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有一組雙引擎，一個是創新，另一個是創業。通常，有了這組雙引擎，資本主義會顯得生氣蓬勃，不致陷入「悶經濟」的困局。

左看：讓職業運動與市場脫勾

長期以來，台灣出身的職業運動員一直苦於得不到企業界或政府的資助培育；如今隨著謝淑薇與大陸女將彭帥共得溫布頓杯女子雙打冠軍後，這再度成為主流輿論的熱門議題。

■吳忠泰

王品的服務人員總是蹲在你身邊為您點餐，總是再三體貼你的需要，我的朋友總是為這種服務讚歎不已，他說：你們教育界直接把學生交給王品教吧！

出身農村的我，沒有改變凡事自己來的習慣，用餐每多一分服務，我的自在就少一分，朋友笑我沒有福氣，對服務過敏。是啊，江湖廟堂各有背景，齋飯養大的人，豈能要大家通通來撞鐘？

說起過敏，古人對繁文縟節也會過敏、甚至反感的，所以孔子就講：「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說的雖是修身，但是要消化過於文明帶來的隔閡感，無論是工作或飲食，本來就是存在真功夫的；忽視這個內化過程，難免有沐猴而冠的危險。

典章操作，著重在由外而內以求教化，然而孔夫子也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我想問的是：在服務生再三的殷勤中，你也是自在的嗎？他們是融入的嗎？

在濃烈牧歌時代的風格中，紀伯倫對於工作這個命題，他說的是：當你們帶著愛工作時，你們就與自己、與他人、與上帝會為一體。什麼是帶著愛工作呢？是用你心中的絲線織布縫衣，彷彿你的至愛將穿上這衣服。是帶著熱情建房築屋，彷彿你的至愛將居住其中。是帶著深情播種，帶著喜悅收穫，彷彿你的至愛將品嚐果實。是將你靈魂的氣息注入你的所有製品。

但是餐飲業每餐的工作強度，不太允許你用修行者的歷程來完成，反而是改用熟練和慣性比修練快多了。所以要問的是：人人都可以訓練成功嗎？

我們知道前來王品應徵的年輕人，幾乎沒有不曾在王品餐廳用過餐的，可是並非所有的求職者都願來到王品，所以人們不能說因為在那看過一個又一個服務強度高的大孩子，就認為所有孩子都可以被教成那樣的。

更值得探討的是：人為何需要這樣被服務？或者說，平常過度服務別人的人，更需要在用餐時被精緻的服務回來嗎？這是一個補償的儀式嗎？

我相信王品們的魔法是：你我在職場來的心靈創傷，會在噓寒問暖式的服務中結痂，接下去，他們又用精緻的創意料理中刮掉了情緒的疤痕，加上了護膚霜，所以一頓美食下來，對於心靈飽滿的人，或許是不勝負荷的盛宴和儀式，對於打滾在工商社會的受雇者而言，卻是再簡易不過的速效藥劑了。
（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副理事長）

■黃懷軒

台灣這島上自認匯集了中華文化五千年來的精華，暫且撇開國家定位的政治問題不談，半世紀前的國共戰爭分別了台灣與中國，一大批來自中國大陸的文人政要達官顯貴與常民逃到台灣落地生根，加上中國長達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文化毀壞，這些大概都直接間接的造成台灣在中華文化上自認地位高人一等的心理認同。不管同不同意，起碼，我們這一代人是這麼被教大的。

不論台灣島上的人們如何看待自己的文化位置，在我看來，現在的我們倒是中國得很徹底，甚至比中國還中國；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奴性甚深啊。台灣人的奴性由上至下，從基層到高層，從窮人到富人，幾乎都一個樣，面對制度總是乖乖的服從，少有質疑；奸巧一點的，就想著如何規避制度獲得好處。公部門不論制度有沒有問題，一切只在乎合乎規定，依法行政，只要沒人吵沒出大事也就這麼一直湊合著。華人圈子千年來的儒家文化就是為了教出順民，越是不卑不亢，越是逆來順受越好，不論是官員或是人民，這點台灣真是做得可圈可點。

奴化的除了制度之外，還有思想。奴化的腦袋讓我們不思也不想，我們不習慣提出想法，不習慣提出質疑，不喜歡正面討論，總愛背後議論。年輕人在教育制度下越來越馴化，沒有目標，沒有熱情。人們看來自信滿滿，很有想法，但充其量都只是人云亦云，看看大家說啥就跟著說啥，跟著民意走，跟著名嘴走，這社會對公共議題看似意見很多，但實際上只有一種意見；島上充斥著廉價的知識，隨便上網Google一下就可以出來當專家，典型的奴性，因為自卑怕被瞧不起，所以要裝得什麼都懂。人蠢才好使喚，人奴才好控制，雖然政府成天喚著要人才，但社會及教育卻一直不斷的要把我們變成奴才。相較之下對岸媒體、學界及年輕學生們的思考卻極具自信，獨立、熱情且積極，個個色彩鮮明，早已準備面對世界。

我不是要談文化認同，更不是要說政治認同這種低能的東西。只是時常懷疑到底這島上的人們哪來這麼大自信，自以為是地看輕對岸。在中國除了黨國忠誠沒得討論，其他什麼都可以討論；在台灣卻是只有黨國忠誠可以討論，其他什麼都沒得討論，這種像是全民中邪的現象看在眼裡豈不覺得荒謬！？這兩相比較，我們的奴家思想，肯定要強些。
（展示設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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