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對於12年國教的疑慮並不會因為法案通過、國教正式實行而消失，主要的背景就在於經濟發展失去方向感，讓教育無所適從。

教育的理念、實行方式是反映產業環境的需求。我們不需要對於教育的工具性存有潔癖，然後刻意去強調教育的理想性；現實的狀況是，大部分人還是依照工作需求而選擇學習的領域，而所謂最能符合教育理想性、人本精神的哲學、藝術、文學等領域，向來不是教育的主流。

國內對於12年國教當中的明星學校可能消失、免試入學比例門檻的討論，顯示我們對於菁英培育的擔憂，這個關注點明顯的是在投射產業運作的邏輯。對於傳統明星高中、私校嚴管勤教的肯定，有大部分是源自於對於菁英的重視，特別是經濟發展當中，菁英應該要擔當起領頭者的作用；而對應一方則是意識到產業環境的多變與不可規劃性，而希望預留較多的彈性空間。

因為，在近50年的發展中，兩種觀點都有各自的歷史支撐。台灣曾有很長的製造業代工歷史，在這種產業環境中注重的是實務運作的能力，然後人格特質要能適應生產裝配線的工作規律。然而製造業的黃金年代在1990年代初期開始遇上挑戰，台灣的產業界開始尋找轉型的方向，研發的重要性在這時開始被凸顯出來，業界先是提出所謂的「微笑曲線」的觀點，認為製造是利潤低的經營模式，產業的主流已經轉向到研發、品牌的高附加價值領域，然後又從當時美國流行的「知識經濟」論點中，去強化「研發、創新都需要知識菁英」的正當性。

這種論說不斷的透過美國矽谷創業者因為公司上市而提早退休、本地科技新貴因員工分紅配股而一夕致富等案例，正當性不斷的獲得強化。台灣曾經把製造業的創意、研發看成經濟發展的萬靈丹，在這個過程幾乎將同時間國外盛行的金融、生物科技等領域視若無睹，直到2000年之後，設計、文創、電影等領域又幾乎是以瞬間冒出頭的方式出現時，才讓國內的產業界見識到產業環境的多變。

儘管政治人物、工商界大老、財經媒體在這個冗長的歷史過程中，都會吸納、修正他們對於產業時勢的觀察，例如「微笑曲線」說法就經過許多次擴充，以便擴大論述能力、解釋力。但是，實際的狀況就是，稍有見識的人都不得不承認，計畫趕不上變化，而這個認知也是對於12年國教的改變方向，希望採取較為寬容、彈性的現實基礎。

對於12年國教「可能會降低菁英培育的品質」的擔憂，以及認為12年國教「應該讓學生擺脫考試束縛」的論點，都有個別的脈絡。民眾、父母、學生的焦慮，其實是反映了台灣在目前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感。台灣對於聯考「公平性」的信賴，是因為這個制度就像代工製造業，實行方法明確、目標是單純的以獲利為主。然而，當台灣經濟發展方向是處在沒有關鍵產業、找不到明確的發展方向時，這種疑慮、不安全感就會透過教育議題而找到出口。

12年國教的討論看似集中在教育議題，內在其實是對台灣前景的焦慮。

7月5日將遭強拆的4戶，面對竹科園區竹南基地廠商已澄清無用地需求，甚且高達2萬4千多公頃的已開闢工業區、入駐率僅3成的情況下，不曉得是為了已許諾的地皮利益，或其他不明的政治選舉因素，苗栗縣縣長劉政鴻頂著任內「製造官逼民反」冠居全國的能力，欲與台北市市長郝龍斌互別苗頭，也選擇粗暴地炫耀「公權力」，打算語焉不詳、脫離法制的韁繩，違背兩公約施行法以及現任副總統吳敦義3年前白紙黑字的許諾，強行硬幹。

一種最糟糕的、幾近鎮壓與炫耀性的公權力／國家暴力的行使，莫過於直接行使對於人民身家財產的剝奪。這並不是說人民的私有產權就不容質疑，應受到絕對保護。而是：當公權力的行使已喪失憑據，卻大搖大擺戴上「公共」的白手套，對於人民的「生存工具」行合法掠奪時，良民縱使被逼成刁民，也不過是恰如其分的「理性」反應而已。
陳虹穎／文化評論人

艷陽下，頂著「家破人亡誰來扛？」的手舉牌，汗水與淚水和著直直落的苗栗大埔農民與眾多反迫遷團體，兩百餘人於行政院門口長時間靜坐。這類關於強拆，淚水與怒吼的新聞性，當然不敵同一時刻的諸多「大事」：電視上，只見憑弔李國修、竹聯幫精神領袖白狼張安樂風光返台行程、當年捲款欠稅如今逍遙翻身的大亨陳由豪等新聞充斥。

逍遙法外的欠稅大亨，只消躲到另一岸，俟東山再起時機成熟，就能透過商界「有力人士」傳話給財政部長，說要繳清欠稅洗污名。這廂遭他倒帳至今仍被勞委會追討勞動薪資的關廠工人們，為討還公道，子孫仍陸續承繼「薪資轉債務」的挨告之路呢！明眼人都看得出來的：孰是孰非、何為「公道」？政府不積極追討欠稅大亨，反而以提告、強拆連番撲殺底層平民。

上述的土地、勞動、企業大亨逃漏稅，共構出焦頭爛額的台灣民生經濟。尤其，這樣「崇大亨、踐小民」的階級社會，無怪乎人民喪失信心。為回應立法院眾多立委對於簽署服貿協議的質疑，經建會主委管中閔以「認清大局、要識大體、這是台灣的前途，不可以亂搞」。問題是：台灣的前途，從中央到地方，在這種種藉由政策法令逼良民成刁民的態勢下，究竟還有什麼辦法才能阻擋地方首長與官員們的亂搞？
陸已興／國小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