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2009-12-18》─立報—教育專題深入報導─智邦公益電子報
enews.url.com.tw · April 04,2014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2009-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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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2009-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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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內容 | |
◎中國現代小說50大之34:海峽不隔原鄉情 鍾理和的《原鄉人(上) | |
◎NGO工作者的異想世界:重拾對愛情的敬意 (上) |
中國現代小說50大之34:海峽不隔原鄉情 鍾理和的《原鄉人(上) | |
■宋國誠 | |
曾經立志成為「中國首席作家」的鍾理和,是「日據」前後台灣作家中具有濃厚之「中國情懷」的客籍作家。儘管文學志向十分遠大,但鍾理和一生中非但僅有短篇《夾竹桃》獲得出版,甚至連發表其他作品的機會都沒有。鍾理和雖被尊為「台灣鄉土作家」首席地位,但他深受日本近代化思想和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文學」的影響,《原鄉人》正是這種影響與嚮往的寫照與表達。這部短篇小說,以獨特的敘事──兒童視角和人物塑型──表現了日據時期台灣人複雜的認同意識和思想情感,具有很高的文學與歷史價值。 原鄉:認同與尋根 鍾理和的作品,始終充滿家園情感和本土之愛。其作品大都取材於周邊事物,善於運用輕描淡寫、素樸寫實的筆調,描繪台灣農村的風土人情和市井生活。無論是山川樹林、紅磚綠瓦、風俗習慣或飲食服飾,盡是台灣南部風土人情的真實流露。與同期的台灣作家相比,他既不若吳濁流的壯烈淒涼,也不似龍瑛宗的哀怨頹廢,「鍾理和的作品表現出正視生活的勇氣和尊重生命的態度,這亦使得他的即使是記錄個人私生活的作品也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註1)。 「原鄉」是台灣客家人對中國內地的稱謂,「原鄉人」就是指從內地渡海來台的人。客家人把返回祖地稱為「轉原鄉」,有時甚至把人們的去世也稱為「轉原鄉」,因此,「轉原鄉」正是中國人「飲水思源、落葉歸跟」的傳統觀念。 然而,「原鄉」一詞除了地理與種族的意義之外,還包括一種文化的歸屬感,一種複雜的「尋根意識」。鍾理和的青少年時代,正是日本據台時期,在日本殖民者的「皇民化」政策下,台灣的各級學校只准讀日本書、日本文,不准讀中國書、中國文。但是在台灣的客家人,素來即有尊重漢文、勤學漢字的傳統,即使在日本高壓統治下,客家族群往往自辦「私學」──家庭私塾,暗中教導下一代學習中文。鍾理和就是在家庭私塾讀了一年半的漢文,這種「偷學」,既打造了鍾理和中國文學的基礎,也塑造了鍾理和「寧死不作日本奴」的勇氣與決心。後來,鍾理和旅居北京,即使饑寒交迫、育子無力,也斷然拒絕以日本僑民身分領取物資配給,如此堅毅的性格,實不愧於客家人的「硬頸」精神。 兒童視角下的日本殖民主義 小說以「兒童視角」為敘事主線,通過回憶描寫幼年時期的生活與記憶。這種敘事的特色在於「童言稚語」,其輕淡如煙、樸實無華的風格,表現一種「白話見真情」的效果。實際上,從鍾理和對「兒童視角」的運用,就可以看出「五四—魯迅文體」,以及形成於五四時期的「兒童本位論」和魯迅的「兒童人道主義」(註2),對他的潛在影響。小說以「小孩看大人」的近身觀察,以旁觀和印象式描寫,反映當時台灣作為「殖民地社會」和「多族共處」下特有的情境和景觀。 小說一開始,「認同」(identity)問題就躍然紙上,這可以從「人種學」一開始就以敏感議題首先提出,得到證明。鍾理和塑造了「三種人種學」,並且以印象式描寫,表達了不同省籍、不同國族之間的特色與差異,也表達了作者(經由兒童之眼)對不同人物(種族)的情感偏好和價值判斷。 小說展開一種「異族觀察—認同審視」的提問過程,這種「提問」,正如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哲學核心中對「存在之思」的探索,這是一種對自我身分與族群屬性之質疑和確認的過程。這種「提問—省思—確認」的認同過程,在小說中展開於一種「人種學比較」,亦即通過「福佬—日本人—原鄉人」的人物對比,來調適作者自身的認同場址(location of identity)。這種「人物對比」,首先出場的是福佬人,他被塑造成平易近人、樂善好施的人: 我幼年時,登上我的人種學第一課的是福佬人(閩南人)。這個人是我父親商業上的朋友。大約在我三四歲的時候,我就知道他常常到我家來,在我家吃過一餐午飯,然後就走。但有時也會住下來,第二天才走。他人很高,很會笑。如果在我家住下來,那末,第二天要走時準會給我和二哥一角或二角錢;大概人還很好。(註3) 第二種人種是日本人。幼年時期的鍾理和當然不知「殖民主義」或「殖民者」的確切涵意,但是在觀察與印象中,日本人是一個粗暴的、令人害怕的威權人物。這位日本老師,一副盛氣凌人、態度傲慢的模樣。尤其,既然是老師,為什麼還要佩帶長刀呢?幼時的鍾理和無法回答,但卻清楚地寫出了殖民者的狂妄與心虛,表露出台灣人對日本人的驚慌和恐懼: 人種學的第二種人是日本人。經常著制服、制帽,腰佩長刀,鼻下蓄著撮短鬚。昂頭闊步。威風凜凜。他們所到,鴉雀無聲,人遠遠避開。 「日本人來了!日本人來了!」 母親們這樣哄誘著哭著的孩子。孩子不哭了。日本人會打人的,也許會把哭著的孩子帶走呢!(註4) 台灣人的認同:記憶與反記憶 小說著重表達了台灣人民族認同「辯證—曲折」的特徵,這是一種「灌輸—質疑—反證」的複雜過程。這個過程經歷了從日本軍國教育下自覺地反思與甦醒,同時也是一種「記憶/反記憶」、「同化/異化」的抵抗過程。小說中,鍾理和講述了日本殖民教育是如何刻意混淆台灣學生的民族記憶,而從作者聽完日本老師的殖民教化之後「半信半疑」的態度,說明了這種「認同辯證」的困難性。對於台灣人而言,只有自覺地通過反記憶、反灌輸的抵抗,才能實現自己的民族認同: 日本老師時常把「支那」的事情說給我們聽。他一說及支那時,總是津津有味,精神也格外好。兩年之間我們的耳朵便已裝滿了支那、支那人、支那兵各種名詞和故事。這些名詞都有它所代表的意義:支那代表衰老破敗,支那人代表鴉片鬼,卑鄙骯髒的人種;支那兵代表怯弱,不負責等等……。支那人和支那兵的故事是沒完的,每說完一個故事,老師便問我們覺得怎樣。是的,覺得怎樣呢?這是連我們自己也無法弄明白的。老師的故事,不但說得有趣,而且有情,有理,我不能決定自己該不該相信。(註5) 小時候雖然不懂,但長大後對日本殖民者的粗暴、專橫與欺壓,鍾理和卻一筆不漏的記錄下來。鍾理和依然使用族群同、異的差別待遇,來表達日本異族對台灣本族的欺凌和壓迫。長大後的鍾理和擔任防衛團的幹部,在一次防空演習時,有一家糕餅舖沒有把遮光布幕遮攏,以致燈光外漏。防衛團認為情有可原,只告誡了一番之後便預備退出。「但此時一個有一對老鼠眼的日本警察自後面進來了。他像一頭猛獸在滿屋裡咆哮了一陣,然後不容分說把老闆的名字記下來」(註6)。實際上,日本警察是藉機找碴,因為這位糕餅舖沒有繳足日本人所要求的捐款數目,幾天後就被抓到警察署,想必是遭受毒打或刑求,在被放出警局時,「彷彿身帶重病,垂頭喪氣,十分衰弱」(註7)。在這裡,作者顯露出對日本殖民者極度的厭惡與不滿。 原鄉人:刀下的乳狗 第三種人種,就是所謂的「原鄉人」。鍾理和對於原鄉人不僅情有獨鍾,在本已短小的篇幅中,對「這些像候鳥一樣來去無蹤的流浪人物」,總是不吝筆墨,盡情書寫: 第二年,先生換了人。據說也是原鄉人,但和前一個完全兩樣。他人微胖,紅潤的臉孔,眼睛奕奕有神,右頰有顆大大黑黑的痣,聲音宏亮。比起前一個來,這位原鄉先生已神氣多了。只是有一點:很多痰,並且隨便亂吐。還有,喜吃狗肉,尤其是乳狗。那時村裡幾乎家家都養狗,要吃狗肉是極隨便的。因此不到兩年,他的身體更胖了,臉色更紅了,但痰更多了。(註8) 對這些形形色色的「原鄉人」,特別是對五官、相貌、性格的描述,不只是一種對「市井小民」的描述,實際上,那個時代的動蕩、不安和騷亂,正是通過這些不同背景的形貌獲得了間接的反映和投射。這些「原鄉人」,「都不是很體面的:賣蔘的、鑄犁頭的、補破缸爛釜的、修理布傘鎖匙的、算命先生、地理師(堪輿家)。同時我又發覺他們原來是形形色色,言語、服裝、體格,不盡相同」(註9)。這些從事低等職業的原鄉人,反映的是民族的流離失所,時局的不幸與苦難。 然而,對這些「原鄉人」,作者也不是一昧地偏好和稱頌,對於某種「民族劣根性」,作者也毫無保留地予以揭露和批判。例如「屠狗食肉」的惡習,原鄉人習以為常,絲毫沒有虐待動物的罪惡感:「我第三個認識的原鄉人,也是和狗肉結下不解緣的。但令我不解的,他並不是外處人,據我所知,卻是從來就住在村子裡。也有老婆,都已上了年紀了;有一個女兒。他眼睛不好,手腳有點顫抖,但打起狗兒來卻兇狠而勇猛」(註10)。顯然,「吃狗肉」是外省人常見的習慣,對於台灣人而言自然備感殘忍和粗鄙。但是,「屠狗」還扮演某種隱喻功能,它意味著當時的中國大陸正處於烽火連天、生民塗炭的境地。戰火下流離失所的人民,一如那任人宰割的「乳狗」,既悲慘又無助。 (下週續) 註1:丁帆等,《中國大陸與台灣鄉土小說比較史論》,南京:南京大學,2001,頁147。 註2:陳弈靜,《蕭紅「呼蘭河傳」研究—以敘事類型和母題意識為核心》,逢甲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9,頁39-49。 註3:鍾理和,《原鄉人》,北京:華夏,2009,頁1。 註4:鍾理和,《原鄉人》,頁1。 註5:鍾理和,《原鄉人》,頁4~5。 註6:鍾理和,《原鄉人》,頁7。 註7:鍾理和,《原鄉人》,頁8。 註8:鍾理和,《原鄉人》,頁2。 註9:鍾理和,《原鄉人》,頁3。 註10:鍾理和,《原鄉人》,頁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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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目錄) |
NGO工作者的異想世界:重拾對愛情的敬意 (上) | |
■褚士瑩 | |
我在NGO領域的好朋友Connie說他記得我以前寫過一篇文章〈重拾對距離的敬意〉,說的是因為交通工具的快速便捷,讓旅行變得太輕易,連帶地,也讓人失去對距離的敬意。當橫跨太平洋也不過吃個飯、打個盹、看兩部電影的時候,我們很容易忘記這兩點之間,其實阻隔著半個世界。 前幾天,他見證了朋友Mini為了要延續她在阿富汗的一段感情所作的付出,告訴我他才又想起了我這篇文章,因為那種百轉千折,除了佩服她的毅力與勇氣,連帶地,也不禁感嘆,或許,現在的感情來得太容易,讓人對於愛情,也失去了敬意。 Connie跟Mini是前幾年冬天一起到印度垂死之家服務而結識的,後來在2006年夏天,Mini去了東帝汶一個月,2007年,又到阿富汗參與為期一個月的和平營,結果便在當地留下來,預備以一年的時間繼續從事志工服務。 如果對國際新聞關注的人,應該還記得2007年7月,有20多位前往阿富汗進行醫療服務的韓國志工,被塔利班政權以他們在當地傳教的名義逮捕,其中兩位並在扣留期間陸續被殺害,韓國政府將人質救回之後,下令所有的韓國人必須全數撤離阿富汗,往後也不再能夠得到阿富汗簽證,若企圖私下前往,甚至就要取消其韓國國籍。 Mini正好就是隨著另一個韓國NGO過去服務的志工,韓國籍的隊員都被迫離開了,留下來自台灣的她跟其他兩位外籍志工,如果她們也跟著走了,那麼這個辦公室大概就立刻關門大吉,往後要再進入的可能微乎其微;然而,一個在阿富汗沒有資深正職人員,只憑著初來乍到、僅僅3個志工的組織,在這樣的情形下到底又能夠做些什麼呢? 其中一位志工,在2008年5月先行離開, Mini和另一位志工伙伴在沒有韓國成員參與,但有其他國家志工的狀況下,於當年夏天舉辦完最後一次的和平營,連同Mini,一共有多達5位台灣來的志工,在阿富汗可以算是空前絕後。夏天過去,也就是2008年的9月,Mini一年的任期終於完成,也離開了阿富汗。回台灣以後,Mini沒有跟別人說太多那一年到底經歷了些什麼,朋友也只隱約知道她在當地設法跟其他的國際NGO合作,幫小朋友弄了個社區圖書館之類的,但是,其他呢?Connie隱約覺得,一年不算長,但也不算短,一定還有發生什麼其他的事情吧? 一開始,Mini總是避重就輕,說光是在阿富汗每次要辦理延長居留,就要來來回回很多趟,百般刁難完全沒有什麼道理。但光是這個理由,也不足以讓一個不支薪餉的志工,在這麼艱難的情況下堅持待滿一年吧?最後,Mini終於鬆口,原來是在阿富汗交了個男朋友。 原先,Mini的父母對於外國男友的想像,無非就是金髮碧眼的西方人,所以也沒有太過驚訝,等到他們終於透過電腦螢幕,看到一個竟然乍看之下長得很像「恐怖份子賓拉登」一般的人,就只差沒昏倒! 這位阿富汗人,原來是Mini合作的韓國NGO裡面的當地員工,要不是發生人質事件,也要不是韓國人被強制撤離,依照原先的工作規劃,Mini原本會到另外一個地方駐點,不會長期留在喀布爾,這個阿富汗男子跟Mini大概也沒機會多接觸。Connie說這情節好像張愛玲《傾城之戀」的翻版,雖不能說是為了成就這段姻緣,而發生之前的種種事件,但在亂世裡發生的戀情,哪一樁不是造化弄人呢? (下週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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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目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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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徵稿啟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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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目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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