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在《資本論》初版序言中說：「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後者未來的景象。」新興工業化國家在二戰後加入世界資本主義的大循環，而社會主義陣營國家也沒閒著，同樣以發展主義為綱進行工業化。1974年後，葡萄牙軍官發動政變，開啟了杭亭頓所稱的「第三波」民主化，從南歐、拉美到東亞、南非，再到「蘇東坡」國家，而像台灣、南韓等國家之所以得以達成民主鞏固，其中原因之一是民主轉型之後經濟仍然能夠成長。

經濟起飛與成長往往伴隨著嚴重的環保問題，如按照多元主義理論的觀點來看，民主化意味著政治與經濟權力的分散，市民社會中的人民團體得以組織起來推動自己的福祉，環保運動也因此有了發展的機會。這個經驗通常具有普遍性，無論在老牌民主還是新興民主國家皆然。

但面對20世紀末的新興危機：導因於溫室氣體排放的全球氣候暖化，民主國家在這方面的表現，則於與之前多元主義的推論以及經驗證據有所背離，就以美國這一個多元主義的代表國家而言，小布希政府怎麼樣也不願意簽署《京都議定書》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因為這不僅代表著小布希政府本身的主張，同時更表示美國仍有相當多的民意對《京都議定書》等溫室氣體減量問題存在反對意見。換言之，大部分的人都同意環保的價值，但是遇到溫室氣體減量問題，態度即出現顯著的變化。

貝提希以及貝諾耶爾（M. Bättig and T. Bernauer, 2009）的研究則指出，即便遵守國際協定的民主國家在立法與政策宣示上均同意溫室氣體減量，但在實際的溫室氣體排放上又是另一回事，立法與政策宣示往往成為表態的手段罷了。

這當中仍存在一個容易認識但卻難以化解的結。人均所得高的民主國家民眾通常具有較高的環保意識，他們不願意吃到的食品是不安全的，不喜歡核電廠，更討厭居家附近存在高污染工業。但是他們同樣也習慣於高溫室氣體排放的生活方式：無限制的私家汽車、依賴更高量的國際貿易滿足日常生活所需等等。而其中不能不提到的是，高污染產業往往在住民的抗議聲中遷移到國外，污染仍舊持續，總之不要在我後院就好，而仍能夠持續享有工業發展的果實。

不打擾民眾既有的生活方式，也就是不開罪選民，成為西方工業民主國家的常態，這也是溫室氣體減量往往淪為表態政治的原因。第三波新興民主國家民主轉型與鞏固的時間點又往往與1990年的全球化浪潮一致，在經濟發展的壓力下投入世界市場尚且唯恐不及，節能減探往往被轉化為個人環保，而非產業發展政策大方向，台灣現在的火力發電廠仍持續運轉、石化工業擴大再生產的勢頭亦未歇，足可說明新興民主化國家在環保以及溫室氣體減量政策當中的鴻溝。

這是我們當代面對的重要選擇課題：在經歷了壓縮的工業化以及遲來的民主政治之後，我們的關鍵選擇會是什麼？如果我們將時空重新放回到1980年代，你會預期一個什麼樣的民主化？是一個具有社會民主精神的民主化，還是財團權力高漲的民主化？同樣地，面對未來，我們是希望犧牲當前的部分經濟成長，經過一段不算容易的產業調整期，讓我們的經濟活動能夠符合降低溫室氣體減量的要求；還是繼續維持當前的經濟成長模式，繼續發展推動高耗能產業，以海平面與氣溫上升的危機換取經濟成長？

我們不是政客，而且壓根不存在「兩者都很重要，要在當中求取平衡」這種典型的官式答案。我們更不反對民主政治，只是呼籲，當前的積累模式、代議政治以及全球氣候變異之間的矛盾，在工業民主國家和開發中國家都難以化解，我們已經走進了碳經濟的死胡同，但非碳經濟的黎明，卻仍未見曙光。

（系列完，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葉俊宏

貴報3月5日刊登左右看「誰替環保署撐腰」、「衝就業 違法又奈何」二文，作者有許多錯誤事實與論述。

作者一再表示「環保署竟然說法院的環評『撤銷』不等於『無效』」、「環保署卻能拗成是法院『中科環評仍然有效』，明顯指鹿為馬、實在太難看」云云，實是張冠李載，本署從未稱本案環評審查結論被撤銷後仍有效，依本署民國99年2月5日新聞回應，第一句即闡述：「最高行政法院撤銷中科三期七星農場環評審查結論後，目前審查結論已失效，……」其後2月10日之登報澄清、3月1日之新聞亦一再說明本案環評審查結論已失其效力，惟因環評審查結論與開發許可分屬二個行政處分，開發許可並非隨之立即失其效力，而是須依行政程序法由開發許可之核發機關（國科會、中科管理局、營建署等）決定是否撤銷。作者指稱本署硬拗中科環評仍然有效，顯然有很大的誤解。

有關「停止執行」事宜，在97年1月31日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後，當地居民已向法院提出「停止執行」，要求中科立即停止開發。最高行政法院於98年12月31日就停止執行案裁定所述：「縱認該開發案環評審查有瑕疵而經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將原處分取消，亦難認該處分已對於當地生態環境有立即重大污染情事，亦無時間緊迫性，故駁回聲請。」故最高行政法院亦認定相關工程無立即停工之必要。最高行政法院於99年1月21日判決環保署上訴駁回，此二判決相距21天。引用本署上訴被裁定駁回前的最高行政法院停止執行案裁定內容，係凸顯實務上法院有「難認該處分已對於當地生態環境有立即重大污染情事，亦無時間緊迫性」之看法，此看法並不受最高行政法院99年1月21日判決之影響，況且中科管理局現有已完成之健康風險評估結果，屬於可接受之風險。

中科三期七星農場案國科會已依法走完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的環評審查程序，因此園區內兩家廠商已是依法申請、取得相關許可設置的合法廠商。事後因行政訴訟被撤銷環評審查結論後，須依行政程序法規定之行政救濟途徑處理，而非由環境影響評估法處理。上述二文作者仍然在環境影響評估法中打轉，而完全忽略行政程序法，是其錯誤所在。

本案應由許可核定機關（國科會、中科管理局、營建署等單位）依行政程序法規定，於2年內依職權衡量對廠商信賴利益保護與欲維護之社會公益後，為全部或一部之撤銷、另定失其效力之日期，或不撤銷。依據目前開發單位已完成之健康風險評估尚未審查完竣之結果顯示，本案健康影響風險或社會公益之影響在可接受之範圍內，故國科會已決定暫不撤銷本案之許可。

為了對國民健康把關，本案原審查結論已要求「開發單位於營運前應提健康風險評估，……如評估結果對居民健康有長期不利影響，開發單位應承諾無條件撤銷本開發案」，實質上已確保居民健康不致被本開發案影響。中科管理局依原審查結論之要求，委託台灣大學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院詹長權及吳焜裕博士之團隊進行中科七星農場健康風險評估，其報告已分析本案健康風險及提出健康風險管理規劃。依其評估，其致癌風險為2.13×10-7，依美國環保署標準，屬於可接受之風險。國科會因此表示本案暫不會撤銷許可及要求停工。環保署已經請開發單位補充資料，如果後續的健康風險評估審查結果顯示該研究團隊所作的風險評估有誤，且確認對國民健康有長期不利影響，環保署將請國科會依行政程序法撤銷中科管理局的開發許可。綜上，環保署已在處理本案健康風險評估問題，並依評估結果納入決策之考量。

另外，行政法院撤銷本案環評審查結論之認定，並非因為環評審查不應通過，而係判斷原環評審查過程中有關健康風險資訊蒐集涉有不完全之瑕疵。此瑕疵得經由補提健康風險評估相關資料，經環評審查後予以補正。環保署尊重法院判決，依判決意旨，請開發單位於原環境影響說明書內加入環境品質及現況、健康風險評估及其他說明資料，再提環評委員會審議。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綜合計畫處處長）

■羅敏儀

成功引起討論的環境運動不免有許多人記錄分析，但大環境不利、氣勢低迷的環境行動則乏人聞問。至於那些就住在環境議題發生地的人們和其運動參與者，他們的經驗其實更需要被分析書寫，他們的前進也需要更多恆常的關注。

農曆年前後，和幾位同事照例四處走春，拜訪常年支持協會的好朋友，更問候同樣為議題打拚的社區朋友景況。拜訪之後我們有了更多的深刻觀察，這些觀察引導我對綠盟未來幾年環保基層經營的行動方式有更明確的看法。

環境在地行動vs.自衛型價值觀

時近傍晚，來到素來熱鬧的阿勇叔（化名）家，門前靜悄悄地透著反常，往窗內一望，客廳電視兀自播放，阿勇叔斜靠沙發上，見是我們到了，熟絡起身引我們進門，寒暄問候也忙著張羅茶水。才問起那日怎麼沒出海抓魚啊？早收了，他說，再抓也沒什麼意思了。前年便聽他談過雙拖網漁船配備先進雷達，遊走法律邊緣與小漁船爭搶近海漁業資源，魚汛時一網打盡一尾不留，小漁船生計大受影響，近海資源也在大肆掠奪下幾近枯竭。是因為這樣不抓魚了嗎？「也是啦！」

然後他再度更談起年輕時就參與地方反公害抗爭至今的種種難忍，曾經並肩的夥伴、相挺的政治人物，在巨額回饋利益不斷進入地方淘洗、在為個人政治生涯步步經營打壓異己的過程，一個個背棄了當時並肩的理念與承諾，在今日的標準裡飛黃騰達受人稱羨，甚而回過頭奚落仍堅持的人。

「這樣的不堪，誰留在這裡不會錯亂？我只能堅持自己不變，留住自己的尊嚴。」阿勇伯低嚷。「不過什麼是對什麼是錯哪還有標準？我也不想再捉魚，這裡也沒什麼好待的了，房子賣掉後我就出國不回來了，你們年輕人也不要再留下來，這裡只有錯亂沒有根，改變不了了。」

這些話至今仍在我腦裡迴盪。對照越來越多的環保口號和政策宣示，地方行動的參與者卻可以是如此的沮喪？再對照前些日子媒體報導的綠黨財務已無力負擔的新聞，如果捍衛環境的行動不是計算媒體曝光度，最終仍要檢視我們組織過的抗爭行動裡是不是有著長期被忽略的弱點？

反抗污染者更是新生活陣地經營者

走訪轉至另一戶地方參與者家裡，境況讓我們寬心些。「什麼時候再過來？不要談公事談議題，就只是輕鬆來住下啊？」陳姐笑著揮手與我們道別，叮嚀大家照顧自己學會放鬆。返鄉創業6年的她，總以不形於外的大力支持，默默後援我們的行動，除了提供聚會討論場所，作年輕朋友來此認識家鄉認識地方議題的基地；也在過程加深互信彼此學習，共同為經營地方議題的各種可能性，攜手一次又一次嘗試。2009年陳姐夫妻毫不考慮提供出一塊地來，在議題倡議與反對之外，開闢出實踐另一種替代可能性的新途徑。

這個肩負重任的實驗基地叫什麼好？想了好久大夥始終拿不定主意，不過私下的暱稱倒有好幾個，姑且先叫「諾努客農庄」（Nonuke Grange）吧！因應在地環境議題的威脅與氣候變遷調適、創造低碳社會的挑戰，農庄設定是一個結合在地傳統智慧以創造區域型永續社會的第一個實驗點與散布點，除了適地適性結合傳統農耕經驗與現代樸門（permaculture）永續農藝理念，成為社區首座進行有機耕作與農產加工包裝販售的農庄；也打算充分利用在地傳統建材土埆磚、石頭厝，與當地素材漂流木、回收玻璃瓶等，翻修建造傳統工法結合現代綠建築、節能建築、自然建築思維的農庄建築體。

能源使用更可以兼顧多元性與永續性。燃煤、燃油、燃氣等會製造大量二氧化碳排放的電力來源儘量少用，核能發電這種營運風險高、關廠退役成本大、廢料放射性禍延後代子孫與地球環境的發電方式，當然要說不。於是充分利用當地水利、風力與太陽熱能光能，成為思考農庄能源來源的基礎方向，初期，以供電較穩定的小型水力發電來嘗試。

每一步農庄踏出的新嘗試，都以「工作假期」的方式，號召社區草根達人與各領域專家成為傳承經驗的指導者，號召感興趣的地方匠師、地方學校、社區內外朋友成為學習者與基地上的實踐者。也希望透過摸索低碳能源、低碳建築、低碳活動的經驗，進一步與地方上感興趣的商店和觀光旅遊業者，串連成「套裝低碳旅遊」產業鏈結，讓這種為自己行為負責的新旅遊形式成為創新地方消費型態的可能選項。2009年起，每一位參與進來的社區夥伴或工作假期學員，都在農庄的未來藍圖上留下精彩想像或珍貴建議，目前農庄更轉而利用政府就業方案的資源，聘請3位當地工作者常駐。

拋棄舊策略才看得見現階段成果的潛力

綠盟從成立以來，伴著為環境議題努力的朋友，走過物換星移、走過滄海桑田，每一張面孔心底的糾結，每一句鼓勵內蘊的經歷，我們認真以對，所以尋找其中足以延續的力量變成我們團體的特色之一。2010年走春，就在同一個環境議題發生地，我們看到挫敗的環境運動也需要價值觀重建，看到返鄉中生代或尋求生涯第二春的都市移民，成為挫敗環境運動延續下去的新生力軍。只是這實踐取向的新價值觀如何匯集串連新舊力量，考驗著現階段的各環保團體，包括綠盟，是否已經清楚意識到汲取每一個階段成果的果實，並形成一個完整的新路線辯論。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秘書長）

■宋國誠

出版於1946年抗戰時期上海淪區的《果園城記》，是師陀的代表作。師陀本名王長簡（時用「蘆焚」為名），筆名「師陀」之用意，有人說是「師法陀斯妥耶夫斯基（台譯杜斯妥也夫斯基）」，並以此解釋師陀的作品深受這位俄國大文豪的影響。但據作者的自我調侃，「陀」字是指高地或丘陵，師法小丘，意是指胸無大志，但求茍安而已。

果園城：原質性呈現

《果園城記》由18篇短篇構成，是一部以回憶和想像所構築的鄉土敘事，小說通過對小城人事與景物的間距性描寫，運用時間印記和精神體驗的感性敘事，表達了一個「精神流放者」（或流亡之奴）對故國家園的懷想與眷念，既帶有純樸古風之美，也蘊含對人生哲理的深思。

儘管師陀自謙，把《果園城記》視為「心懷亡國奴之牢愁，而又身無長技以謀生之路」之下，一部「偶然拈弄筆墨」的消遣之作（註1），但作品所發揮的藝術成就絕非「無聊」一語所能概括。歷來，評論家傾向於把《果園城記》視為一部「精神返鄉之旅」，但這裡的「返鄉」不只是回家而已，更是一種形上的皈依、永恆的棲息；另一方面，師陀筆下的「家園」（師陀祖籍河南杞縣），也不只是地域意義下的「老家」而已，而是所有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原鄉，因而帶有普遍的、出世的意義。

對師陀來說，這果園城是一種「泛稱」而不是「特指」，是中國式鄉土生活的概括：「果園城，一個假想的亞細亞式的名字，一切這種中國小城的代表」（註2）；對於家園之戀，師陀也不是一味地抒情和泛愛，而是夾雜悲憫之愛和同情之恨於一體的「反思性文本」。這裡所謂「反思性文本」，或許可以稱為「現實的還原主義」，這是一種作家通過情感的多次加工、通過對內在情感的客觀化冷卻和過濾，對社會現實所進行的原質性呈現。

這裡所謂「原質性呈現」是指對中國傳統社會和微小人物之命運結構的親緣性表達，但這種表達不是寫實或直描，而是對社會傳統和鄉民心理之純質與真性的透析和坦露。在《果園城記》中，作為中國社會之原質的是「大命運」與「小人物」之間的文化張力，一種深嵌在宿命因果下的悲劇性循環，簡單地說，就是一種荒繆性。例如〈葛天民〉中的人物葛天民，一個閒適度日、與世無爭的地主，他的特徵就是「健忘」，他日復一日的過著「不用思索」的日子，從他身上可以看到中國傳統社會那種散漫、單調、懶惰的原質。

〈桃紅〉裏的素姑，一個像春天一樣溫柔，走路像空氣般無聲的舊式閨秀，卻一生找不到歸宿，在果園城單調呆滯的生活約束下，消磨著青春，枯黃了容顏，成了「一個中國的在空閨裡憔悴了的少女」（註3），只流下一行清淚，幾許悲哀。

在〈賀文龍的文稿〉中，懷抱作家夢的賀文龍，在瑣瑣碎碎、庸庸碌碌的生活中，消殘了壯志，夢碎了理想。〈顏料盒〉裏的油三妹，在枯燥乏味的社會環境下，為了追求獨立自主，卻因抗爭而受盡羞辱，最終吞下藤黃而自盡。至於〈城主〉中那世傳顯赫的封建主子「魁爺」，是一個勢力雄厚、威風凜凜的霸主，卻因莊稼人造反和出身戲子的四太太背叛，以致榮耀盡失，一蹶不振。

在這些小人物身上，看到的不只是個人的命運，而是看似和平悠然實則故步自封的民族本性，以及那深不可測、重不可傾、濃不可化的悲劇本質。

果園城：有機的生命體

一如沈從人筆下的湘西「邊城」、蕭紅的「呼蘭河」、林海音的北京「南城」，《果園城記》中的「小城」不只是一個地方或場所，而是一種蘊含文化歸屬與鄉土認同的精神象徵。

和許多「小城題裁」的優秀作品類似，這裡的「果園」，既是中國現代文學中「抒情—懷鄉」的核心母題，也是中國文人寄予深情的理想國度；實際上，「小城」在師陀的創作中是一個「有機生命體」，是一個融合著空間架疊、時間印記、人物性格、草木興落、人生流轉的「生命空間」，從中再現出作家的情感世界與理想投射。換言之，小城一向是中國文人一張綿延不絕、書寫不盡的畫卷，從中塗抹和刻印作家的愛恨與悲喜，凝結並散發作家的經驗與體悟，散發出對生命、景物、土地的沉思與懷想，《果園城記》正是這樣的典型佳作。

我要用腳踩一踩這裡的土地，我懷想著的，先前我曾經走過無數次的土地。……這裡的每一粒沙都留著我的童年，我的青春，我的生命。就在這岸上，我曾無數次背著晚風坐著，面向將墮的紅紅的落日……。

我熟悉這城裡的每一口井，每一條衢巷，每一顆樹木。它的任何一條街沒有兩里半長，在任何一條街上你總能看見狗正臥著打鼾，它們是絕不會叫喚的，即使用腳去踢也不；你總能看見豬橫過大路，即使在衙門前面也絕不會例外，它們低了頭，哼哼唧唧的吟哦著，悠然搖動尾巴。（註4）

果園城：時間的感傷結構

「小城」，在地理意義上，是鄉村與城市之間的管道，是傳統與現代的介面；小城給人的意象總是旅來客往或車馬夾道，有市井林立和茶寮酒肆的繁榮景象，也有交遊結往、人情世故的人際關係，有時可能是人去樓空、草木不生的廢墟景象，這是小城既有的物質構成和物理外象。

然而，在中國現代小說的小城題材中，小城往往不是「小橋、流水、人家」的溫馨小院，也不是「古道、西風、瘦馬」的牧歌世界，更多的是夾雜希冀與絕望、奮發與保守、光明與黑暗、美麗與醜惡的「混合世界」；正是在現實的殘缺與飽滿的理想之間，作家構築了屬於自己的「第二世界」，一種通過「回憶再現」（representation of memory）所重構的象徵世界。在《果園城記》中，師陀所構築的第二世界，是一種由永恆與瞬變所構成的「時間結構」：一種對時間的體悟與感傷的情感結構。

時間的感傷結構是一種時空的感性認知形式，它通過回憶敘事進行來回穿梭、往返流連，並在回憶與小城之間構築意識流，讓時間具有活性敘事的功能，也讓空間產生流動的意象性。在記憶與小城之間，師陀構築了一種「想像的間距」，在這個想像世界中，時間不是線性的，而是以回溯、折疊、流轉為特徵，空間也不是單面的，而是以立體、扭轉、變形為特色。在這以記憶為串接的時空結構中，記憶既是遺忘也是洗鍊，既是添加也是改色，虛構的幻覺既是一種再現的創造，也是對失落與飄散的補拾；在小說中，真實與虛構沒有界線，一如青春與衰老只是反覆循環；在這裡，作為空間的小城可以在時間的任何「流點」中一再展現，而作為記憶載體的時間，也可以來回展示生命的各種樣態，這些生命樣態既是雜亂的、無序的，也是清晰的、動人的。正是在這種時空的雙重碎裂與重組中，在矇朧與灰暗的記憶甬道裡，褪托出不確定、沒把握的美感，使生命的意義獲得審美的躍升和詩性的表達。

在《果園城記》中，師陀構築了一種「滄海／一粟」的生命觀，並通過滄海無限延伸和一粟短暫無常的對比，來表達「景物不變、人事已非」的體悟。在果園城中，不變的是大地黃土、夕陽晚照，不變的是四季輪替、生死循環。然而，在逝者如斯之中，變化的是人事與容顏，變化的是青春與鍾老。在不變與變之中，時間像一雙「流動之眼」，正如小說中的「塔」，它凝視著一個又一個哭啼嬰兒從母親的肚裡瓜瓜落地，送入人間，又護送著一代又一代人的靈柩從城裡馬路走過，埋入土裡。

小說以素姑和孟林老太為對比，當時間之眼轉向過去時，看到的是素姑小姐青春的明亮與韻致，她苗條的身段、明亮的眼睛、細膩的皮膚，同時也看到孟林老太的成熟的智性、莊嚴的外表、機敏的處事。當時間之眼拉回現在時，看到的是素姑憔悴的容顏、呆滯的舉動、枯黃的頭髮，以及孟林老太的老態龍鍾、耳聾眼花。

天地有愛、生命無常

時間不歇腳，歲月不饒人。人們只能對記憶的凝結——例如桌上的照片——付出稀噓和感歎，一如那張孟林先生的遺照，那投射出來的笑容是10年前的笑容，那桌上擺著的茶是僕人10年前端上來的茶。但那照片中的人與物已身軀不存、形影不在。

《果園城》雖是一部鄉土小說，它像一曲懷鄉挽歌，一幕昏黃畫布，但師陀對於中國鄉土與人物的描寫，早已超越地域性、風俗化的一般作品，而是深入到民族命運與生存處境的反思和審視，以及對即使螻蟻度日、順從忍受也安然自享的中國人民深刻的同情與眷念。正像小說中那座凝視大地上生來死去的「塔」，它看到的是浮生百態、眾生嘻嚷，更看到天地有愛、生命無常。

註1：師陀，〈果園城記‧序〉，載於劉增杰編校，《師陀全集》（第1卷，下），開封：河南大學，2004，頁452。

註2：《師陀全集》（第1卷，下），頁454。

註3：《師陀全集》（第1卷，下），頁487。

註4：《師陀全集》（第1卷，下），頁455～456。

■夏曉鵑

想到希臘，大家會想到什麼呢？是浪漫的俊男美女，還是電影《媽媽咪呀！》的碧海藍天？這些想像也許都是真實的，但卻不是我這次去希臘開會的經驗。

2009年10月底到11月初國際移民／工聯盟（International Migrants Alliance, IMA）在希臘雅典召開第二屆「國際移民／工與難民大會」（International Assembly of Migrants and Refugees, IAMR），同樣的會議，前一年在馬尼拉召開。

各國政府在3年前組成了GFMD（Global Forum on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移民／與發展全球論壇」），每年都在討論要怎麼樣利用在海外辛苦工作的移民和移工匯回母國大量的金錢，來幫國家和企業賺更多的錢，由於這樣的論壇不是關心移民和移工受到什麼樣的剝削、歧視、欺騙等不平等待遇，更不是去想辦法保護移民和移工，因此去年國際移民／工聯盟便發起「國際移民／工與難民大會」，向這些把移民／工的血汗錢當成賺錢工具的政府抗議，並讓更多人知道移民和移工被剝削的真相。因此，這個大會的舉辦地點是跟著政府開的GFMD跑的：2008年在菲律賓的馬尼拉，2009年在希臘的雅典。

雖然同樣在雅典開會，我們和GFMD的處境卻大不相同。GFMD的官員們在豪華五星級的大飯店開，而由GFMD出錢舉辦的所謂「非政府組織論壇」，也同樣是在豪華的海岸渡假中心舉辦。這些非政府組織大部分是有錢的機構，他們號稱是做移民／工服務，但是移民／工自己組成的草根組織，例如IMA的會員組織，卻無法進入這個非政府組織論壇。而IMA這個草根團體聯盟辦的大會，因為很窮，只能住在非常破舊的旅社，4人到8人擠一間，有些人的房間甚至連門鎖都是壞的，晚上凍得要死時，暖氣卻不能用而冷到一整晚無法睡覺。至於開會的會場，是由雅典當地的社運組織幫忙借的免費大學教室，舊舊髒髒的，我們開會前一晚還必須一起到會場打掃，把大學生丟在地上的垃圾清理乾淨！

我們住的地方是在雅典市中較貧窮的地區，接近工人社區。由於經濟困境，尤其是過去一、兩年全球性的經濟危機，使工人階級的生活更加困苦。像其他國家一樣，政治人物常常利用工人階級經濟困難的現實，製造反對移民和移工的的仇視外來者情緒，來取得他們在政治上的勢力。希臘是歐洲裡較貧窮的國家之一，面對其他有錢國家，他們也受到不一樣的眼光，心裡本來就不舒服，再加上政治人物的操弄，有些工人階級的朋友把移民和移工當成搶飯碗的敵人，恨不得把這些移民和移工都趕走。看到同樣是被剝削的工人卻被政客操弄而仇視移民和移工，實在令人難過。弱勢者常常是相互的敵視而不是團結，讓有權有錢的統治者很安心，因為弱勢者越是分裂，越是花力氣在彼此的爭執，而不會一起對抗有權有錢的人，而有權有錢者的勢力就越不會被挑戰，可以繼續安心的享受他們的權勢。希臘當地的團體告訴我們這一群來開會的「外國人」，因為希臘有敵視移民和移工的勢力出現，要我們特別小心，千萬不要單獨行動。

每次在路上要叫計程車，我們都必須經歷司機只在白人面前停車，經過我們就快速開過的不愉快經驗。有一次我和一位菲律賓朋友、一位非洲朋友在路上要攔車，看著一台台空計程車在我們面前加速開過，我實在忍不住被種族歧視的憤怒大喊：「真是太過分了，我看我們只有回旅館請櫃台幫我們叫車，在這裡根本沒有司機要停下來。」非洲朋友無奈的笑笑，我想他一生中必定因為黝黑的皮膚而受盡各種歧視了吧！菲律賓朋友說：「沒關係，要有信心，一定會有好心人的！」又過了一會，終於有輛計程車停下來願意載我們，更有趣的是，這位司機朋友曾經當海員，並在菲律賓住過一段時間，也就是說，他也曾經是位移工呢！菲律賓朋友說的沒錯，遇到再多的歧視，我們也要有信心，一定會有好人的！

這次大會討論了許多各國移民／工面對的問題，以及之後大家要如何團結抵抗的各種策略。我代表姊妹會報告了我們培力姊妹的方法，以及到目前為止所達到的修法成果，以及正在進行的南洋姊妹劇團和紀錄片計畫。大家聽到姊妹會的努力感到很興奮，希望我們的經驗可以與其他國家的婚姻移民交流，鼓勵她們像姊妹會的姊妹們一樣，走出孤立的困境，組織團體，勇敢的爭取自己的權益。

大會結束的晚上，主辦單位辦了一個遊行活動，抗議GFMD。這個遊行因為前面提到的緊張氣氛，一直不確定我們這些「外國人」是否能全部參與。直到當天下午，主辦單位的負責人才向大家報告，經過仔細的評估，以及和各個團體的密切討論，他們決定IMA的成員走在遊行隊伍的最前面，當地團體的人會在旁邊維護安全。主辦單位說：由於政府一直低調處理GFMD在雅典開會的事，社會上對此議題的關注不高，再加上反移民／工的勢力，他們預估遊行參與者不多，大概「只有」一千人！我聽到一千人對當地的組織而言是很少的，心想他們平常的組織動員實在太厲害了，在台灣如果有一千人，我們大概覺得是非常成功的遊行了吧！

當地的組織者決定在晚上辦遊行，因為這樣上班的人才能在下班後趕來遊行。遊行隊伍在大家緊張又興奮的情緒下開始前進，負責指揮隊的當地組織工作者非常認真，一路上確認隊伍的完整，絕對不能有人落在後面。遊行吸引了很多媒體，我們走在隊伍最前方，更是媒體的焦點。回頭看到有好多本地人參與遊行，而且有很多年輕人，組織者估計，遊行隊伍中至少有5、6千人！我拿著IMA的會旗，跟著大家吶喊著不同語言的口號：「No to GFMD! No to Forced Migration!」（反對GFMD，反對強迫遷移））「We are workers! We are not slaves!」（我們是工人，我們不是奴隸！）「The people united will never be defeated!」（人民團結，永不挫敗！）「Long live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國際團結萬歲！）

遊行那晚雖然很冷，但是看到這麼多人在這麼艱難的情況下，不顧一切的參與了遊行，爭取移民和移工的權益，我的心和身體跟著一波又一波的口號也沸騰了起來，因為我們用行動證明「人民團結，永不挫敗」！

（南洋台灣姊妹會組織發展委員會召集人）

歡迎對立報的任何批評指教。請由立報首頁點選「討論區」，或點選 討論區