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的報導並不是單一個案，有關於台灣在資訊、電子、半導體等科技產業的瓶頸，近幾年都開始零星的出現在相關的媒體當中。先是專業性質的產業評論、部落格，接著是產業訊息平台，至於以大眾為主的媒體報導雖不多見，但是也開始醞釀中。　

主要的背景在於，台灣的半導體產業的技術創新動力雖在而且成績不俗，但是整體產業正進入成熟期，產業逐漸卸下「高科技」的形象光環。這種狀況並非是一夕之間轉變，大約10年前，當歐美日等地的半導體領導、資訊硬體業者以賣廠的方式退出經營行列，而讓台灣的業者在國際排名步步高升時，就已經顯示了整體的趨勢。只不過，當國外的資本家逐漸將資金、資源從半導體移往網路商務、軟體、生物科技、能源等領域時，台灣卻仍然堅持在電腦、半導體等領域。

台灣的科技產業經營者，雖然曾經被本地商業媒體譽為具有高度的靈活性、市場的敏銳度，甚至許多經營者的自傳對於自身的發跡史也有許多的類似描述，但是在近10年之內，卻展現出「固守陣地」的風格。從歷史的脈絡來看，這個選擇不是偶然，因為台灣的半導體、電腦產業的發展方向，向來集中在特定的硬體領域，而這個範圍從整體的資訊產業鏈來看，只是一小部分。

在台灣產業所擅長的領域之外，還有很多台灣業者所無法觸及的範圍。例如，近幾年最為熱門的軟體設計，就是台灣產官學界的痛處。台灣雖有豐富的軟體人才，個別的軟體設計師也有不錯的能力，投入軟體的產業歷史幾乎與國際同步，但是至今難以出現國際級的軟體廠商。

至於本地產官學界曾經希望以行銷、品牌、設計來帶動產業附加價值，甚至引導產業由代工向行銷、品牌的經營，進行產業轉型的期待，也在近幾年陷入瓶頸。先是韓國三星以豐厚的企業資源進行品牌行銷的操作，彷彿取代日本的指標性品牌業者，在國際上大放異彩；其次則是中國的業者以國內的龐大市場為基礎，也開始培養出具備國際品牌操作能力的業者，甚至開始吸引歐美日等地的業者與中國進行合作。

在這些表面現象之外的，則是國際業界對於台灣業者在設計能力、創新能力存在疑慮，以至於相關的合作、訂單移轉到台灣以外。國際同業的疑慮包括，本地業者的創新、行銷穩定性不足，使得不同產品的品質存在落差，甚至在產品的開發創意出現停滯的狀況。近日國外投資者頻頻透過管道釋出「股價低迷、市值降低，希望產業進行合併」的訊息，就反應出國外業者對於資金、資源的移轉，已經開始影響本地廠商的發展。台灣的業者在競爭力雖未喪失，但是卻未搭上國外業者的策略轉變。

主要的原因在於，台灣業者的強項雖是硬體製造，但是這項優勢卻無法跟國外這一波網路、軟體的創新潮產生互補，以至於幾乎錯過整場風潮。台灣的產業仍在創新，但是創新的方向、速度卻沒有跟上主流的方向，這是創新的迷霧。

回照烏煙瘴氣的台灣，「風起」一片裡，堀辰雄十足勵志的詩句「風起之時，唯有努力試著生存」，打動不少人心。但這種敘事，卻其實過度純化了「設計」內蘊的政治性。

設計是中立、無罪的，有罪的是大時代下個人無能為力的政治布局」。宮崎駿對於軍事工業與反戰理念的回答是：個人仍可築夢踏實，家破人亡的戰爭難民只能嘆生不逢時。

世界設計之都與當前並行的都市再生、都市更新，便曝露這樣的弔詭。「都市再生」，在歐美語境下，是修補都更過於崇尚物質翻新，忽略人的居住、生計、社區歷史文化等因素，一種階段性改良品。

到了台北市，卻翻身變成與爭議隔絕的文創小清新。從松菸巨蛋、士林文林苑爭議、華光社區到南港瓶蓋工廠，難道不是倚靠規劃設計，就能解決的課題？為何「世界設計之都」的創建之路，是這樣捨近求遠、避重就輕？
陳虹穎／文化評論人

台北市政府砸下鉅額經費行銷「世界設計之都」，前些日子遭踢爆原來這世界級競爭，只有台北參賽。不過沒關係，只要花錢有意義，也是值得。自2008年義大利杜林、2010年韓國首爾、2012年芬蘭赫爾辛基，以及2014年南非的開普敦。這些入選的城市共同的特點是：運用設計思考、解決城市重大發展課題的城市。

但是入選城市多半獲得相對的批評，雖然因世界設計之都的預算，帶來曇花般的街道創意四起，在首爾、赫爾辛基與開普敦的城市策略上，顯然都聰明地選擇「迴避觸及既有都市爭議」的路徑，繞道包裝自己。

城市的傷口，其實不應寄託在「以人為本的設計」過程中癒合。這也正是宮崎駿《風起》一片中提示的設計的政治性問題。宮崎駿藉《風起》帶給我們的啟示是：在一社會上，有用的小螺絲釘，在大時代社會結構下是無能為力的。因而，懷抱理想的渺小個人，只能順著既有結構前行。

堀越二郎雖設計出零式戰鬥機，但他並無意讓一堆被日軍擄來的韓國戰俘組裝、也無意成為叱吒太平洋的完勝兵器。城市中的設計師們，雖然無法起義反抗，能做的，只有繞行過既存的金權政治地形，扮好小螺絲釘的角色，開心做出以人為本的人性設計，以「台北無戰事」，以怪手組構出變形金剛，來回報唾手可得的世界設計之都美名。

台北城，無戰事。
陸已興／國小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