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發展委員會於22日正式掛牌運作，這個單位由現有的經濟建設委員會為主幹，然後整併了研考會、公共工程委員會等部會組織，是台灣的經濟政策的主要規劃單位。然而，台灣在經濟政策規劃領域長期以來存在的混亂，並沒有因為組織的調整，而有絲毫改善的可能性。

台灣的官方向來宣傳經濟政策的重要性，據說發展加工出口，以及發展半導體產業、資訊電子產業，都是台灣在經濟政策規劃的成果，而更進一步的，這些成果都被解釋成是政策規畫維持一貫性的例證。這是個歷史誤解。從以往的例子看來，台灣的經濟規劃並無一致性，而且處處充滿斷裂。

政府在1949年遷來台灣後，為了整合分歧、混亂的政府組織，僅僅在經濟計劃部門就有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經濟安定委員會、工業委員會、美援會、經合會、經建會等單位的更替出現，平均每5到10年就有一次組織調整。從組織系譜來看，上述單位都算是國家發展委員會的前輩。然而從歷史來看，重大的經濟政策的決定，是與政策的主導者有比較密切的關連，至於政府組織的運作反而不成為重點。

以台灣最常被提到的高科技產業政策，就是典型的例子。早期有交通部透過電信研究所發展相關的技術引進，以及經濟部透過工業技術研究院進行初步的製造技術嘗試，各單位皆有意於主導產業的發展，然而計畫的主導者在籌備過程已經意識到台灣的政府組織在思維、運作上，對於當時被稱為高科技的半導體產業所需要的資金、人才，以及需要緊密的跟學術研究搭掛在一起的特性，並沒有足夠的應對能力，以至於，台灣的半導體產業，最後是在怪異的組合下開始運作。以至於，科學園區的管理單位是沒有工廠管理能力的國家科學委員會；而半導體最需要的研發，並不是由掌握了眾多學術單位的國科會主導，而是由工業技術研究院擔當了重要的技術開路工作。連帶的，半導體產業的重要創業人才，幾乎都跟工業技術研究院有深厚的淵源，而工業技術研究院則是隸屬在管不到半導體廠商的經濟部之下。

儘管我們可以將這種運作模式詮釋成「跨部會運作」，但是它不是常態，因為，這個模式或許在半導體產業領域獲得成功，但是在其他領域就無法重複。被稱為台灣科技產業推手的李國鼎等人，在1970年代規劃台灣產業的發展時，就曾將半導體（當時稱為高科技產業）與生物科技、汽車、航太等產業並列為重點產業，其中的生物科技產業甚至一度是以比照半導體產業的模式進行運作、規劃，然而，直到今日，台灣能拿得上台面驕示於人的產業政策成果，仍然只有半導體產業。至於政府一度寄予厚望，認為在發展基礎、人才背景、技術實力都與半導體產業可以相比擬的生物科技產業，至今仍沒有重大突破，即使台灣在B型肝炎具有傲視於全球的研究成果，也沒有讓生技產業在台灣開創出一個局面。

至於最近的例子則是台灣的經濟與中國之間有越來越多的接觸，然而，主導兩岸事務的陸委會卻只負責交流、談判，而不負責經貿政策的規劃，至於經濟部、經建會卻又不直接處理對中國的經貿布局。

套用目前最流行的話語：如果這不是混亂，還有什麼是混亂？

從歷史來看，台灣的經濟政策存在著眾多的混亂，這並不是政府的組織型態所導致，而是我們從一開始就欠缺完整的經濟政策規劃架構。思維未整合，卻只整合了政府的組織，等於事情只做了一半，在此狀況下，經濟政策不混亂也難。

圖說：總統馬英九（中）1月15日表示，研考會進行組織改造，結果也把自己組改掉了，將與經建會合併為國家發展委員會，研考會主委宋餘俠將出任國發會副主委。（圖文／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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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來，成功大學新廣場的命名爭議持續延燒。成大校長黃煌煇要求成大學生們應放棄投票結果，遵守「去政治化」原則。他打趣地說，大家不妨用他自己的名字為新廣場命名；但他可能忽略了：黃校長重申「去政治」的治校原則，卻在校園空間中片面、篩選地進行去政治化，無疑是一種政治表態，他作為一校之長的言行，也形構出一種政治姿態。

公共空間的命名，從來就是社會權力與其政治意識形態延伸的產物。西元1931年，成功大學的前身「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成立，在1945年日本撤台之後，成大陸續歷經「成功」、「勝利」、「光復」到「建國」校區的設立，及至民國72年增設醫學院，以及「敬業」、「自強」兩校區。上述這些校區在地理上的分布，係國民黨政權初來台之際，於校園空間的「拓疆」歷程中，意圖傳達教化的政權認同意味。

如今，戰後60年來，當前的政治情勢隨著全球化與兩岸關係的變動，「光復大陸」與「反攻大陸」等當年的反共意識，如今已成為台灣社會與政黨政治裡過時的戒嚴餘燼。然而藉由空間命名，所部屬、嵌入的空間政治，卻已如影隨形，內化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成為植入戒嚴時期教育的反動裝置。這個內化的症狀有多嚴重？大概就如對於中正、光復與建國等字眼的政治性，如空氣般覺察不到的病入膏肓了。
陳虹穎／文化評論人

日常生活中的公共空間命名政治，已經無所不在。公共空間的命名，展示了空間的權力關係，以及對於特定歷史地理、意識形態與價值理念的偏好。競奪命名政治，似乎已成為競奪意識形態優先性的空間戰場。

但就算如此，爭得了空間命名的意識形態優先性，也未必代表那個「命名」本身的價值，就能獲取某種普世價值的地位高度。換句話說，就算是支配性的權力，當前早已隨著中正路、中華路、中山路、光復南北路、愛國東西路……等散布在城市空間中，這些詞彙背後意識形態的有效性，早已隨著其理想性於實踐上的自我破滅，而成為無意義的地名。

反過來說，就算是成大新廣場真的成功爭得了多數參與投票學生們所願的「南榕廣場」，也不代表成功大學自此之後便脫胎換骨，校園裡瀰漫著一片鄭南榕嚮往、追求的「自由時代」。

欲解殖民、擺脫空間中的威權象徵，並不在於重覆過去封建政權所為，法西斯式地剷除、消滅一切殖民的痕跡。更重要的，反而可能是怎麼在這些爭論過程中，拓展民主化實踐的空間。因此，最後仍需回歸有意義的爭點－也就是成大校方究竟在這場校園投票中過程中，扮演了什麼角色？運用什麼樣的程序杯葛多數決結果？又或者，決定命名的方式，需要的是比多數決投票更細緻的民主操練？
陸已興／國小教師

圖說：成功大學光復校區招牌「光復」兩字，1月8日被發現遭人拆除，警衛完全未發覺。涉嫌拆除者更拍攝相片張貼上網，警方正在追查中。（圖文／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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