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2009-09-22》─立報—教育專題深入報導─智邦公益電子報
enews.url.com.tw · April 04,2014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2009-09-22》
══════════════════【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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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2009-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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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內容 | |
◎台、中環境行動者的對談與對策 (上) | |
◎拒絕鄰避:1970年代日本的反污染輸出運動 | |
◎臭氧層保護公約 第一個全球批准的環保協議 | |
◎國際國民信託大會 台灣向全球發聲 |
台、中環境行動者的對談與對策 (上) | |
■康世昊 | |
本月初,意外受邀與過去的一位老朋友,目前剛自「綠色和平中國分部」的項目總監離開的環境運動工作者盧思騁,對談中國環境運動與台灣環境NGO角色的題目。 作為一個沒去過中國的台灣環境工作者,原本應該少發點言,並請像「環境資訊協會」這些幾年來一直辦理兩國環保團體交流實務經驗豐富的朋友,出席主要與談人。但因盧是大學時代特地來台灣「學習」環境議題行動而與我認識的朋友,加上彼此的國際主義觀點以及環境議題立場都很接近,尤其從2008年開始,「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就有一位資深成員常駐北京,透過「綠色和平中國分部」,就近觀察中國環境議題和主要組織的發展,所以就先由我擔起與談人的角色。而參與座談的多位環境資訊協會幹部的踴躍發言,也消除了原本的擔憂。 不出台灣的‘國家鄰避型環境抗爭’? 我與盧的對談,意外地變成他報告自己對台灣環境NGO拜訪後的觀察。這位來自香港,幾乎是「綠色和平」進入北京等中國城市的奠基者,認為台灣的環境NGO活力十足,但思考的前瞻性與全盤性沒有過去吸引人了(我對他的說法的詮釋)。 我想,對環境行動者來說,國籍、國界與社會規範雖然是既存的社會構造,但是生態環境體系的鏈結絕對不受此限制。照理說,受限制來源不可能沒有,但卻是社會本身建構出來的,來自於行動方案和解決方案的各種資源裡有部分會受限於國籍、國界與社會規範。問題在於,環境行動者是否沒有必要意識到這個矛盾,是否可以將感動和理性的關懷侷限於感官可及的範圍? 或許,盧思騁想提醒台灣NGO團體的是:台灣夥伴團體,是否發起和結束都仍未徹底擺脫鄰避效應的環境意識?答案如果不是,那麼環境行動者對造成生態受破壞的生產與消費行為,就不能避免回答這個簡單問題:為了迴避在我國社會所應承擔的環境與社會成本而外移的污染性產業和高耗能產業,是不是因為出了我們的社區(國界),就不再是我們應該主動監督或約束其生產行為的對象? 有感於他和同事這趟來台觀摩的感嘆,我因此直接回應,盧思騁領導的「綠色和平中國」,給我們最有深度的啟發,在於其環境議題行動策略不是著眼在污染的在地因素,而是污染的資本所有者因素。換句話說,台灣民眾面對的污染性產業即使離開了這塊土地,仍然是那個有污染前科的企業移到中國土地上,如果其生產過程不變,利潤來源不變,不管所污染土地的「國籍」為何,都是地球生態體系的損失。 我們或許也可以由此再反省,民眾用地域劃分而無持續行動的社會慣習,或許是台灣環境NGO組織成為一小塊一小塊各自經營成長受限的互動影響。 中國生產與污染增長模式 台商貢獻不小 會參與這場座談的聽眾與環境行動者一定都意識到,不管就台灣還是世界這20年來的企業動態來說,中國是全球產業鍊裡面最重要的一個節點。其重要性也已從之前的製造基地,很快在未來可能正式成為主要消費市場。如果中國不能擺脫按照傳統的發展模式,成為污染與碳排放大國的可能性當然就在眼前。據說中國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都這樣說:「中國的污染狀況已經到了一個危險的臨界點上。」 排名前三的中國發電集團,其2008年燃煤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總和,已經超過了同年整個英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水平。世界銀行在已公開的報告中說,中國每年因空氣污染和水污染所造成的經濟損失相當於1千億美元,大約是GDP的5.8%,這相當於中國全年的GDP增長的一半,也就是說,全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半被環境污染浪費損失了。過去世界銀行曾有一份報告指出,全世界污染最嚴重的20個城市中,中國獨佔16個;排首位的是四川的攀枝花市,還包括北京、上海和香港等。 中國經濟發展的模式,製造了中國嚴重的環境污染生態。而其中台商與中國各地政府的友好關係也扮演一定角色。譬如,2007年引起廈門和漳州兩地居民集體抗議的PX化工廠的投資者,是台灣的落跑商人陳由豪,也就是說,台灣的東帝士集團跑到中國變成廈門翔鷺集團。於是有毒的PX化工廠不在台灣建設,而在中國大陸建造。 可以說,中國大陸現在的所有環境污染,很多都是引進外國的嚴重污染生產系統,都是外國不要在本國建造的污染工廠,整批整批地轉移到中國大陸來。我們曾為了鹿港、麥寮,為了高雄潮寮鄉而憤怒,但那些離開的企業資本到中國去,當地民眾打出「寧願自己死,不願子孫亡」這樣台灣環境抗爭常見的訴求,我們的同理心卻出不來了?未來我們還是選擇低調回應?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理事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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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目錄) |
拒絕鄰避:1970年代日本的反污染輸出運動 | |
■倪世傑 | |
上週我們提到盧思騁先生提到的關鍵問題:任何鄰避(NIMBY)效應都無法成就可持續性的環境運動,甚至這是不是環境運動都成為疑問。在這方面,日本的市民運動、學生運動在1970年代走得更遠。日本1960年代後期的市民(citizen)對抗國家權力的色彩非常濃厚,一是強調市民具有超越國家權力的獨立性; 二是由於經濟的迅速增長,物質不虞匱乏的同時發現個人深陷體制的牢籠,因此市民運動以追求自身的政治權利和維護自身的合理生存為目標。自己決定、自己行動、不依附既有政治力量則是市民運動的特徵。 在這段期間,日本的報刊大幅報導了日本國內的環境與工業污染,以及之後的污染輸出,南韓是主要的報導地點,這引起日本國內不小的騷動。1973年,日泰青年友好運動成立,這一場運動結合了東京與曼谷的青年,對抗朝日玻璃公司在曼谷的子公司,因為他們在生產玻璃的過程中,傾倒水銀在橫越泰國、滋養泰國稻米種植水源的湄南河。1974年,「停止富士化學污染輸出委員會」成立,這是因為於1971年富士化學在通產省的建議下,關掉它在日本的紅藥水工廠,因為大量的水銀排放在港口邊。之後,這座工廠賣給一個住在日本的韓國人,他打算在南韓的仁川重新啟動這一座紅藥水生產廠,並將日本當成出口市場。當消息傳出後,在委員會的抗議下,這項買賣宣告終止。 日本化學是當時另一個受到矚目的焦點,因為它是東京地區鎘污染的元兇,也準備要去南韓設廠了,這引發所有可能的抗議形式:超過80次的抗議遊行、絕食行動、警察的逮捕、國會的聽證會等等,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這些抗議活動成為日本政壇不可忽視的社會力量。日本首相三木武夫於1974年宣布要檢討日本的污染輸出,通產省需運用行政指導的權力防止污染輸出。 當前的日本政府當然會否認他們還在進行污染輸出。但事實是難以辯駁的。在消費主義的助長下,過期的電子商品、資訊產品成為當前最重要的廢棄物來源,這些廢棄物內容難以簡單進行分解,直接以貿易的方式輸出到中國成為解決的方式,難道這就不是「污染輸出」?更令人髮指的是,日本政府甚至在與菲律賓、泰國等東南亞國家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夾帶電子廢棄物貿易免關稅,為日本國內的廢棄物貿易打開大門。但可惜的是,40年前日本的環保運動並未成為全國性的運動,仍舊是單點作戰的情況居多,再加上對代議政治的排斥,因此無法像西德綠黨一樣成為德國當前一股不可小覷的政治力量,對環境問題能夠持續保持監督與關注。 挖掘這一段歷史的目的,不外是回憶日本40年前社會運動中的公義精神,不僅關注國內民眾的福祉,同時也一路追打國內財團不當進行污染輸出的行徑,而對鄰避效應說不,不分國籍都應該享有福祉的普世精神,為東亞環境運動設立了跨時代的標竿,也是值得繼續流傳的遺產。 (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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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目錄) |
臭氧層保護公約 第一個全球批准的環保協議 | |
編譯■莫聞 審校■陳瑞賓 | |
東帝汶16日簽署管制臭氧層破壞物質的《蒙特婁議定書》,為世界上第196個、也是最後一個簽署該公約的聯合國會員國。此舉並為國際環保公約寫下新的里程碑,讓《蒙特婁議定書》成為第一個獲得全球一致批准的國際環保協議。 東帝汶是世界上成立最晚的國家,該國總理古斯芒(Xanana Gusmao)16日批准該議定書時表示:「東帝汶很高興能加入世界各國的陣營,一起遏止臭氧層破壞並協助其修復。」 此象徵國際環保進展別具意義。因9月16日同時也是聯合國明訂的「國際臭氧層保護日」,以彰顯22年前該議定書首度開放世界各國簽署之日。 1989年1月1日,《保護臭氧層維也納公約》(Vienna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Ozone Layer)生效,其後幾經修訂而成現行的《蒙特婁議定書》。該議定書受到國際上廣泛的採納與執行,被譽為國際合作的特殊典範。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執行長史坦納表示:「東帝汶的批准動作,讓臭氧層保護日別具意義,並顯示只要在環境議題上全世界全力合作,會有多重的延伸效益。」 蒙特婁議定書的建立,是為了淘汰使用破壞平流層的污染物質,以使地球擁能夠屏障來自太陽的破壞性紫外線。預計在未來數個月內,會有將近1百種涉及破壞臭氧的化學物質列入淘汰名單。 史坦納表示:「沒有蒙特婁議定書與維也納公約,大氣中的臭氧層破壞物質含量,恐怕會在2050年增為10倍之多,這將會讓2千多萬人染上皮膚癌,1千3百多萬人罹患白內障,更別提人類免疫系統、野生動植物與農業上的損害。」 2009年南極上空的臭氧層破洞已然成型,科學家觀察到,其大小可能與過去10年的規模差不多。美國太空總署戈德飛行中心(Goddard Space Flight Center)位於馬里蘭州綠帶市,該中心研究員紐曼(Paul Newman)表示:「今年我們已觀察到臭氧層破洞正在成型,目前為止大小還算一般。但我們不確定再過4周,今年的破洞大小最終會如何。」 根據最近的觀察與數像研究報告顯示,從2001年以來,每年臭氧層破洞大小已日趨穩定,而臭氧層破壞物質的含量也降低了4%。但科學家表示,氯化物與溴化物在大氣中存在的時間極長,臭氧層的復原可能至少要到2020年才觀察得出來。 臭氧層破壞物質包括氟氯碳化物(CFC)、氟氯烴(HCFC)、海龍(halon)、溴化甲烷、四氯化碳及三氯乙烷。這些氣體常用於冷媒、阻燃劑、溶劑與發泡劑等,而溴化甲烷則是用作殺蟲劑與燻蒸劑。 這些物質在低空大氣層通常非常穩定,只有在強烈紫外線照射下才會分解。一旦分解,將釋放出氯、溴分子,進一步破壞臭氧層。 全球性監測資料證實,大氣中關鍵的臭氧層破壞物質正在逐漸減少。科學家相信這是《蒙特婁議定書》逐步淘汰使用此類物質的政策使然,若持續下去,在2050至2075年期間,臭氧層將可回覆到1980年代以前的水準。 由於臭氧層破壞物質也是潛在的溫室氣體,蒙特婁議定書的執行也有助於對抗全球暖化。 史坦納表示:「據粗略估計,淘汰臭氧層破壞物質的作法,大約讓全球暖化效應從1990年以來延緩了7至12年。這意味著,每一分花在臭氧層保護上得投資,都會在其他環保議題上獲得回報。」 聯合國臭氧秘書處(Ozone Secretariat)執秘葛薩拉茲(Marco Gonzalez)指出,當前保護臭氧層的重點目標已非氟氯碳化物(CFC)等早期淘汰使用的物質,而是其危險的替代物質如氟氯烴(HCFC)與氫氟碳化合物(HFC)。而由於HCFC的氣候變遷效應,各國政府已於2007年同意加速淘汰與凍結該物質的使用。 (E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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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目錄) |
國際國民信託大會 台灣向全球發聲 | |
■孫秀如 | |
由全球超過40餘國公益信託組織所成立的國際國民信託組織(International National Trust Organisation, INTO),14日於愛爾蘭共和國首都都柏林展開第13屆大會,共有來自超過30國的代表與會,本次大會主題為「氣候變遷下的保育行動」(Conservation in a Changing Climate),會議為期5天,最後各國代表將共同簽署都柏林宣言(Dublin Declaration),並提交聯合國於12月在丹麥哥本哈根舉辦的全球氣候變遷會議。 每兩年舉辦一次的國際國民信託大會,今年由愛爾蘭An Taisce信託(An Taisce The National Trust for Ireland)負責舉辦,會議地點在都柏林城堡(Dublin Castle),此為當地十分重要的歷史建物,是英國政權統治近8百年的象徵性建築,亦為英國將政權交還愛爾蘭人的歷史地點。14日來自各國的信託組織代表,身著其國家傳統服飾齊聚都柏林城堡的廣場前,揭開大會的序幕,而來自台灣的代表台灣國民信託協會及台灣環境資訊協會,則以台灣傳統的布袋戲偶贏得各界的目光。 有別一般慣例,本次會議的首場演說是由愛爾蘭綠色學校的學生代表發言,其以「Your Legacy to My Generation」為主題,特別指出這一代孩子所面臨的是一個多問題的環境,希望大家能夠將每一天都視為地球日,過著環保生活。愛爾蘭An Taisce信託組織主席Smith先生表示,其組織向來特別重要環境教育,尤其是綠色學校與綠色社區的推動,因此特別希望藉由下一代的教育來改善環境。愛爾蘭前總統與前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高級專員Mary Robinson女士,亦在會議中與世界各國代表分享其經驗,再次強調環境人權的重要性,在全球氣候變遷之下,更需要重視環境難民的人權。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專案經理耿璐也在工作坊中進行演說,分享台灣環境資訊協會於台灣澎湖東嶼坪推動「工作假期」的經驗,並再次強調小島因其自然環境的限制與特色,更應該在每個生活環節上小心謹慎,除了所謂的生態旅遊之外,更要落實「負責任旅遊」的具體行動。而台灣這次所遭遇到的風災慘況,除了肇因於全球氣候變遷下造成的極端降雨現象之外,過度土地開發也是責無旁貸的人禍。 本次大會將以「氣候變遷下的保育行動」為主題,透過「氣候變遷」、「組織活動」、「行動延續」等3個工作坊及9大主題的討論,持續由各國信託組織代表分享其在地的經驗,期待透過國際的合作與交流,激盪出更具活力與行動力的策略與作法,預計將於會議結束日發表《都柏林宣言》,宣誓各國信託組織因應氣候變遷下的具體保育行動。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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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目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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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徵稿啟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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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目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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