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載，因為績效獎金遭砍的導火線，石油工會心生另立山頭之念，亟欲串連全產總、全總，籌組政黨。

左看：逼朝翻臉 美國高調返亞洲

像是個耍脾氣的孩子，對於中俄的不再力挺，讓朝鮮更為加大放狠話的力度。廢棄休戰協定，認定朝鮮半島仍處戰爭狀態，種種作為雖一步步向戰局逼近，各方卻皆認為朝鮮不過重演舊事，藉此重整內部，鞏固領導中心，增加對外談判身價的博奕籌碼。

■曾健民
從去年9月日本政府以釣魚台國有化挑起中日對抗後，在美國的添油加火下，日本右翼政客政黨趁勢以「中國威脅論」為杠桿取得了政權。上台不到4個月的安倍政權更瘋狂地從印度、緬甸、東南亞，一路到前幾天的蒙古，聲嘶力竭地要包圍中國。他以鼓動中國威脅論，把長期處於經濟壓迫下的日本民眾的對中國歷史情結煽動成反中國的民族主義，背後是日本壟斷資本家（以「經團連」為中心）和官僚、政客、媒體的三角聯盟，為了鞏固其統治地位的手法。煽動民族主義和國權主義只是障眼法。

再加上，大量印鈔、撒鈔以通貨膨脹來製造「安倍景氣」的亢奮劑；最後登場的，便是最近宣布的加入美國TPP談判。這就是安倍政權的危險「三部曲」。然而，在它後面高高揮著指揮鞭子的，是以歐巴馬為政治代理的全球跨國金融集團和日本跨國財團聯手，主要目的在套住日本脖子，另一方面，在抑制或演變中國的崛起。

其實，在危險「三部曲」中，最近剛剛上場的TPP才是真的主旋律。

八○年代中末颳向日本的新自由主義狂飆雖然使日本失落了二十年，卻造就了包括輸出產業和金融業的日本壟斷性跨國財團；它與日本政客官僚的結盟，便形成了今日日本式的「法團主義」（corporatism），它左右著日本政治的走向。這些已成為無國境跨國資本俱樂部一部分的日本統治性資本，所服務的不是「國民」或「國益」而是最大的投資報酬率，它們像地球生物四處逐水草而居。它們成了日本加入TPP的推動主力，也可以說是危險三部曲的合奏者。

據瑞士聯邦理工學院有關全球公司控制網絡的研究報告，在分析了全世界43,060跨國公司的持股網絡後發現，全球經濟的40％由147家互相持股的大公司「超級實體」所控制，這超級實體的前10名以及絕大多數都是金融集團。這個由少數金融跨國公司組成的「超級實體」與歐美各國的政治結盟構成了今日西方的「法團主義」的資本主義。就如澳洲評論家John Pilger所形容的：「西方國家正邁向『法團主義』，民主已成為商業計劃，底層是每一個人的活動；議會與政黨全致力於同樣的經濟政策──給富人以社會主義，給窮人以資本主義，以及對無止境的戰爭屈從的外交政策，這不是民主。」

TPP並不是如宣傳的只是「多國間貿易協定」，而是為了使跨國公司便於弱化國家主權拆除民族國家的防波堤，更自由追求資本利益的掠奪協定。若再加上2月開始的美國與歐盟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係」談判，顯然，一個以美歐日為中心的跨國公司「超級實體」為核心的、新型的世界統治體制正在啟動。
（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

■黃德北
國民黨黨主席辦公室主任及馬英九的御用律師賴素如因為涉入太極雙星弊案，遭檢方提請收押禁見，近日成為媒體關注焦點。從行政院秘書長林益世、南投縣長李朝卿到賴素如議員貪腐案的爆發，論者多強調這是國民黨或馬英九所面臨的統治危機，質疑國民黨已經存在結構性的弊病，使得貪腐成為必然發生的問題。但如果我們注意到近來民進黨重量級政治人物吳乃仁、洪奇昌也因貪污案遭判刑定讞確定，以及陳水扁前總統之前的國務機要費等貪腐弊案纏身，而民進黨全黨一致為陳水扁保外就醫大力奔波動員，完全未反省陳水扁貪污的本質，就知道貪腐已經不是台灣特定政黨的專屬，而成為主流政黨普遍特質，顯然這是結構性因素所造成。因此，貪腐已經不是統治危機，它實際上成為台灣民主危機的來源。

民主危機並非新鮮名詞，早在1970年代尼克森水門事件發生後，美國就出現對民主政治的檢討聲浪，當時著名的智庫組織「三邊委員會」就曾召集美國學界撰寫《民主危機》專書，對自由主義民主政治進行檢討。隨後因為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民主危機的反省遂告終結，反而出現福山那種「自由主義」政經體制已成歷史發展終極目標的自滿論調。

當代代議民主政治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經濟基礎上，勢必會受經濟基礎的影響，資本家處處想要設法影響政治運作，透過政治獻金換取優惠政策通過是最常使用的手段，以致自由主義代議民主常被批評是資產階級民主。為了防止資產階級對於政治介入太深，不利整體資本主義發展，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曾經研擬出各項制度設計如加強議會監督與檢調權力、提供公費選舉、限制選舉經費與政治獻金金額、保障媒體報導自由與競爭空間等，但效果總是不彰。特別是從1980年代新自由主義當道後，限制資本的主張受到批評，資本的力量更為龐大，民主危機與資本主義危機同步發展，日趨嚴重，政治人物完全無法提出有效對策解決當前的政治與經濟問題。

在台灣，民主危機更是一個嚴重的問題，由於法治不健全，我們並未發展出一套制約資本與政治勾結的有效體制，許多反貪腐法律與制度缺乏，加上司法高層人員自身的腐敗，要將金權掛鉤的貪腐案件定罪困難重重。尤其台灣選舉經費的龐大，更使兩大黨的候選人必須向資本傾斜，構成對資本的結構性依賴，貪腐就成為不可避免的結果。面對這樣的困局，勢必要做徹底的制度變革，但兩大黨卻完全無法採取積極作為，這正是今天台灣民主的主要危機。我們要認清：把屬於人民的民主還給人民，這要靠人民的努力才能實現。
（世新大學社發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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