疑，只剩下號稱專家的個人式發言，而少見到各種質疑的意見的匯集；而捍衛核電陣營的聲音，也顯得微弱，似乎只是在做某種核電知識的授課解說，而很少見到任何針對民眾對核四的各種疑惑，而採用不同的解釋方式。這是很詭異的狀況，如果核四議題真的具有高度的爭議性、普遍性，質疑核四的陣營應該會有各種疑惑，有理性面的核電廠設計、能源政策，也會有感性面的核安顧慮，大鳴大放甚至無的放矢，才是一個議題為整個社會關切時所應該呈現的狀態。

這一點，只要回顧西方的反核運動就可以看到，然而，台灣偏偏是逆著走，核四議題整個限縮在知識議題，似乎台灣人在公共議題的層次上已經超英趕美到了完全進入理性討論的層次。如果依照這個狀態，照理來說反對核四陣營中最吸睛應該是專家、名嘴，但是，最讓人回味無窮的反而是演藝人員在核四議題表態，而對於幽浮、命案無所不知的談話性節目，對此議題的著墨卻甚少。媒體辯稱這是專業議題，其實是遁辭，談話性節目的議題各個都很專業，卻從未像核四議題一般。

更奇特的則是行政部門。政府最初拋出核四公投議題時，就是曾經表示希望能用直接民主來補足代議政治的不足。儘管在現階段的公民投票制度設計，只是在不威脅代議民主的合理地位下，所進行的某種形式操作，但是，依照檯面上所宣示的「直接民主」邏輯，政府的溝通對象、溝通方式，應該是要從「向民眾溝通」著手。然而，實際的狀況卻是，政府捍衛政策時，像是在對少數社運頭人、政治人物進行交代一般：對於核電內容的解說內容像是老師授課，解說方式生硬而無趣味，完全看不出有「解除民眾疑慮」的意圖。

最典型的例子是府院高層在3月31日會見「媽媽監督核電廠聯盟」，整場溝通不像是「媽媽」在場，倒像是廟堂之上由媽媽進行的政策對話。如果反核團體的背後是有充沛的民意基礎以及民眾對於議題的熱情投入，發問的方式、發問的內容會更有能量；如果捍衛政策的行政部門確實理解到此議題是需要說服一整群人，而不是說服少數人時，捍衛政策、解說方式將會更靈活、更感性，而不會像是在作辯論比賽。這一點，只要稍稍回顧美牛、瘦肉精議題，就可以看出其中的差異，反對、捍衛瘦肉精的兩方陣營，為了擴大論述的影響力，在解說時有各種不同的形式，但是目前核四議題的雙方陣營，在解說方式上卻顯得單調而蒼白。

而核四「強化安全檢測小組」的設立，更可以顯現這個議題的「交代」形式。檢測小組所做的工作與工程顧問公司差異不大，甚至與原能會在核四建造以來的監督方式類似，但是，不論是贊成或反對核四的陣營，卻罕見地對於整廠體檢的內容、項目、公布方式沒有太多的討論。尤其是，檢測的公信力可能會是核四公投前的隱藏地雷，至今沒有太多討論。

這是集體的不知不覺。表面上，反核運動有高潮、里程碑，實際上卻是已經與「人民」逐漸脫鉤，只是各取所需的表演舞台。

面對形象亟待修補的仕途危機與弊案頻傳的市府團隊，郝龍斌市長特別聘任張金鶚教授於4月1日愚人節正式就任台北市副市長。就此一團隊治理目標看來，其治理重點在於如何善用餘1年9個月任期，撲滅各方爭議，提升不知道屬於誰、為了誰的城市品味。

就在同一日，韓國首爾市市長朴元淳向市民們發表首爾市都市計劃的下一個百年大計──改變過度壓縮、高速成長模式，重新轉換為以人為中心的都市再生，審慎以未來百年的發展尺度，重新考量發展的品質與市民參與的關係，挽救所有不可逆的開發與建築。

同樣面對首都再發展政策捅出6、7百個一發不可收拾的都更簍子，同樣遭遇住宅短缺、人口湧入與土地稀少的問題，前者是透過媒體言論滅火、妝點施政，後者則親自走訪各爭議案現場，逐一展開專案調查、直接對話。兩地市府首長，卻有截然不同的治理格局。
陳虹穎／文化評論人

在貧富差距拉劇、失業率飆升，勞保超貸且22K滿天下的無望今日，此類掏空人民稅金、藉由重大開發案內神通外鬼的行徑，令人質疑執政黨的存在，究竟殘存什麼意義。面對下一屆總統大選的寶位，台北市、新北市兩市長郝龍斌、朱立倫都積極在議題表態上，一面倒向民意依歸，顯現出不同凡響的企圖心，但兩人說穿了都只不過是形象白淨、吃相優雅的炒短線派「政客」。

打個比方，譬如廢核電廠爭議，隨著民間反核聲浪大勢起，眾多名人嗆聲加持，郝朱兩人也勇敢忤逆黨意，表態如果要公投就投反核。這類純屬政治表態類的空氣話，發生在毫無行政裁量權的公眾人物身上叫勇敢，發生在擁有行政實權與政策創造、執行力的政治人物身上叫做惺惺作態。

為甚麼這麼說？當一個行政首長真心想反核，他會為了讓選民們安心、積極運用既有資源創造出足以讓民眾安心棄核的能源安全網。首爾市長朴元淳就是一例。自2012年初，他找來各國能源專家與各社區組織與合作社，為首爾市規劃以社區為單位的替代能源方案，鼓勵民眾將「非核家園」心願轉換為日常生活實踐，藉此「減掉一座核電廠」。這樣的具體行動比千百句媒體上的表態、創造形象話題，更有建設性。
陸已興／國小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