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2009-09-29》─立報—教育專題深入報導─智邦公益電子報
enews.url.com.tw · April 04,2014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2009-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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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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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2009-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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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內容 | |
| ◎環境前線：兩岸環境行動者的對談與對策（下） | |
| ◎略論「自然資源安全」 | |
| ◎氣候周:聯合國氣候高峰會開幕 |
| 環境前線：兩岸環境行動者的對談與對策（下） | |
| ■康世昊 | |
| 不管我們自己的立場是傾向台灣繼續獨立還是與中國統一，台灣的環境NGO夥伴也都知道這樣一個事實早已發生──中國因素，已成為台灣目前許多企業和政府官員施政裡的所有思維。 台灣NGO需要的新行動框架 台灣NGO如果要與政府以及企業交手，必須有一套清楚的思考脈絡。例如我們反對在台灣繼續設置石化、鋼鐵廠，但是當這些廠家一旦是出走到對岸，我們反而好像失去了繼續氣憤或行動的理由。試想如果東帝士陳由豪引起的對岸抗爭被重視，社會大眾不就能更清楚看到，台灣社會真的沒有對不起陳由豪，他到對岸去也沒有鹹魚翻身，那個大搞財大氣粗、利益政治、不顧民眾環境權的企業所有者，從沒「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再者，台灣NGO對台灣政府的政策影響力，在陳水扁執政後期以及目前的國民黨全面掌控下，已日益下降。原因之一也在於企業西進的中國因素，政府與企業將對岸的廉價環境成本轉化為自己的政治資本籌碼。這幾年環境影響評估對企業監督的不符期待，可能就是受到「吸引資本續（回）留台灣」這個優先前提的影響。若能找到中國進步的NGO，共同合作，對中國政府與中國設廠的企業先形成壓力，或許已是值得不斷嘗試修正的NGO大方向。例如把「綠色和平中國」對主要電子業廠商的製程和排放污染的監督，轉化為台灣NGO回向施壓給台灣政府對同一企業台灣廠區不得放水的籌碼。 環境行動者善用台灣、中國「雙重標準」這個槓桿，或許反而能擺脫依賴環評對生產開發資本限制的無力感。譬如台商在中國必須遵守的部分資訊公開的法律，可能比台灣法律嚴。所以透過合作關係，讓台資或中資企業不能純粹靠政治裙帶關係和法律標準差異東飄西走，鑽縫靠污染成本低而假裝成成功企業。簡單地說，像陳由豪這種利用兩國民眾在社會相關資訊上的不對等，利用政治把戲漠視污染源的環境責任與社會期待的化工企業，屆時才會真願意正視民間力量。 中國因素下的NGO合作基礎萌芽 上述策略評估中有一個必須注意的變化是，中國政府或許為了民族形象，或許是正視環境污染的責任，口號上確立了世界上最為積極的耗能減低目標，要求在2006年至2010年間，該國的單位GDP能耗減少20％。如果這一目標真能實現，短短5年內，中國必須減少15億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甚至較歐盟在《京都議定書》框架下從1997至2012年15年間承諾的減排量3億噸高出許多。此外我們也應該要意識到，中國政府面臨的環境危機與環境技術市場的壓力或許是等量齊觀的。也就是說，中國政府與企業也注意到搶進綠色產業市場的利益，因此中國開始有許多政府默許下的環境資訊和諮商型NGO團體出現。以上這些都可能是兩國NGO組織合作機遇。 台灣環境NGO要在行動上跨出新局，徹底擺脫「鄰避型環境行動」的侷促體質，透過合作監督有污染前科的兩地資本而形成政策壓力，讓跨國集團承認兩國的環境監督機制。當然還有首先必須克服的行動障礙。就如我在對談裡順帶指出的一點，因為兩岸間的政治不透明度與社會運行機制的差異，目前常見的經驗是，透過偶一聯繫拜訪建立起來的夥伴關係，的確要面臨信任關係不足的反動力。為了克服這個初始的可能障礙，一個綠盟嘗試中的合作議題與方式或許可先拋出作參考（這個經驗分享也是在與環境運動工作者盧思騁的公開對談裡，我試著鼓勵在場會眾，提出第一步行動的可能性一點都不難）。 垃圾危機與政策的翻轉：民間先行 大家或許還依稀記得上世紀90年代在台灣上演的鄉鎮垃圾大戰。在那個極度依賴傳統掩埋處理的年代，為了垃圾的去處，不同行政區與社區居民間因為掩埋場處理量的爆滿，多次爆發垃圾進場的攻防戰。當年環保署（郝龍斌任內）解決的對策，是鼓勵補助「一縣市一焚化爐」做為解決垃圾問題的政策。綠盟的前身「環盟台北分會」時期，則從不斷參加各地反垃圾進場的民眾抗爭經驗中意識到，串連各社區反對力量，不能只是在降低垃圾鄰避效應的消極層次（這樣只是垃圾處理選址時間的消耗），而是可以、也必須整合成進步垃圾政策的提出動力。於是在綠盟於2000成立後，反焚化爐反垃圾掩埋場的民間動員，轉變成「垃圾減量就能解決垃圾問題」此一觀念翻轉的先驅。 比較鄰近香港、中國的狀況，台灣家庭廢棄物政策的變革（尤其是反焚化爐及垃圾減量）是華人世界（這裡我不想用種族畫分，而是從飲食習慣和乾濕家庭垃圾的結構的近似性）寶貴的經驗。 例如最近，綠盟同仁參訪了反對在北京市海淀區六里屯興建垃圾焚化廠的議題參與者。他們的處境，類似於當年反焚化爐，但還未確定垃圾減量此一觀念翻轉可以達成的台灣社區。因此當地人士都很感興趣，希望進一步藉由資訊交流及未來來台實地參觀，學習該運動中的垃圾危機程度、時間點、政策施力和民眾反對意識教育等幾個環節如何與何時搭配的技術。 更重要的，當年綠盟的社區結盟操作模式，例如聯結「看守台灣」和邀請的戴奧辛專家，結合社區居民全國經驗分享（例如北投焚化爐居民監督團體等），更是我們提醒中國環境NGO，要達到政策共識軸線翻轉前必經的歷練。當然，綠盟在中國垃圾議題的合作上，透過社區結盟這個模式，也提醒自己應該多了解當地的家戶廢棄物處理特性的社會脈絡，未來才比較能精準一點的提出建議。 從社區不鄰避到國境不鄰避 環境行動必須累積與轉化成社會具體支持度的實力（綠色和平中國在香港有1萬5千名固定捐款認養者），看穿結構性限制而提出戰略評估，也是行動者集思廣義的必修功課（跨國企業與鄰避效應的環境對策），兩個課題依賴和互補。這是我從當年來台取經環境運動、如今已經能大膽指出台灣環境NGO組織侷限的演講者所具備的思考脈絡裡，得到的最大刺激。願與環境運動前輩和同事們共享。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理事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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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略論「自然資源安全」 | |
| ■倪世傑 | |
| 網路盛傳，馬雅文明預言人類世界末日的時間，就在2012年12月21日，是人類第五次文明的毀滅，或象徵上的再次甦醒。暫先不論世界末日預言是否屬實，往後世人若有機會再次翻開21世紀前10年的歷史，首先映入眼簾的應當是「危機」二字。 光就人口的增長來看，1804年的世界人口數約10億人，一直到1927年才又再增加另一個10億來到20億人，其後增加速度直線飆漲，1974年來到了40億人，1999年來到了60億人，2005年則是63億人。龐大的人口壓力，不斷地榨取著自然資源。從古到今，人類先是爭奪水源地與可耕種的土地，到了第二次工業革命後開展了對礦物與能源的需求，到今天數位時代，對稀缺礦藏與能源的需求，加上龐大人口壓力下對可耕地與水源的需求更勝以往，過度開發的問題，不僅造成了環境上的破壞，同時，更引發了全球氣候變遷以及物種多樣性喪失的問題。 於今，資本主義國家對於能源與稀缺礦藏的需求更形尖銳。最近幾週中國「稀土」出口問題引發了美國、日本與歐盟國家的擔憂。鑭系元素系稀土類元素群的總稱，是雷射、高溫超導、精密陶瓷等割科技產業中不可或缺的元素。2005年，中國稀土產量佔全世界的96％，其中60％的稀土用於出口，而且，中國是世界上唯一大量供應不同等級、不同品種稀土產品的國家。也因為大量開採，全球稀土價格腰斬，同時過量開採也造成了開採地民眾癌症罹患比例激增。全國人大代表周洪宇就稀土過度開發問題曾向全國人大提交了一份《關於嚴格管制稀土生產和出口的建議》，建議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在前不久舉行的中國包頭稀土產業發展論壇上，諸多中國科學院院士聯名呼籲：中國應盡快建立稀土戰略資源儲備制度，強化稀土資源保護，以奪回國際定價權。而北京亦察覺出稀土的戰略地位，於今年4月研擬禁止稀土出口，迫使西方國家或是接受現實，或是必須另尋替代礦產。 二戰後美國便居於世界超強的地位，美國的地緣政治關係亦圍繞在能源的廉價取得上，兩次伊拉克戰爭完全赤裸裸地公開美國企圖控制世界原油能源的意圖。但對這一個世界當前唯一的超強國家而言，國家安全的定義已不再只是船堅炮利，世界局勢的變化讓美國逐漸感到措手不及。就電力設備而言，美國本土具有豐富的煤礦，這在過去的確是重要的能源來源。但當前猛烈的溫室效應下，燃煤發電製造的超量二氧化碳尤為人所詬病，在今年年底於哥本哈根召開的全球氣候變遷會議中，美國必定會被國際的壓力下設定減量目標，必須尋找替代能源的壓力與日俱增。 但替代能源的開發並未如想像中的容易，除了科技之外，同要必須考相關來源的穩定性以及社會後果。前兩年，從糧食作物中提煉生質乙醇一時甚囂塵上，但與人爭糧的結果，直接造成了全球糧食作物價格高漲，全球超過40個國家甚至爆發搶糧的暴動，相信大家對此仍記憶猶新。油電混合車聲稱可以降低溫室氣體的排放，但是油電混合車中的電力儲存卻一直是必須突破的關鍵點。其中涉及能夠大量儲電的「鋰」，全球50％的儲藏量集中在玻利維亞，在太陽能發電中不可缺的光伏電路板（photovoltaic panels）中必要的「鎵」，美國幾乎完全依靠進口，而且一直到現在我們都不知道全球鎵的藏量有多少，只知道中國是其中重要的出口國，供應美國40％的需求。 美國會出現能源、關鍵礦藏短缺現象，意味著歐盟國家、中國都面對同樣的問題。在全球經濟互賴增強，自然反撲的力道增加，各國在全球氣候變遷的當口都必須面對產業結構調整的情況下，各國都必須將「能源安全」、「自然資源安全」當成國家安全的一環，尤其在當前國際社會仍是由各個主權國家構成、且欠缺世界政府的情況下，無政府狀態下的權力平衡邏輯又更進一步得到強化。可以預見，自然資源的爭奪以及與其相關的地緣政治，將成為未來10年國際政治波濤洶湧的主旋律，以經貿、統獨為界定的台灣國家安全概念，恐怕已嚴重阻礙台灣立足當下、放眼未來的視野與能力。 （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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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氣候周:聯合國氣候高峰會開幕 | |
| ■朱淑娟 | |
|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15次締約國大會（COP15）將於12月7日到18日於丹麥哥本哈根（Copenhagen）舉行，距離現在只有70天，但至今各國意見分歧，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為了凝聚共識，提前於21日起在紐約舉行聯合國氣候高峰會（Summit on Climate Change）。 潘基文在開幕致詞時請各國領袖形成共識，在哥本哈根大會閉幕時能順利擬定新的氣候協議。他同時也說了重話：「如果不能在哥本哈根獲得共識協議，將在道德上不可原諒，也是經濟短視、政治上不智的行為。」 《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目標只訂到2012年，哥本哈根會議重點是要訂出2020年的中期目標、2050年的長期目標。如果新協議順利完成，全球經濟模式將有重大改變。 之所以說各國對後京都協議沒有共識，主要是工業國認為中國、印度等開發中國家排放量大，應共同承擔減量工作。過去美國不願簽署公約，就是認為減量責任不應只由工業國承擔。 但開發中國家則認為如今氣候之所以暖化，是工業國過去2百年種下的禍害，基於公平正義，工業國理應負起較大減量責任。因此哥本哈根會議是否能順利完成後京都的新協議，中國、美國的態度是關鍵。 胡錦濤重申「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開幕式演講中搶先宣佈中國立場，他指出，「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是各方加強合作的基礎。在應對氣候變遷過程中，應「充分考慮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階段與基本需求」。 胡錦濤強調，發展中國家歷史排放少、人均排放低，缺少資金及技術。而且現階段開發中國家首要任務是發展經濟、消除貧窮，國際社會應重視發展中國家需求。胡錦濤的這番話無疑是先下馬威，正式向工業國喊話。 但胡錦濤也提出四項減量原則（只是原則），包括：一、爭取到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顯著下降。二、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爭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佔一次能源消費比重到15％左右。三、大力增加森林碳匯，爭取到2020年森林面積比2005年增加4千萬公頃。四、大力發展綠色經濟。 同一天，美國總統歐巴馬並未提出較明確的減量目標，但強調，「發展中國家也要採取行動」。胡錦濤的表態對後京都協議、美國態度會產生何種影響，有待觀察。 日本提出新目標 日本民主黨黨魁鳩山由紀夫提出新的排放目標，他指出，日本在2020年前將比1990年削減25％溫室氣體排放量，並承諾對開發中國家提供節能技術與資金。這項承諾比之前自民黨提出的減量9％目標還大。 去年在波蘭舉行的第14次締約國大會（COP14），通過未來將成立「氣候調適基金」，以協助發展中國家推動動減量。但資金從何來、多少才夠，則尚無共識。日本承諾提供資金與技術，對後續調適基金談判的影響如何有待觀察。 潘基文對胡錦濤、鳩山由紀夫的發言都表示肯定。 本世紀控制增溫2度內夠嗎？ 2007年IPCC（跨政府氣候變遷研究小組）提出，過去百年全球增溫0.74度（正負0.18），未來百年將將持續上升，如果公約順利推動，世紀末可能增1.7到4.4度（平均2.8度）。IPCC建議本世紀增溫應控制在2度以內。 如果要達成增溫少於2度的目標，工業國需在2050年前減量一半（以1990為基準年），發展中國家要比「一切如常」再減15％到30％。但如要給發展中國家多點餘裕，不必減那麼多，則工業國在中期（2020年）應減量25％到40％。長期（2050）年要減量85％到95％。 歐盟去年宣布中程減量計畫「20-20-20」，2020年減到1990水準再減20％、提升能源效率20％、再生能源比達到20％。 但小島嶼國家聯盟（AOSIS）認為，增溫兩度所有小島都會消失，應儘量控制在1.5度內。 （綜合外電訊，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特約記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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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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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徵稿啟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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