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 灣 立 報 《 言 論 廣 場 》 2013-04-17─立報─言論廣場─智邦公益電子報
enews.url.com.tw · April 04,2014台 灣 立 報 《 言 論 廣 場 》 2013-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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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 立 報 《 言 論 廣 場 》 2013-04-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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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期目錄 ★ ★ |
社論:歌唱比賽凸顯本地文創產業瓶頸 |
在中國大陸舉行的《我是歌手》,由於有本地資深歌手參賽,再加上決賽結果爆出冷門,在本地引起不少話題。此事算是一次戳穿我們對於流行音樂、文創產業,甚至是歌唱比賽的朦朧認知,對於大眾的智識成長,實在是一件大功德。 首先被戳破的是,歌唱比賽的過程其實無關實力,而只是一場戲。《我是歌手》比賽過程不斷出現職業觀眾、名單內定的傳言,這些對於本地觀眾其實並不陌生,過去數年間在台灣所舉辦的電視選秀、歌唱競賽都有類似的傳言,而這些懷疑一貫的都沒有獲得證實,不過,最震撼的應該是本地的製作人兼比賽評審,在比賽結果公布後,為了撫平觀眾失落的情緒而透露的「別當成比賽,歌唱比賽只是一個經過精心設計的綜藝節目」,這是間接證實了歌唱選秀、比賽節目只是流行音樂界所搭建的一個行銷、宣傳舞台。 據說藝術並無所謂好壞,而流行音樂更是藝術的一個類型,我們無法精準的評價畢卡索的抽象畫與張大千的水墨畫,兩者之間誰優誰劣,但是在本地的流行音樂界,卻有長達十餘時間是在不同的唱腔、表演方式中進行評比,而且樂此不疲。現在,透過對岸的歌唱比賽,我們才終於有了機會去省思「把不同的歌手放在同一個天平上」的合理性,這是相當難得的機會。 其次,則是戳穿了本地長久以來對於文化軟實力、文創產業的各種自戀想像。台灣的流行音樂界向來對於詞曲創作,甚至歌手唱功、舞台實力都有極高的自信,甚至認為這是台灣發展文化創意產業,並藉此在廣大的華語市場立足的重要基礎。 然而,《我是歌手》第一次將本地業界不願明說的事實攤在陽光下:財力、市場,在下一個階段才是主導音樂產業的主要動力。這個跡象其實在歌唱選秀節目開始萌芽時,就已經顯現。 台灣在《五燈獎》這類的資深歌唱比賽節目之後,一度沉寂,直到十餘年前才又重新發展,而這十餘年內的選秀節目發展,其實最早是由對岸帶動,然後本地的節目製作人才意識到綜藝化的歌唱選秀,既可以為唱片公司培訓歌手,培訓過程還可以轉化作為節目類型來創造額外收入,於是才在參考歐美等地的實境選秀節目之後,再參酌本地觀眾不喜歡勾心鬥角、毒舌評審、衝突性高的內容,所進行的修正。 對岸則從一開始就與台灣採取不同的操作模式,而比較接近西方的實境選秀節目,而且,節目形式在經過多年摸索後,開始直接將外國的原版節目移植到中國的環境內,《我是歌手》就在相當程度上複製了韓國選秀節目的模式。 兩岸在歌唱競賽節目操作的最大差異在於,對岸是直接將選秀節目視為一個操作的舞台,因此《我是歌手》的各種話題炒作,本身就是創造營收的來源,經營的重點在於節目所帶來的廣告、贊助,歌唱比賽只是一個吸引歌手、資金投入的平台。相對地,本地的製作人還是將歌唱競賽節目視為歌唱實力的展現,至於音樂產業的主戰場仍是在演唱會。 這種操作的差異點,是源自於音樂產業環境的不同。對於本地的音樂產業而言,網路、數位時代讓唱片的市場萎縮,只能將主戰場放在演唱會;對岸則是完全跳過歌唱表演者、音樂產業的環節,而直接以資金運作為主,只要電視所能搭起的平台夠大,從電視的曝光延伸到演場會(商演)的廣大效應,就足以吸引各方的詞曲創作者投入。 本地向來將歌手的表演能力視為發展文創產業的基礎,甚至認為台灣的歌曲、表演實力領先對岸至少5到10年以上,但是,從近幾年台灣歌手在大陸發展的經歷,再對照《我是歌手》在操作上所顯現的霸氣,可以看出兩岸對於流行音樂的需求,實際上是已經走上不同的路子,台灣經驗已經不能應對大陸的環境。 |
(回目錄) |
左右看:土地開發背後的金權政治 |
左看:氾濫酸腐的「居住正義」
高房價、低工薪,加上土地持有成本低廉,由於開發產生土地產權再分配與財富急遽性積累,造就地產業拓展出龐大的產業鏈與投資線;在「薪資不進反退」與「房價不降反升」雙重結構下,引發廣大群眾嚴重被剝奪感,轉化為居住正義的口號與訴求。 自此之後,「居住正義」淪陷為實踐強化金權政治的便利新口號。明目張膽的政策收買,以地價保證只漲不跌為高投資報酬率之基礎,透過廣泛放送「土地所有權」的偽安居手段,將公屋供給不足問題,轉化為一個又一個炒地皮順帶鞏固政治金源與地方派系之計劃。 歸根究柢,這一切在於台灣脈絡下的自由民主主義式資本主義社會之下,自1989年無殼蝸牛運動以來至今,種種泛起大眾普遍迴響的居住權益抗爭中,只消政商結構共同推出搶屋炒地的新標的,即可迅速收編絕大部分的憤怒民心,以低價取得所有權,偽裝共同演作一齣「居住正義」劇碼的完成。 在金權政治派系之間操弄土地政治,並以派系包養、討價還價、殲滅政敵完成的政權鞏固或相互傾軋手段,「居住正義」在如今各大中產或待價而沽的夜市社區、合宜住宅與千頃「新市鎮」中出現,不知怎麼,這四字竟湧出一股噁心酸腐的氣味。 最近一些親戚朋友,對話不約而同圍繞在:桃園A7站那個合宜住宅啊,你搶到排隊資格了沒?接連遭到監察院糾正的「高雄、淡海新市鎮開發案」、「桃園A7合宜住宅創『預標售』制」等,縱使被糾正,也是船過水無痕。行政機關早已絲毫不將監察權看在眼裡。 從「淡海新市鎮」到「合宜住宅」,這究竟是些什麼東西?以1994年啟動的淡海新市鎮一期為例,計畫人口數30萬人,20年過後僅進駐1.3萬人。現在再開第二期,原因無他。縱使計劃供需不成比例,反正這檔事是有蓋有保庇,其實無關乎供需。 從「淡海新市鎮」一、二期計劃,到桃園A7合宜住宅,炒地皮作為合法的集體賄賂手段;透過層層土地交易環節,將炒地皮作為終級標的,先是動用公權力進行大規模土地徵收或創造「預標售」制度,低價取得土地,並在民眾抗爭過程中完成價格調停,吸收壯大共犯結構後,將農地轉建地,保證一樁「平價售出仍能高利回收」的皆大歡喜交易。在鼓勵人人實現化「平價購屋兼入炒房結構」、「住宅問題個體化」的過程中,藉由低價取得與預期看漲心理,使得一般大眾與被迫遷者的苦難之間絕緣,甚至巧妙達到異化與疏離之效。 |
(回目錄) |
衛報週評:1945年創造的社會民主模式必須改變 |
節譯■葉興台 歐洲社會民主的高峰發生在光榮30年代(Trente Glorieuses)──二次戰後福利建立的美好幸福時光。成長和就業高而穩定,通膨普遍是低的,生活水準和實質薪資逐漸升高,權力透過強大工會的交涉實力由資方重分配給勞方。中間偏左政黨主導了政局,尤其是在北歐。即便失去政權,社會民主的利益和意識型態構築了政治辯論的範圍。 1970年代初期,石油價格暴漲和布列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崩盤所引發的危機,對社會民主的生存構成威脅,弱化二次戰後時代的社團主義(corporatist)機構。但1990年代,轉型至服務業為主的經濟所驅動的繁榮,創造了新的成長引擎,因此公共支出增加,進步政府能透過公共服務和積極的福利國家,重分配成長的果實。2000年在15個歐盟政府中,有13個是由左派擔任執政黨,經濟效能和社會正義的第三條路披風(third-way mantle),似乎在整個歐洲飛揚。 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改變了一切。震波不僅讓左派政府面對高失業率、破產和升高的公共負債懲罰,外界也認識到即便是社會民主人士,也與金融部門的利益關係密切;而金融部門是膨脹資產泡沫,導致銀行業管理不善的主因。此外,全球化的浪潮不再符合大多數人的利益,因收入和財富不公平擴大。 但社會民主計畫的破碎在2008年金融海嘯後持續進行。經過精算的估計顯示,老化的人口對公共財政的衝擊,遠大於金融海嘯的毀滅性效應。隨著股市表現不佳,依賴私人年金的政府必須支持遭逢年金入減少的人口,並因應商品、醫療照顧、實品和燃料成本的增加。已開發國家的年金和健保定時炸彈,隨時都可能爆炸。 金融海嘯顯然凸顯出長期結構力量的影響,因此危及社會保障和保險等傳統體系。即便在過去被譽為社會民主治理堡壘的北歐福利國家,在面臨如此挑戰之際也在進行大改造,瑞典現在是由右派執政,丹麥和挪威則由左派。英國前首相布萊爾本週指出,1945年後所創造的社會民主模式必須大幅改變。這個訊息應加以注意。 首先,社會民主人士須聰明地執行支出計畫,在財政匱乏的年代不要花大錢。履行社會正義的能力並非取決於政府的大小,而是是否有決心為所有人謀求福利和機會。各國必須採取緊急行動,處理歐洲現在面臨的諸多問題──青年高失業率以及不利因素的隔代傳遞。歐洲須改革福利體系,以提高失業者的技能和就業力(employability),而非繼續補貼他們低薪資,讓他們陷入很難翻身的地步。 其次,左派政黨必須展示,他們在管理經濟上能被信任。他們須引進透明的財政規則,確保平衡的預算,一旦經濟恢復成長,失業率持續下滑。修正的通膨目標將可做為進一步預防資產泡沫的緩衝,捍衛經濟免於全球動盪。 社會民主政黨必須展示,他們能給國民更大的選擇和保障國民的生活。最高優先是透過持續的投資提升照顧經濟:為工作家長提供普遍的兒童照顧,為那些在晚年生活亟需的人提供完整的社會照顧。這個擴大的照體系應透過更公平的分攤世代責任來取得資金,例如,英國應結束年金免稅,如此每年就能籌措到70億英鎊(台幣3,220億元)。 最後,中間偏左政黨應對他們的國際主義觀點安然處之,即便在全球金融動盪不安的時刻。歐洲目前的問題僅能透過成員國的集體行動解決。疑歐派應被提醒,英國51%的出口是到歐元區,美國僅16%,印度4%。英國經濟的成功不可能藉由脫離經濟停滯的歐洲而獲得確保,歐洲仍是英國經濟未來不可或缺的一環。 |
(回目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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