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2009-05-05》─立報—教育專題深入報導─智邦公益電子報
enews.url.com.tw · April 04,2014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2009-05-05》
| ══════════════════【立報】═══════════════════ |
| 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2009-05-05》 |
| 本期內容 | |
| ◎環境前線：從氣候變遷關懷預視勞資政圓桌會議 紀念五一勞工行動 | |
| ◎體檢拉美左派政府環保政策之四：委內瑞拉（下）與結語 |
| 環境前線：從氣候變遷關懷預視勞資政圓桌會議 紀念五一勞工行動 | |
| ■康世昊 | |
| 今年五一勞動節再次展現台灣工會成為社會生活品質最大防護力量的潛力。遊行在歷經行政院衝撞、總統府前喊話後，成功爭取到一個階段性的承諾──在5月底前召開勞資（政）會議。對氣候變遷感到憂慮，對馬政府和前扁政府在環境議題上的無恥消費感到挫折的生態行動夥伴，很可惜並沒有集體參與（除了綠盟和綠黨的個別幹部外）。今年五一遊行的籌辦和策略技巧，其實很值得台灣環境行動者關注和學習。 從一個關心勞工的環境行動者來看，面對一個遲來的三邊協商機制，加上團體協約制度在台灣多年來都不算成功的背景（如果以2007年的修訂通過為起點，仍然只有少數企業有簽署協議），三邊的勞資政協商會議如何進行，不可避免的很快要考驗工會力量與對行動目的的堅持。在這個全球環境危機以及經濟就業危機並發的時刻，馬政府的行政無能，暴露在對於勞工與環境的照顧上，沒有了解到經濟危機的根源和國家資源如何投入的關聯性，選擇的不是對產業集團的鞭策，反而是最不得罪產業集團的模式，甚至是更進一步用國家資源補貼。因此，首要困難是打破台灣企業架構主宰下的社會資源強控性（無遠見的再生產關係壟斷性）。以下將就幾項台灣勞工進入圓桌協會議將面臨的課題提出觀察。 勞資政圓桌會議的勞方準備 以我們自己參與的「全國能源會議」為具體的例子，這種多方的談判角力戰涉及了： ◎代表權：誰可以上談判桌？ ◎倡議主動權：上了談判桌，談什麼（可以讓勞工受益）？ ◎會議協商規則和結論如何得出？ 如果以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三邊或雙邊協商制度的實踐為鑑，最常有爭議之處在於，通常是實力最大或是立場與資政關係較佳的上級工會組織取得最多談判代表席次。問題在於，三邊協商機制基本上是取得妥協後共識的機制，於是在這種機制下，進攻式（aggressive）的策略比起防守性（defensive）的立場，被發現才是有意義的價值最大化。具體的來說，唯有工會的談判代表堅持勞工訴求的合理，並願意隨時配合動員更進一步的抗爭行動做為談判後援，否則將會陷入一開始就可能反被拑制的窘境。 環保團體在歷屆「全國能源會議」吃的虧，就是因為由政府單位（經濟部能源局）主辦，也就是從議題形成、議題內容到討論所公用的資訊，都是由政府或某個受委託部門設定，遊戲規則和結論文字的使用，也多是在不利於社會團體方的條件下形成。其中還有一個最麻煩的問題：接受管理階層價值觀的工會代表，破壞勞工策略的有效性。 此外，在台灣、韓國和東歐蘇聯等國家，還普遍存在「自主工會」與「口袋工會」的爭議。一旦勞資政圓桌會議只是「口袋工會」舞台，或工會圈內鬥代表席次，正被失業和低薪壓力逼迫的工人，也可能對這些較易進入體制內協商的工會缺乏信任。畢竟像英國上級工會屢屢與政府相配合、贊成「工資凍結」的例子，在國際上已多有所見。以台灣現有的工會生態去預想勞資政的圓桌會議，國營事業工會裡的台電或石油工會，很有可能是最受禮遇的，這些領航型工會是否已有健康體質，將影響未來勞資政談判的品質。 資方是誰？糟糕的勞資共識 在全國能源會議裡，我們像是一個天真的環保團體，欣喜地看到國營事業工會代表的出席。但讓人驚訝的是，與會工會代表不僅極少為本業勞工的就業保障提出積極看法，像是台電工會的代表，完全未論及如何保障勞工在能源產業結構調整中的利益，或是援引國外工會對能源政策的主動倡議和深化參與的要求，反而是和資方董事長處處合拍，隨時反對綠色能源的技術可行性，儼然一副產業技術權威的姿態，訓斥其他團體代表。 且不談這些所謂工會代表有人甚至是公司部門主管這種身分認同上的取巧，更值得關切的是，工會代表在代表勞工權益這個名義上，若沒有勞方對世界經濟與失業問題的論述內容，而直接引用公司看法，在全國性談判裡面對產業結構調整問題時，如何區隔勞工與自己公司的資方立場（例如彰工火力電廠與國光石化廠）？台灣工會如何跳脫「在產業結構變遷上，勞工和資方的經營策略和市場佔有率是生命共同體」這個迷障？ 台灣因應氣候變遷必需調整的產業結構和耗能產業、減少二氧化碳排放，是國際責任，也是不得不做的客觀壓力。配合資方的抵制性論述去參與全國性代表會議的工會界，將面臨幾個挑戰： ◎企業永續發展原則可為勞工所用：不只是鄉愁式的、中產階級的環保觀，而是包含勞工可以對生產過程、工安條件和環境衝擊的參與，在氣候變遷危機下，勞工可以此做為生產民主行動的後盾。 ◎工運和環運對企業主的抗爭正當性相呼應：生產的外部成本是對環境和勞動力的無償剝削，產業集團抗拒外部成本內部化的程度不一致，提供勞工檢視資方利潤率合理分配的比較基準。 外部成本內部化可視為社會民主行動 對我們來說，產業綠化和相應的創造綠領工作的意義，不在聯合國的研究人員和組織官僚的研究報告，也不在於各國領袖因應危機的有效行動綱領；其價值在於，證明資本家和經理人員並非掌握精準的產業技術更新需求和判斷，甚至為鞏固自己的利益而有惰性思考（固定資本不能增加），排除將各式外部成本納入內部成本的產業調整，有時甚至落後於市場已出現的潛力。更精確地說，透過挑戰產業資本的強控性思考，例如由工會與社區組織結合，提出對企業生產過程走向「社區調適策略」（像是電力生產的社區化和以社區為基礎的相關產業人才培訓），或許正是我們因應危機而凝聚的非資本主義思考下的就業安全保證。 每一個勞動工作者的另一個身分是地球公民，比起富人來說，更易成為環境變遷的受害者。工安事件其實本質上就可以視為是環境權的損害（車諾堡核災事件也是核電廠工人和救災人員在不符合永續能源政策下的受害者）。另一個根本問題就是，對環保界來說，重大污染業資方（所有者和管理者），常常正是資訊的控制方，他們訴諸一種勞工與環境相對立的印象，鼓動勞工誤以為環境行動者的目的就是關廠，而不是強調提升生產過程和能源效率能同步讓勞工受益，或者對環境團體鼓吹工會是比資本家更早跳出來的反改革者，這種藉掌控資訊來分化玩弄兩邊的簡化論調行之有年。未來的勞資政談判，勞方若能在就業問題比資、政兩方深化「綠領工作」的內涵與原則，就會是一個很成功的社會力集結。 我們應該謝謝台灣的工會運動者在這次五一遊行向社會展現的能量，尤其這幾年大型街頭行動已漸被遺忘。在資本主義國家體制下的勞工與資本間的矛盾，堅強實力不只展現在上街頭的人數，還在於勞工能不能在經濟訴求下，培養出具體破除資本壟斷性的社會觀。我們認為，世界經濟危機給予長期受金融和產業集團壓制的勞工與工會界人士許多制度創新的倡議機會，所以希望能將這個倡議機會發展成為倡議能力與計畫，或許就能向疏離的公眾機會教育──資本家常常是錯誤判斷的投資者，工會和環保團體的行動的確可以提供更好的經濟品質。 期待未來的互相學習！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理事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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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體檢拉美左派政府環保政策之四：委內瑞拉（下）與結語 | |
| ■倪世傑 | |
| 必須坦言，委國的環境運動相當微弱，這必須先探究環保運動在委內瑞拉發展歷史。 委內瑞拉的環境運動 過去，委內瑞拉環保運動的議題關注仍停留在西方國家20世紀初期的水平：生態保育。其組成分子也是在社會中為數甚少的中產階級，以NGO為主要的組織形式，並長期接受西方國家民眾的捐助，與委內瑞拉的民間社會聯繫不足，與委國民眾要求社會平等的運動關連性差。英國學者瓊斯（Bart Jones）則一口咬定，這些環保運動者根本是保守的一群人，他們與保守政治勢力為伍，反對對社會底層民眾較有利的所得再分配政策。 在這樣的情況下，第一，我們很難期待一個「傳統上」屬於保守派陣營的環保運動能夠結出什麼進步的果實，帶動社會進步；第二、進入當前具體的脈絡，委內瑞拉當前進行的是促進社會平等、強調參與式民主、土地改革的、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玻利瓦爾革命」，即使委國國內保守勢力仍蠢蠢欲動，但運動的能量逐漸蓄積，在加上國家機器大興現代化建設，但卻因為環保運動與過去歷史掛勾，情勢不利連結起挑戰生產面、基進（radical）環保運動的誕生，甚至，要維繫起工業化社會中環保運動應有的規模，都有困難。 結論：社會主義政權必須面對的課題 1960年代，綠黨在歐洲國家開始嶄露頭角，綠黨論者往往認為階級鬥爭以及左派與右派之間圍繞在資本主義的爭論已經壽終正寢，言下之意，西方國家的資產階級及與工人階級，都必須為地球的生態危機負責，同時，綠黨本身代表著對左右派與社會階級的超越，對現代性的否定，問題出在發展本身，而這恰恰是人類自身的活動，尤其是經濟活動所形成的後果。 假使我們直觀地套用綠黨的思維角度來看待厄瓜多、玻利維亞與委內瑞拉，這三個當前主張往社會主義過渡的國家，吾人似乎可以輕易地指摘他們，不過是再一次重複了發展主義的老路，甚至是著重自然資源開採型經濟的路線，這又與資本主義發展對環境的破壞有何不同？ 人類歷史的確不能斷裂的看待，厄瓜多、玻利維亞與委內瑞拉對礦產、原油以及其他自然資源的依賴由來已久，整個經濟結構長期依賴於此，榨取的資源流向歐美國家，造成了長期不發展的狀態。如何擺脫？如何又能在擺脫的前提下帶給民眾更好的生活而非苦難，這是民眾的期待與願望。這3個國家領導人都選擇了一條較為符合左派路線的方式：發展經濟，但不是以新自由主義市場帶動型的發展，而是將這些自然資源的所有權先收歸國家所有，在使用權上採用特許經營的方式繼續開採，儘量讓利潤能夠留在國內供應社會建設的需要。因此，貧民區有了電燈，也增加了受教育的機會。 另一方面，「反美」對其政策取向具有一定程度的重要性。查維茲反對能源作物的栽種，除了認為這與糧食以維持人類生存的目的背道而馳外，也反對美國推動生質能源作物的政策，認為此政策將繼續加深美國對拉美國家的掠奪。就這方面而言，巴西勞工黨總統魯拉表現出來的態度，就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利益較為接近，而與他的鄰國疏遠。 但情勢巧妙地改變了。一方面，後冷戰時期美國在拉美的影響力大幅下降，911後甚至成為一個不受世人歡迎的窮兵黷武國家；另一方面，即便我們都知道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耗費了大量的能源，但地球暖化的速度使得全球每一個生物都無法置身事外，厄瓜多、玻利維亞與委內瑞拉的能源經濟自然無法置身事外，這不僅是在增加石化能源的開採與利用上，同時更著眼於在開採與硬體設施舖設過程中，對原住民族生存地的破壞以及砍伐森林，強化了溫室效應的影響。現代化的思維與建設可以維繫他們在國內的統治，但卻無法對國際壓力免疫；國內選民才是繼續讓他們執政的權力來源，而不是聯合國氣候變遷小組（IPCC）。 較不利的地方是，環保運動在這些國家仍處於低度發展的狀況，從內部突破的可能性的確不大，而外部的壓力又往往被詮釋為西方國家的壓迫（雖然從實情來看也往往是如此）。面對當前變遷中的國際秩序，我們肯定厄瓜多、玻利維亞與委內瑞拉進行的社會主義立場，但我們仍要堅決的指出，大肆砍伐森林、瘋狂挖掘礦山，的確可以贏得經濟增長與社會分配的資源，但這種不計生態與環境後果的發展模式，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痼疾，社會主義政權不應重蹈覆轍。 （系列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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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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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徵稿啟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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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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